作為無黨派人士，他害怕造成分裂的黨派成見，寫道，“最使我心煩的想法是，我們思想的一致性包括什麼？怎樣的觀點能使我們大家，不管何種傾向，相聚在一起？”他自稱是“俄羅斯的歐洲老人”，深信歐洲的“各種對抗在俄羅斯的思想基礎上得以和解”。他全心全意致力於這種俄羅斯的團結：所有的黨派都應該以對國家和對人類的熱愛而融合起來。他從西伯利亞寫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見解，俄國將了結歐洲，天職使然。這在我早已了然於心了。”他在別處還把俄國人說成是“空閒的民族，心中裝得下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出於也許只是早熟的信念而對俄國人民的重要性產生錯覺（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那並非因為沙文主義的自負，而是憑著直覺和極高的智力，他認為，作為俄國人，他看出了造成歐洲分裂的原因以及各黨派不同的激情。談到普希金的時候，他對普希金“同情普天下的特性”表示讚賞，並添加道：“這種天賦普希金是與我們的人民分享的，正因為如此，普希金尤其是民族的。”他認為俄羅斯靈魂好比“調解歐洲各種傾向的場地”，繼而驚呼：“哪個真正的俄國人不首先考慮歐洲！”甚而至於語驚四座：“俄羅斯流浪漢要看到世界得到幸福心裡才平靜得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羅斯對未來急切的熱望，其特性應達到泛人類的最高程度，俄羅斯思想將來也許是歐洲全部思想的綜合，儘管歐洲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地按不同的民族特性發展各自的思想。”他始終不渝地把視野投向國外，關於法國和德國的政治和社會的評論對我們來說是這部書信集最有趣味的段落。他旅行，流連意大利、瑞士、德國，起先出於了解這些國家的願望，繼而被連續不斷的金錢問題所困滯留數月之久，抑或因缺錢無法繼續旅行、還不起新債，抑或害怕返回俄國還不起舊債而重嘗鐵窗之苦……他四十九歲時寫道：“按我的健康狀況，哪怕蹲六個月的監獄都忍受不了，尤其是我無法寫作了。”
但在國外，他很快感到缺少俄羅斯的空氣，缺少與俄國人民的接觸；斯巴達、托萊德、威尼斯對他都不合適，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適應氣候，不感到開心。他給斯特拉克霍夫寫道：“唉！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生活在國外對我來說是多麼難以忍受，一言難盡哪！”沒有一封流亡信件不包含同樣的抱怨：“我必須去俄國，這裡我膩得慌……”彷彿他能在那邊就地吸取其作品的秘密食糧，彷彿一旦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便缺乏活力：“我沒有寫作慾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要么下筆艱難。我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心想肯定是我需要俄羅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回去。”別處寫道：“我需要俄羅斯，為了我的工作，為了我的作品……無論我們生活在什麼地方，或德累斯頓或別處都無關緊要，一旦脫離祖國，到處都是異鄉他國，這種感覺太清晰了。”他還寫道：“您要是知道我感到多麼一無所用多麼渺不相關就好了！……我變得糊塗和遲鈍，失去了俄羅斯習性。這裡沒有俄羅斯氣氛，沒有俄羅斯百姓。總而言之，我壓根兒不理解俄國移民，他們都是瘋子。”
然而，他在日內瓦、在沃韋寫下了《白痴》、《永久的丈夫》、，而自認不算稀奇：“您對我這裡的工作真是過獎了，其實我很落後，並非落後於世紀，而是對祖國所發生的事了解不及時（當然比您更了解一些，因為每天我從頭到尾讀三份報紙，還訂兩份雜誌），但快不熟悉人生鮮活的過程了。並非不熟悉人生的觀念，而是不熟悉人生的本質了，但，熟悉人生的本質對文藝工作是多麼重要啊！”
因此，“世界情誼”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堅定：民族主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補充。他不知疲倦地不斷聲討當時那邊稱之為“進步分子”的人們，“那幫政客族等待著俄羅斯文化的進步，但並非民族寶庫有機發展的進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進步。”“法國人首先是法國人，英國人首先是英國人，他們的最高目的是保持他們自己。這是他們力量之所在。”他站出來反對“那些使俄國人背井離鄉的人們”，提醒大學生“不要脫離社會擯棄社會，不要遠離人民，跑到國外某個地方，躲進歐洲主義裡，即從未存在過的世人的絕對境界，進而自絕於人民，蔑視人民，輕視人民。”這種提醒比巴雷斯早得多。正如巴雷斯有關“不健康的康德主義”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領導的雜誌序言中寫道：“不管從外國引進的思想多麼豐富，要想在我國紮根，適應環境，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條件才行：我們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來啟示和推動，在實踐中自然而然地產生這種思想，出於民族生活的急需，出於大家實際上公認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穩定的社會都不是建立在從外國進口的預訂綱領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鮮明更急切的宣言了。
與此相近的另一面在巴雷斯作品中卻是找不到的，為此我感到遺憾，脫離本土一段時間以便無成見地自審，這種能力標誌著非常堅強的個性，同時，善意地審視外國人的能力則是一種偉大而高貴的天性。況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曾預見我們會是盲人瞎馬，下列說法以資為證：“無法讓法國人醒悟，無法阻止法國人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再說，法國人很少了解世界……更有甚者，法國人根本不想了解世界。這是全民族共同的特點，非常典型的特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巴雷斯相比最明顯最幸運之處在於他的個體主義，而與尼采比較，我們發現他是個了不起的典範：不自負不自滿，有時則相信自我的價值。他寫道：“這個世界上最最困難的是保持自我。”還說：“不應該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為在他看來，沒有愛國主義沒有個體主義，就根本不可能為人類服務。如果上述宣言曾打動過一些巴雷斯主義者，那麼下面引述的宣言是否會激起巴雷斯主義者的反感呢？
“新一代人類的美學思想被攪得混亂不堪。社會的道德基礎一旦陷入實證主義，不僅得不出結果，而且無法給自己下定義，其想望和理想越來越糊塗。是否事實還太少，不足以證明社會不能如此建立？這樣的道路不能引向幸福？而且幸福不會來自迄今人們所想像的地方？但又來自何方呢？世人寫了那麼多書，卻不得要領：西方人失去了基督……西方的沉落，正出於這個原因，僅僅出於這個原因。”讀了這些話，法國天主教徒誰不拍手稱快，如果不碰到下列插入句：“西方人失去了基督，錯在天主教教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徒然企圖“向世界揭示一個不為人知的俄羅斯基督，其本原包括在東正教教義中”——法國天主教徒根據自己的正統教義對此充耳不聞。至少在今天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來的話等於白說了：“我認為，我們未來文明威力的本原就在於此，復興整個歐洲的原則也在於此，我們未來力量的全部本質更在於此。”
同樣，如果德·沃居埃先生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看出其人“激烈反對思考，反對生活的豐沛”，說他“聖化白痴、中立者、懶漢”等等，那麼我們從別處，即，皮延斯托克未收入書信集的一封給他兄弟的信中讀到：“這是些所謂頭腦簡單的人。但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比一個頭腦復雜的人要危險得多。”有個姑娘想“成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了想做護士或助產士的意願，他回信道：“……經常關注自己的文化修養，就是致力於一項百倍有用的活動”，接下來寫道：“先關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嗎？……我們的大部分專家都是些學識淺薄之輩……我們的大部分男女大學生完全沒有任何學識。他們能為人類做什麼喲！”誠然，我並不需要這番話語也懂得德·沃居埃先生錯了，不過我們都可能出差錯，故以資為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輕易表態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雖然霍夫曼有資格說：“從最為人道的意義上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會主義者，始終不渝的社會主義者”，但我們卻在書信集中讀到：“社會主義已經侵蝕歐洲，倘若聽之任之，它將摧毀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雖是保守的，但非傳統主義分子；雖是沙皇制度的擁護者，但又是民主派；雖是基督徒，卻不是羅馬天主教徒；雖是擁護自由的，但非“進步人士”，他始終叫人不知道拿他怎麼辦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種黨派的東西，因為他從不相信除了承擔自己的角色還有過剩的智力，或為了一時的目的有權傾向一方一派，有權使這類微妙至極的樂器走調。他寫道：“所有可能的傾向（異體字是作者原有的）頻頻向我表示歡迎（1876年4月9日），關於這些傾向，我很想寫篇文章談談因紛至沓來的信件所引起的印象……但經過思考，我突然發現這篇文章不可能寫得十分真誠。缺乏真誠，寫它幹什麼？”他想說什麼呢？無非是說，寫這類應景文章，要博得各方喜歡才可成功，那他就不得不勉為其難，迫使自己的思想極度簡單化，不管其情理，把自己的信念拋到九霄雲外。而他不會同意這樣做的。
陀氏的個體主義並非無情，而且與朴素真誠的思想渾然一體，他只在確保其豐富複雜、總體性的情況下才推出這種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們當中未獲成功，並沒有什麼更重大更隱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偉大的信念一般總帶幾分推理上的不誠實，而信念往往不需要頭腦。不過，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夠的頭腦，很快就會明白一種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闡明才不脛而走，風行天下，而是只通過一個側面就可加以堅決推廣。
為了使一種想法獲得成功，必須單單提出這種想法，換句話說，為了成功，必須只提出一種想法。找到一個好方法還不夠，關鍵在於抓住不放。公眾看到每個名字都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容忍不了費腦子的東西。聽到稱呼巴斯德，便立刻想起：哦，狂犬病；尼采？超人；居里？鐳；巴雷斯？土地與幽靈；坎通？血漿；正如平常所說，一提到博尼比斯就想起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如果他只“發明”馬鈴薯，單單靠這項蔬菜，他的知名度就超過他對我們整個菜園種植的功勞。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點兒飲譽法國，當德·沃居埃別出心裁地稱道“忍痛的宗教”，從而把最後幾章所包含的學說概括成一道口頭禪似的輕便公式。我不懷疑這道公式寓於作品之中，提煉得恰到好處……但不幸的是，沒有包含其人，而其人超出一切限界，無處不在。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這樣一類人，對他們說來，“惟一必要的事是認識上帝”，至少很想把這種對上帝的認識貫穿到他的作品中，散播在他復雜而焦慮的人道感受裡。
易卜生也不容易概括，也是這樣一類作家，他們的作品多為提出疑問而不是提供答案。 《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敵》這兩個劇目相當成功，並非因為無比卓越，而是易卜生搞了個似是而非的結尾。觀眾很不滿意，因為作者未給出明顯的結局，他們認為不明確是造孽，是思想懶惰，或信念薄弱。公眾通常很少欣賞才氣，他們衡量作者的信心光憑力度，光憑堅持不懈和千篇一律的確認。
我不打算再擴展已經很廣的主題，今天不想明確闡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說，只想指出他的學說在西方學人眼裡所包含的矛盾，而西方學者對這種調和兩個極端的願望通常不大適應。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深信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以及個體主義和忘我精神之間的矛盾，僅僅是表面的。他認為，為理解這個根本問題的某一面，各對立的派係與真理都離得一樣遠。請允許我再引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大概比一段評論更能闡明他的立場：“非得泯滅個性才能得到幸福嗎？靈魂得救寓於自我消失之中嗎？我說，正好相反，不僅不應該自我消失，還應該加強個性，甚至加強到西方達不到的高度。請明白我的意思：自願的犧牲，完全有意識和不受任何約束的犧牲，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犧牲，在我看來，標誌著最高發展的個性，最優越的個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發展的個性是完全相信有權威為個性的，不再為自身擔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說不可能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為他人犧牲，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順利的個性。”我摘自《論資產階級》一書中《國外旅行》一章，皮延斯托克先生把它附在該《書信集》譯本中發表做得很對。
這個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教誨。基督說：“誰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將失去它，誰為自愛獻出生命必將使它享受永生。”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冬，五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給雅諾夫斯基寫道：“應當承認老了，但不去想它，還想重新創作哩（他當時正準備《卡拉馬佐夫兄弟》），打算發表些東西，以便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對生活還處在翹企之際便可能一切如願以償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這種幸福，這種超越痛苦的喜悅潛伏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預感的那種喜悅，也是我總括起來指責德·沃居埃先生視而不見的那種喜悅。
這個時期，陀氏書信的筆調突然改變了。老的通信者跟他一樣住在彼得堡，他不再給他們寫信，只寫給陌生人和偶然的通信者，因為他們有求於他，以便得到感化、安慰和指引。幾乎所有的信件都值得引述，不如請大家自己去看書吧。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引導讀者去看這本書。
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擺脫了金錢的困擾，暮年重整旗鼓，領導《文人報》，但該報時出時停。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即他逝世前三個月，他給大名鼎鼎的阿克薩科夫寫道：“我承認，作為朋友向您承認，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報》後，經常跪著久久祈禱上帝，願上帝賜予我一顆純潔的心靈，賜給我純正完美的語言，無邪無欲的語言，不惹眾怒的語言。”
這份《文人報》在德·沃居埃先生眼裡，只是“曖昧不明的頌歌，缺乏分析和辯論，不登大雅之堂”，幸虧俄國人民另眼相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感到，各種思想可以不經橫蠻統一而達到一致，這一夢想圍繞著他的著作差不多已經實現了。
他逝世的噩耗使各種思想的交融鮮明地顯示出來。如果起初“搗亂分子企圖搶奪陀氏的屍體”，那麼很快人們看到，“帝國各種政黨各路敵手各類支離破碎的旗號統統被這個死者狂熱地會聚在一起了，俄羅斯一旦為一種民族思想所激勵，便擁有突如其來的融合的秘訣。”這段文字出自德·沃居埃先生之手，我在對他的論著表示種種保留之後，很高興引用這些高雅的話。此公後面還寫道：“正如人們常說，老沙皇們不斷'歸併'俄羅斯的土地，這位精神之王則歸攏了俄羅斯的人心。”
目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正在歐洲歸化著各種有生力量，緩慢地推進，幾乎神秘地推進，尤其在德國，陀氏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在法國，新成長的一代比德·沃居埃一代更好地確認和欣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德。推遲他成功的隱秘因素，將成為持久地確保他成功的隱秘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