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們可能會說，我們邀請您講婦女和小說——那和一間自己的房間有何關係？我會試圖解釋清楚。當初你們來邀請我講婦女和小說，我坐在河岸邊開始在心裡捉摸：這幾個詞兒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可能是指對范妮·伯尼稍作評論；對簡·奧斯丁略為詳述；對勃朗特姐妹恭維一番，並且對大雪覆蓋的哈渥斯牧師邸宅略加描繪；如果可能的話，給米特福德小姐幾句機智的評語；對喬治·愛略特深表敬意；對蓋斯凱爾夫人亦須提及；如此即可功德圓滿。但是再瞅一眼，這幾個詞兒似乎並非如此簡單。對於婦女與小說這個講題，或許你們原來的意思是指婦女以及她們究竟是何等模樣，或者指婦女以及她們所寫的小說，或者指婦女以及描寫婦女的小說，或者不知為何緣故這三種意思相互交錯混合，而你們是要我從綜合的觀點來思考它們。然而，當我開始從最後那種綜合觀點來思考這個題目，這似乎是最有趣的方法，我很快就發現，它有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我將永遠不可能得出結論。我將永遠不可能履行我心目中演講者的首要職責——在一個小時講演之後，給你們一塊純粹真理的金塊，包裹在你們筆記本的紙頁之間，永遠保留在壁爐架上。我力所能及的，不過是在一個次要問題上，為你們提供一點意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她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我那麼一說，你們就會發現，關於婦女的真實本質和小說的真實本質這個重大問題，我並未作出解答。我逃避了對這兩個問題作出結論的責任——婦女與小說，就我而論，依然是個尚未解答的問題。但是為了作出一些補償，我將盡我所能，向你們披露我如何會得到這個關於房間和金錢的見解。我將在你們面前盡我所能充分而自由地展示，導致我產生這個想法的一連串思索。如果我把這番聲明背後所隱涵的種種想法和偏見都透露出來，或許你們就會發現，它們與婦女有些關係，與小說也有些關係。無論如何，當一個論題具有高度爭論性——凡是涉及性別的問題莫不如此——人家就沒有希望說出真實想法。他只能說明，他是如何才會得到他所確實持有的某種見解。他只能給他的聽眾們一個機會，讓他們在觀察演講者的局限、偏見、癖嗜之時，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在這兒，小說所包涵的真理似乎多於事實。因此我建議，讓我利用一位小說家所有的自由和特權，把我來此之前兩天中的故事講給你們聽——我是如何被你們放在我肩膀上這個題目的重量壓彎了腰，我思考著它，使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內外發生作用。我不必說明，我將要敘述的情況並不存在；牛橋大學是一種虛構；費恩漢姆也是如此；“我”不過是代表某個虛構人物的權宜術語。謊言將從我唇間汩汩流出，然而或許有些真理混雜其中；尋出真理，並且決定是否有任何部分值得加以保留，這就是你們的事了。如果沒有，你們當然會把它全部扔進廢紙簍裡，並且統統忘記。
於是我就在這兒（叫我瑪麗·貝頓、瑪麗·塞頓、瑪麗·卡邁克爾或者你們所喜歡的任何名字——這毫無關係）坐在河岸旁邊，那是在一兩個星期之前，正逢十月晴天，我陶醉於沉思之中。我剛才所說的關於婦女和小說的話題，需要對一個引起種種偏見和激情的題目作出結論，就像一條硬領卡著我脖子，壓得我抬不起頭。在我左邊和右邊，長著某種灌木樹叢，一片金黃和緋紅，在炎熱的陽光中色澤鮮豔如火。在遠處河岸上，那些柳樹長髮披肩、垂首悲泣。河水映出了它從天空、橋樑和鮮豔如火的樹叢所挑選出來的種種景色，在一位大學生劃著小船衝破那片河中倒影之後，它們又完整地合攏，似乎他從未駕舟經過此處。人家可以在那兒整整坐上一個小時沉思遐想。沉思——給它一個它不配擁有的更高貴名稱——已經把它的線索垂入河中。思想的線索擺動著，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了，它像釣魚絲線一般在河中倒影與水藻叢中擺動，隨著水波浮沉，直到——你知道我不過是這麼輕輕一拉——突然有一個觀點在思想線索的末端凝聚；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上來，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攤在地上。哎呀！一旦攤在草地上，我的那個思想觀點看上去是多麼渺小，多麼微不足道；它就像是那種小魚，一位好漁夫會把它放回水中，讓它可以長得肥大一點，以便有朝一日值得烹食。現在我不再拿那個思想觀點來麻煩你們了，然而如果你們仔細觀察，你們自己或許會在我正要講的話題之中發現它。
然而，不論它多麼渺小，它還是擁有它那種神秘特性——一旦把它放回心中，它立即變得令人激動，而且十分重要；當它上躍下沉、四處閃爍之際，它激起如此強烈的一陣思想震盪和騷動，使人不可能再端坐不動。正是因為如此，我發覺自己正在以極快的步伐穿越一片草坪。立刻有一個男人的身影站起來阻擋我。起初我並不明白，那個穿著夜禮服襯衫和常禮服、看上去怪模怪樣的傢伙所做的手勢，正是針對著我。他臉上的表情既驚駭又憤慨。是本能而不是理智幫助我醒悟：他是位教區管事；我是個女人。這兒是草坪；那兒是小徑。只允許研究員和學者到草坪上散步；那條碎石小徑才是我該去的地方。這些想法是一剎那間作出的判斷。當我走回到那條小路上，教區管事才放下了剛才為了警告我而舉起的雙臂，他的臉色也恢復了通常的平靜安詳，雖然草坪要比碎石小徑走起來更加舒服，也並未造成多大損害。不論這是一所什麼學院，我對於它的研究員和學者們所能提出的唯一控告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那塊被碾草機不斷地滾壓了三百年的草坪，他們把我那條思想觀點的小魚兒嚇得躲起來了。
至於那是個什麼觀點使我著了迷，竟然大膽闖入這片草坪，我現在不記得了。平靜安詳的精靈，像一片雲霞從天而降，如果這祥和的精靈會在某處逗留，那就是在晴朗的十月早晨逗留在牛橋大學的場地和庭院裡。漫步穿越那些學院，經過那些古老的大廳，當前坎坷的現實似乎被磨光了；軀體似乎被籠罩在一間奇妙的玻璃小屋裡，沒有聲音可以穿透進來，而心靈已經和任何事實脫離接觸（除非重新擅自闖入草坪），可以任意沉浸於與當時情景相和諧的遐想之中。純粹出於偶然，我無意之中想起了一篇描述在漫長的假期中重訪牛橋的陳舊散文，於是就想起了散文家查爾斯·蘭姆——薩克雷曾舉起一封蘭姆來信按在前額上說道：聖查爾斯！事實上，在所有已故文人中（我把我當時的想法告訴你們），蘭姆是最為意氣相投的人物之一；你會很想對他說：那麼告訴我，你是如何寫你的散文的？他的散文甚至要比麥克斯·比爾博姆的更好，我想，比爾博姆的散文十全十美無瑕可擊，在蘭姆的散文中閃耀著熱情奔放的想像力，天才的霹靂閃電使他的散文白璧微瑕不太完美，然而其中蘊含的詩意猶如星光在字裡行間閃爍。大約在一百年前，蘭姆來到牛橋。他的確寫了一篇散文——標題我已遺忘——論及他在這裡看到彌爾頓一篇詩歌原稿。或許就是《利西達斯》，蘭姆在散文中寫道，想到通常版本《利西達斯》中的任何一個字竟然會與原稿中有所不同，他是多麼驚訝。想到彌爾頓居然會更換詩中用詞，對他而言似乎是一種褻瀆行為。這使我想起我所能回憶的《利西達斯》部分詩句，並且以猜測自娛：哪個字是被彌爾頓更換過的，為什麼要更換。我忽然想起蘭姆當年所見原稿離這兒只有幾百碼遠，我可以追隨蘭姆的足跡穿越學院的四方庭院，到保存著那個珍本的著名圖書館去。不僅如此，當我將此計劃付諸實施之時，我想起來了，正是在這家著名圖書館裡，也保存著薩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批評家們常說，《艾斯芒德》是薩克雷最完美的小說。但是，根據我的回憶，那種矯揉造作的風格，它對十八世紀文風的模仿，卻是一種桎梏；除非十八世紀文風對薩克雷而言確實是自然的——這是一個看看手稿即可證明的事實，只要看他的修改之處究竟是為了文體的風格，還是為了意義的完善。那麼就先要決定何謂風格、何謂意義，這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實際上已經到了圖書館門口。我必定已經開了那扇大門，因為立即出現了一位表示異議的銀髮慈祥長者，他像守護天使一般擋住去路，但是迎風鼓動著的是黑色袍袖而不是白色翅膀，他一面揮手令我後退，一面低聲表示歉意：女士須有本學院研究員陪同，或持有介紹信方可獲准入館。
即使曾經被一個女人所詛咒，這所著名圖書館也對此完全無動於衷。莊嚴肅穆，所有的珍本都安全地鎖在它胸膛裡，它心滿意足地沉睡著，對我而言，它將永遠沉睡。我再也不會去喚醒館廊裡的迴聲，再也不會去請求接待，當我滿腔怒火走下台階之時，發出了這個誓言。離午餐還有一個小時，如何消磨這段時間？在草坪上散步？在河邊閒坐？這的確是一個可愛的秋天早晨，片片紅葉翩然墜地，漫步閒坐均非難事。然而，一陣音樂之聲飄到我耳邊。有人正在進行某種宗教儀式或慶祝活動。當我經過小教堂門口，洪亮的風琴聲如泣如訴。在這寧靜安詳的空氣中，基督教的音樂聽上去更像是對於悲傷的回憶，而不是悲傷本身；甚至那架古風琴的哀鳴，也被包圍在和平寧靜之中。即使我有權利，我也不想進去，這一次教區管事可能會阻擋我，或許要我出示受洗證書，或許是一封教務長的介紹信。然而，這些宏偉建築物的外表通常像其內部同樣美觀。而且，看看教堂裡的教友聚會，也挺有趣，他們在教堂門口匆匆忙忙地進進出出，就像蜂群在蜂房門口飛舞。很多人頭戴四方帽，身穿學士袍；有些人在肩上披著毛皮領飾；還有人坐在輪椅裡；有些人雖然未過中年，已經被生活壓力折磨得怪模怪樣，令人想起水族館裡喘著氣費勁爬越沙盤的巨大螃蟹和螯蝦。我倚壁旁觀，那所大學的確像個避難所，它庇護了許多希奇古怪人物，如果任憑他們到斯特蘭德大街行人道上去為生存而奮鬥，很快就會被淘汰。我想起了許多關於老學監和老導師們的陳舊軼事，據說某某老教授一聽到口哨聲拔腿就跑——但是我尚未鼓起勇氣來吹口哨，那群可敬的人物已經走進教堂。小教堂的外面保持原狀。你們知道，它高聳的圓頂和塔尖在晚上點著燈，像一艘總是在航行而永不抵岸的大船，在好幾英里外山那邊都能看見。或許這個學院的四方庭院以及它的平整草坪、宏偉樓宇、還有小教堂本身，都曾經是一片沼澤，野草隨風起伏，豬群拱土刨食。必定有一隊又一隊牛馬，我想，從遠方郡縣把整車大石塊拉來，然後用無限的勞力，把這些灰色石塊整整齊齊摞起來，我現在正站在這石牆的陰影中，然後油漆匠把玻璃裝上窗子，磚瓦匠在房頂上用水泥、油灰、鏟子、刮刀忙碌數百年。每星期六，必定有人從一個皮製錢袋裡把金幣銀幣傾注到老工匠們手中，因為他們或許要在整個黃昏痛飲啤酒、玩九柱戲。必定有源源不斷的金銀，我想，隨時流入這個庭院，來維持石塊的不斷供應，使工匠們不停地工作：平整，挖溝，掘土，排水。然而，當時是虔誠信仰時代，金錢被慷慨地捐贈，為這些石塊奠定了很深的基礎；當這些石塊被砌成了石牆，建成了房屋，更多的金錢從國王、王后、貴族的金庫中傾注進來，以保證有人在此唱聖詩，有莘莘學子在此受教育。有人捐贈土地，也有人繳納稅賦。當信仰時代過去而理性時代來臨，金銀的流入仍然繼續不變；設立了獎學金，捐贈了講座基金；不過現在金銀並非來自國王的金庫，而是來自商人廠主的錢櫃，來自那些靠工業發財者的錢包，在他們的遺囑裡，把遺產的一大部分慷慨回贈他們學到技藝的母校，去設立更多的教授席位、講座基金和獎學金。於是就有了圖書館和實驗室，有了天文氣象台，有了昂貴豪華的設備和現在放在玻璃櫃裡的各種精密儀器，而數百年前在這兒野草隨風起伏、野豬拱土刨食。確實無疑，當我在庭院里四週漫步之時，用金銀打下的基礎似乎已經足夠深厚，鋪在野草之上的路徑已經非常結實。頭上頂著托盤的男僕們在幾條樓梯之間匆忙地來回穿梭。艷麗的鮮花在窗前花箱裡怒放。留聲機的樂曲聲從里屋傳出。在此氛圍之中，簡直不可能不凝神回想——不論你在回想些什麼，反正它被突然打斷了。鐘聲響了。是想辦法去進午餐的時候了。
這是令人奇怪的事實：小說家們總是使我們相信，午餐聚會如果值得回憶的話，那必定是因為有人在用餐時妙語連珠或者行為得體。但是，他們很少花一點筆墨來描述所吃的食品。小說家的慣例之一，就是從不涉及靚湯、鮭魚、嫩鴨，似乎靚湯、鮭魚、嫩鴨完全無關緊要，似乎從來無人在餐桌上抽過一支煙或飲過一杯酒。然而，我將在此冒昧蔑視慣例，並且告訴你們，這次午餐開始第一道菜是幾條鰨魚，裝在深盆裡，學院廚師在上面澆了一層最白的奶油，但是到處點綴著棕色斑點，就像牝鹿腹部的色斑。後面一道菜是鷓鴣，然而如果你們以為這僅僅是在盤子裡躺著兩隻去了毛的棕色鳥兒，那就錯了。那些鷓鴣，數量眾多而品種各異，它們都搭配著各種調味汁和涼拌菜，辛辣酸甜，順序而上；搭配的土豆片薄如錢幣，卻並不如此堅硬；配菜中的球芽甘藍狀如玫瑰花蕾，但更加鮮美多汁。烤鷓鴣及其配菜剛吃完，那位一聲不響的男僕，或許就是那位教區管事本人以比較溫和的姿態出現，立即把甜食端上桌放在我們面前，它被餐巾包裹著，就像一堆白糖從波浪中湧出。如果把它稱為布丁而且因此就聯想到大米和澱粉，那簡直是辱沒了它。同時，在玻璃杯裡充溢著黃色、紅色的美酒，喝乾了又被斟滿。於是一股熱流順著背脊淌下去，直到脊椎的中點，那兒是心靈的寶座，漸漸地點亮了內心的火焰，它並非出入於我們嘴唇的被稱為光輝才華的那種小電燈的生硬光芒，那是理性交流的濃厚黃色火焰所點燃的更為深刻、敏銳、含蓄的光彩。不必匆忙。毋須閃光。除了自己本人之外，不必成為任何其他人。我們都要脫離塵世升入天堂，與凡戴克為伍——換言之，當一個人點上一支好煙，倚在窗邊座椅深厚的軟墊之中，人生似乎多麼美好，人生的報酬多麼甜蜜，此恨彼怨多麼微不足道，志趣相投的友誼和交往多麼令人驚嘆。
如果我運氣好手邊有一隻煙灰碟，如果不是由於缺少煙碟而必須把煙灰彈到窗外去，如果事情和實際情況稍微不同，大概就不會看見一隻沒尾巴的貓。當那隻斷尾貓兒悄悄地走過學院的四方庭院，這突兀的景象偶然觸動了我的潛意識智能，使我感情的光彩為之一變。好像有人突然放下了一隻遮光的罩子。或許那杯佳釀已使我不勝酒力。的確，當我注視著那隻曼島貓停留在草坪中央，好像它也在向宇宙提出疑問，我覺得似乎缺少了某種東西，似乎有某種東西改變了。然而，一邊聽著別人談話，我一邊問自己：究竟缺了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改變了？為了回答那個問題，我必須在想像之中把自己置身於這個房間之外，回到往昔歲月，確實回到了戰前，眼前呈現出另一種模式午餐會的情景，那是在離這兒不遠的房間裡；然而那是不同的午餐會。每一件事情都不相同。與此同時，客人們談興正濃，來賓很多，年紀很輕，有男有女；談話顯得輕鬆順利、情投意合、自由自在、興味盎然。在談話繼續進行之時，我把過去那次午餐會談話作為背景，當我把兩次談話放在一起比較，我深信無疑：這次談話就是上次談話的嫡傳後裔，是它的合法繼承者。什麼都沒變，一切都相同，除了一件事——此刻我側耳傾聽，並不是完全在聽所說的話，而是在關注隱藏在話語背後的弦外之音和內心潛流。對了，就是它——改變就在這兒。大戰之前，在如此的午餐會上，人們會談論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聽上去卻大不相同，因為在往昔歲月中，談話伴隨著一種吟唱之聲，它並不清晰，然而優美動聽，激動人心，它改變了話語本身的價值。能否把這吟唱聲調轉化為詞句？或許在詩人幫助之下能夠做到。湊巧我身旁有本書，我把它翻開，在無意之中翻到了丁尼生的詩篇。我發現丁尼生在此吟唱：
。
這是否婦女們在戰前午餐會上吟唱的詩篇呢？
想到戰前午餐會上居然會有人壓低了嗓門哼這些詩句確實滑稽，於是我突然大笑，並且不得不指著那隻曼島貓作為我大笑的藉口，它看上去的確有點可笑，可憐的畜生，沒有尾巴，在草坪中央。它究竟確實生來就是短尾，還是發生意外事故丟了尾巴？這種無尾貓兒，雖然有人說它生存於曼島，是出乎意料地罕見。這是一種奇特動物，形狀古怪而不美觀。這真是奇怪，有無尾巴居然會有如此之大的區別——你知道，這種話不過是人家在午餐會散局起身尋找衣帽時隨口說說而已。
這次午餐會，承蒙主人盛情款待，一直延續到下午很晚的時候。美麗的十月白晝陽光漸漸黯淡，當我穿越林蔭大道時，樹葉紛紛飄落。一扇又一扇大門在我身後輕輕地斷然關閉。許多教區管事把許多鑰匙插進油滑的鎖孔裡；使這座寶庫安然無恙地度過另一個夜晚。穿過了林蔭道，走到了一條馬路上——我忘記了路名——如果往右拐你可以順著道兒一直走到費恩漢姆。然而時間還多得很。要到七點半才吃晚飯。吃了一頓如此豐盛的午餐，幾乎可以不吃晚飯了。這真是奇怪，一小段詩歌竟然會在你心裡發揮作用，使你的雙腿隨著它的節奏沿著道路行走。那些詩句——
在我的血脈裡歌唱，當時我正沿著大路朝赫丁利海灘快步走去。然後，看到海水被堤壩攔截而激起了浪花，我換一個調子吟唱：
多麼偉大的詩人，我突然高聲歡呼，就像人家在薄暮時分情不自禁地歡呼：多麼偉大的詩人！
懷著一種為我們自己的時代而感到妒忌的心情，我想，雖然以當今和往昔相比是愚蠢而荒唐的，我接著又猜想，是否能夠誠實無欺地舉出兩位當代詩人的名字，他們的偉大可與當時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相比。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我注視著泛起泡沫的河水，我想，它們是不可比較的。那種詩歌之所以能夠使人激動得如此心醉神迷、如此欣喜若狂，是因為它讚頌了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或許就在戰前午餐會上經歷過的）某種感情，所以我們很容易、很親切地引起了反應，而不必費心去檢驗那感情，或者把它和現有的感情作比較。但是，當代詩人表達的感情，是此刻創造出來並且從我們身上抽取出來的。人們並未把它一眼認出；往往為了某種原因而害怕它；人們敏銳地註視著它，並且懷著猜忌之心把它和我們所熟悉的陳舊感情相比較。現代詩歌的困難也就由此而生；也正是由於這種困難，任何優秀的現代詩歌，人家都不可能連續記住兩行以上。為了這個原因——我也記不住——我的議論由於缺乏資料而索然寡味。但是為什麼，當我朝赫丁利海灘走去時繼續問道，我們為什麼不復在午餐會上低聲吟詩？為什麼阿爾弗雷德不再吟唱
不再應和
我們是否可以把它歸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8月大砲轟鳴之際，是否男女之間把對方臉上的表情看得如此清楚，知道浪漫的愛情已被扼殺了？在砲火閃光之中，瞅見我們的統治者們的臉色，的確令人震驚（特別是對於婦女而言，因為她們對教育之類問題還抱有不少幻想）。他們顯得如此醜惡——德國、英國、法國統治者們——如此愚蠢。但是不論歸咎於何事，歸咎於何人，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為了戀人的來臨而如此熱烈地歌唱的那種幻想，現在要比當時罕見得多。人家現在只要閱讀，觀察，傾聽，回憶。但是，為什麼要用“歸咎”這個詞兒？如果那是一種幻想，為什麼不去讚揚那場災難？不論它是什麼災難，它畢竟破除了幻想，而把真實來加以取代。因為真實……這些省略符號表示，我在那兒尋求真實而忘了應該在此處拐彎到費恩漢姆去。真的，究竟何謂真實何謂幻想？我捫心自問。例如，這些房屋的真實面目，究竟如何？在暮色之中，它們顯得有些朦朧，紅色的窗戶卻帶有歡快色彩；但是在早晨九點鐘，學童們隨手丟下的糖果和鞋帶使這片紅色看上去粗俗而骯髒。還有那些柳樹，那條河流，以及一直延伸到河邊的花園，現在籠罩於暮靄之中一片朦朧，但是在陽光照耀下金黃和鮮紅交相輝映——究竟哪一個是真實，哪一個是幻覺？我也不必把我反复曲折的思路全都告訴你們，因為在前往赫丁利海灘的途中，我並未找到任何結論，而且我請你們設想，我不久就發覺剛才忘了拐彎，於是又往回走，改變方嚮往費恩漢姆走去。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過，這是十月中的某一天，我就不敢隨便改換季節，去描繪花園牆頭懸垂著的丁香花，以及番紅花、鬱金香和別的春季花卉，使你們對我失去敬意，並且損害小說的美譽。小說必須嚴格依據事實，而且事實越逼真小說就越好——人家這樣告訴我們。所以現在仍然是秋天，樹葉依然是黃的，並且在繼續飄落，如果有任何區別的話，只是比以前飄落得稍快一點，因為已是黃昏時分（精確地說是7點23分），而且刮起了一陣微風（精確地說是西南風）。儘管如此，還是會有某種奇特的因素在悄悄發揮作用：
或許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的詩句要對我的愚蠢幻想負部分責任——當然它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我幻想丁香花在牆頭迎風搖曳，黃蝴蝶在四處翩翩飛舞，花粉在空氣中飄散。一陣微風，不知從何處吹來，它把枝頭嫩葉往上托舉，於是一片銀灰色在空中閃爍。這是日光與燈光交替銜接之際，各種色彩在夕陽餘輝之下逐漸變深，紫紅和金黃的光芒映射在玻璃窗上如火如荼，好像一顆容易激動的心正在搏動；為了某種原因，這個世界之美顯露無遺，然而不久即將消失（現在我推開大門走進花園，因為，很不明智，此門居然敞開未鎖，附近又似乎沒有教區管事），這很快即將消逝的世界之美是雙刃的，一邊刀刃是歡笑，一邊刀刃是痛苦，把心房一剖為二。在春天的暮色之中，費恩漢姆花園展現在我眼前，荒蕪空曠，在長長的野草叢中，散佈著水仙花和風信子，漫不經意地隨風搖曳，在最好的時刻也紛亂無序，現在被風吹得波濤起伏，連根部也被拉動。這棟樓宇的窗戶，在波浪形的紅磚之間呈圓弧形，就像船艙的圓窗，春天的雲彩飛快地飄過，窗戶由檸檬黃變成了銀白色。有人睡在吊床裡，有人快步跑過草地，在這朦朧的光線中，他們不過是幻影而已，一半是真正看到，一半是出於猜測——難道沒人想拉住她麼？然後在陽台上出現了一個彎腰弓背的人影，好像是突然出來呼吸空氣，看看花園，她不容輕視然而態度謙和，前額寬廣而衣衫陳舊——這可能就是那位學者，可能是J——H——她本人嗎？一切都昏暗朦朧，然而又十分強烈，好像黃昏籠罩在花園上的那塊紗巾被星星或刀劍的閃光劈成兩塊——某種可怕現實的閃光，以其特有的方式，從春天的心臟裡躍出。因為青春——
我的湯端上來了。晚飯在大餐廳裡擺好了。現在遠遠不是春天，而是十月中的一個黃昏。大家都聚集在那間大餐廳裡。晚餐準備好了。這兒是湯。它是肉汁清湯。湯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激發幻想。如果盤底有任何圖案，人家可以透過那清澈透明的湯水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盤子上並無圖案。那隻湯盤並無圖案花紋。端上來的下一道菜，是牛肉及其配菜土豆和綠色蔬菜——一道“三位一體”的家常菜，使人想起在泥濘的市場上出售的牛臀肉，葉邊捲曲發黃的白菜芽，人們討價又還價，以及星期一早晨拎著網線袋去菜市場的婦女們。沒有理由對人類的日常伙食表示不滿，因為市場供應充足而煤礦工人餐桌上的食品毫無疑問要更少一點。接下來一道菜，是梅子乾和蛋奶凍。如果有人抱怨，即使有蛋奶凍來加以緩和，梅子乾還是令人不滿，它不是一道慷慨大度的蔬菜（根本算不上水果），就像守財奴的心一樣乾癟多筋，滲出的汁水像守財奴血管裡流動的血液一樣稀薄，那些守財奴有好酒八十年也捨不得喝，有暖和的衣服八十年也捨不得穿，卻又捨不得拿出來施捨給窮人，如果有人要抱怨，他就該仔細想想，有些人甚至連梅子乾也緊緊抱住不放，不肯慷慨施捨。接下來是餅乾和乳酪，於是水壺就被人們隨隨便便地傳過來遞過去，因為餅乾的本性就是乾的，而這些餅乾是地地道道徹底乾燥。菜都上齊了。晚餐結束了。人人都要把椅子從身後拖開，於是就發出一陣嘎嘎響聲；人人都要推門走出餐廳，於是那扇活絡彈簧門猛烈地前後擺動；不久餐廳裡殘留的食物就毫無影踪，無疑已經為第二天的早餐作好了準備。英格蘭青年學子們沿著走廊，登上樓梯，邊走邊唱，乒乒乓乓隨手關門。作為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因為我在費恩漢姆學院並不比我在三一學院或者薩姆維爾、格頓、紐納姆、克賴斯徹奇等學院擁有更多的權利），我是否可以說，“那晚餐不行，”或者說（現在我們，瑪麗·塞頓和我，正在她的起居室裡），“為什麼我們剛才不能在這兒單獨用餐呢？”因為如果我說出這種話，我就已經在窺探調查這棟校舍內部的經濟隱私，在陌生人眼裡，這座學院的外表是如此美好，充滿著歡樂和勇氣。不，不能說這種話。真的，談話的興致在片刻之間衰退了。人類的結構現在就是如此，心臟、軀體、頭腦全都混在一起，一百萬年以後，毫無疑問它們會被裝在各自分開的容器裡，但是現在並非如此，於是一頓好的晚餐對於談話的效果就極其重要。如果一個人飯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夠很好地思考，很好地戀愛，很好地睡覺。脊椎裡的那盞感覺和思維之燈，用牛肉和梅子乾是點不亮的。我們死後或許都會進天堂，而且希望凡戴克在下一個拐彎路口迎接我們——這就是牛肉和梅子乾在當天辛勞的工作結束時所釀造出來的那種含糊曖昧而又淡漠拘謹的心情。幸虧我的朋友，她教自然科學，有一隻碗櫥，裡面放著一個矮胖酒瓶和幾隻玻璃小酒杯——（不過應該先吃一點鰨魚和鷓鴣來墊個底兒）——所以我們可以靠近火爐坐下，對白天生活中的損失略加補償。一兩分鐘之後，我們就隨心所欲地漫談那些奇特而又有趣的話題，這些話題是某個特定人物不在場時在你頭腦裡形成的，當你與此人重新相聚之時自然要談論一番——某人已經結婚，另一位尚未婚配；一個人這樣想，另一個那樣想；某人學到各種知識而大有進步，另一位卻令人吃驚地每況愈下——以這種議論開端的漫談之必然結果，是使我們對於人類的本性以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奇特世界的特徵加以推測和深思。然而，當我們在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很羞愧地意識到，有一種趨勢自動地產生了，並且把一切都引導到它自己的結論中去。人家或許是在談論西班牙或葡萄牙，談論書籍或賽馬，但是不論在談什麼，真正的興趣完全不在於此，而是在於這樣一幅圖景：大約五百年前，許多磚瓦匠在一座高樓屋頂上乾活。國王和貴族們帶來了一大袋又一大袋金銀財寶，往地上傾倒。這幅圖景，總是栩栩如生地映現在我頭腦裡，並且把它自己與另一幅圖景並列，那就是骨瘦如柴的母牛、泥濘的市場、枯萎的蔬菜、老守財奴干癟多筋的心臟——這兩幅圖景互不相關而又離奇荒謬，卻總是在我頭腦裡同時出現並且相互決鬥，使我身不由己地完全聽憑它們擺佈。除非任憑整個談話被那股趨勢誤導扭曲，最好的辦法還是把我心中的想法暴露出來，如果湊巧的話，它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枯萎碎裂，就像當年人們打開埋在溫莎的棺材，那古代國王的頭顱一接觸空氣就化為一堆粉末。於是，簡單扼要地，我把心裡的想法告訴塞頓小姐，這麼多年以來，磚瓦匠們一直在學院教堂屋頂上添磚鋪瓦，國王、王后和貴族們把一袋袋金銀放在肩膀上扛進來，把它們一鏟又一鏟埋進土中；然後我們自己時代的金融鉅子們來了，他們放下支票和債券之處，我想，就是前輩們堆放金磚銀塊的地方。所有這一切，都埋藏在那些學院下面，我說；但是這所學院，我們正坐著談話的地方，在它富麗堂皇的紅磚牆下面，在花園裡荒蕪凌亂的草叢下面，又埋藏著什麼呢？在那樸實無華的瓷器餐具，以及（我來不及剎車就脫口而出）那牛肉、蛋奶凍和梅子乾後面，又隱藏著一股什麼力量呢？
嗯，瑪麗·塞頓說，大約在一八六〇年——啊，但是你知道那個故事，她說，有點厭煩，我猜測，是重複敘述此事令她厭倦。於是她告訴我——辦女子學院要租房屋。開了籌備會議。信封開好了。通知書擬好了。一次次會議舉行了；來信被宣讀了；某某人承諾慷慨解囊；恰恰相反，某某先生——一個銅板也不給。 《星期六評論》出言不遜。我們如何才能籌款租辦公室？我們可以舉辦一次義賣會嗎？可否找位漂亮姑娘坐在前排？讓我們參考一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是否有人能夠說服某某日報主編刊登一封呼籲書？能否請某某夫人在呼籲書上簽個名？但是某某夫人不在城裡。大約六十年前，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辦這件事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花了許多時間。經過長期奮鬥，歷盡艱辛，她們才籌募到三萬英鎊。因此我們顯然不能飲美酒吃鷓鴣，也僱不起頭上頂著托盤來上菜的僕役，她說。我們不可能擁有沙發椅和個人獨用的房間。 “至於舒適的生活設施，”她引用某本書上的話說，“只好等到以後再說。”
想到那些婦女們一年又一年地苦幹，卻發覺自己難以積攢到二千英鎊，她們想盡一切辦法才募集到三萬英鎊，我們對於女性不可寬恕的貧窮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嘲笑。那麼，我們的母親大人們這些年來都在幹些什麼，以至於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財產？往她們鼻子尖兒上擦粉？注視著商店櫥窗裡的商品？在蒙特卡洛的陽光下花枝招展地炫耀？在壁爐架上有幾張照片。瑪麗的母親——如果那是她的照片——有可能是個浪費時間的女人（她居然和一位牧師生了十三個孩子），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她的快樂奢靡生活並未在她臉上留下多少歡樂的痕跡。她是一位樸實的家庭婦女；一位披著格子花呢圍巾的老太太，那條圍巾用一隻刻花大別針扣住；她坐在一把藤圈椅裡，鼓勵一隻西班牙小獵犬向照相機看，帶著有趣而又緊張的表情，她肯定一按快門那條小狗就一定要動。如果當年她去做生意；成為人造絲製造商或證券交易所的大款；如果她給費恩漢姆女子學院留下二三十萬英鎊，那麼今晚我們就可以在這兒舒舒服服坐著，而我們所談的話題，就可能是考古學、植物學、人類學、物理學、原子的本質、數學、天文學、相對論、地理學。只要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親以及她母親的母親能夠像她的父輩和祖輩一樣，學會那賺錢的偉大藝術並且留下她們的錢財，去建立女性專用的研究基金、講座基金、各種獎金和獎學金，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在這兒像模像樣地享用一隻家禽和一瓶美酒；我們也就有可能不算過分自信地指望，在慷慨捐贈獎學金所獲得的職業庇護之下，度過快樂而又體面的一生。我們就有可能一直在探索或者在寫作；在這個地球上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消磨時光；坐在雅典帕台農神殿的台階上沉思冥想；或者上午十點鐘上辦公室去，下午四點半舒舒服服回家寫一首小詩。只不過，如果塞頓夫人和她的同類人物都在十五歲就經商賺錢，那就根本不會有瑪麗這個人——這就是我這番議論中的破綻。我問瑪麗，對此有何高見？從窗簾之間望出去，是十月的夜晚，靜謐而可愛，在枯黃的樹枝之間可以瞥見一兩顆星星。她是否打算犧牲她理應享受的那一份秋夜美景，犧牲她與兄弟姊妹們在蘇格蘭遊戲爭鬧的甜蜜回憶（他們有一個幸福家庭，儘管是個大家庭），那兒空氣新鮮糕餅質優令她贊不絕口，她是否打算犧牲這一切，但憑鋼筆一劃，就讓費恩漢姆女子學院獲得五萬英鎊贈款？因為，要給大學捐款就有必要壓低整個家庭的開支。既要發大財，又要生十三個孩子——沒有人能夠受得了。考慮一下這些事實吧，我們說。嬰兒出生之前首先要在娘胎裡耽上九個多月。然後嬰兒誕生了。然後花三四個月時間給嬰兒哺乳。在哺乳期之後，肯定還得花五年時間陪孩子玩。你們似乎不能讓孩子們在街上亂跑。有人曾經在俄國看到孩子們撒野亂跑，便說這不是令人愉快的景象。人們還說，人性是在一歲到五歲之間定型的。我說，如果塞頓夫人一直在賺錢，你們對童年的遊戲和紛爭還會有什麼樣的回憶？對於蘇格蘭的新鮮空氣、優質糕餅和其他一切優點，你們還會知道些什麼？但是，提出這些問題毫無用處，因為你們根本就未曾存在過。不僅如此，提出下述問題也同樣毫無用處，那就是：假設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賺了大錢，並且把它投入學校和圖書館的基金，可能會有什麼結果？首先，經商賺錢對她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們有可能賺錢，當時的法律也拒絕讓她們擁有自己所賺錢財的權利。只是最近四十八年以來，塞頓夫人方始有權擁有屬於她本人的一個便士。在此之前幾百年裡，這都是她丈夫的財產——或許正是這種觀念，使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輩們被拒之於證券交易所大門之外。我們所賺到的每一個便士，她們或許會說，將會從我手中被取走，並且按照我丈夫的想法去投資——或許是在巴利奧爾學院或國王學院設置一項獎學金或研究員基金，因此即使我能賺錢，我對此也無多大興趣。我最好還是把此事留給我丈夫去幹吧。
無論如何，不管是否應該歸咎於照片上那位看著西班牙小獵犬的老太太，毫無疑問，我們的母親們由於某種原因，把她們的事情辦得糟透了。結果沒有一個便士可以用在“舒適的生活設施上”，用在鷓鴣和美酒、管事員和草坪、圖書和雪茄煙、圖書館和悠閒的生活上。用乾巴巴的土塊壘起光禿禿的泥牆，便是她們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
於是我們就這樣站在窗邊漫談，並且向外眺望，就像成千上萬人們那樣每晚眺望夜景，俯視著我們下方那座著名城市的圓屋頂和塔樓。在秋月輝映之下，它非常美麗、非常神秘。古老的石塊顯得潔白而莊嚴。使人想到在下面收藏著的所有書籍；想到鑲了壁板的房間裡掛著的老年主教和顯貴人士畫像；想到那些塗漆彩窗會把球形或新月狀的奇特燈影投射在人行道上；想到各種各樣匾額、紀念碑、墓誌銘；想到噴水池和大草坪；想到面對著學院里四方院落的許多安靜的房間。而且（恕我冒昧），我也想到了那令人羨慕的名煙、美酒、太師椅和可愛的地毯；想到溫文爾雅、和藹可親、高貴儀表，它們是富裕、獨處、悠閒生活的產物。當然，我們的母親們並未向我們提供可以與這一切相媲美的任何東西——我們的母親們發現要籌集三萬英鎊極其困難，我們的母親們為聖安德魯斯教堂的牧師們各自生了十三個孩子。
於是我回到我的小旅館去，在穿越那些黑暗的街道之時，我想想這個又想想那個，一個人幹完整天工作之後，往往會陷入這種沉思。我認真思索，為什麼瑪麗·塞頓沒有財產遺留給我們；貧窮對心靈有什麼影響；財富對心靈又有什麼影響；我想起了早晨曾經見到過的怪誕老紳士們，他們肩膀上都披著毛皮領飾；我又想起了只要有人吹口哨，其中一位就會奔跑；我也想起了小教堂裡奏風琴的轟鳴聲和圖書館里關門的乒乓響；於是我想，被人鎖在門外是多麼令人不快；而且我想，被人鎖在裡面或許更加糟糕；我更想到男性的安全富裕和女性的貧困不安，想到傳統和缺乏傳統對作家心靈的影響；最後我想，現在是時候了，應該把這一天皺縮的外皮和其中的爭論、印象、憤怒、歡笑統統捲起來，扔到籬笆裡面去。成千上萬顆星星在遼闊的藍天中閃耀。個人似乎孤獨地與一個莫測高深的社會相處。所有的人都睡著了——俯臥著，平躺著，默然無語。沒人在牛橋的街道上走動。甚至連我觸摸彈簧推開旅館大門的手也看不見——連旅館裡擦皮鞋的僕人也沒有一個在熬夜等候，替我掌燈送我回屋安寢，時間實在太晚了。
如果可以的話，我請求你們跟隨著我換一個場景。樹葉仍在飄落，然而現在是倫敦，不是在牛橋；而且我必須請你們去想像這麼一間房間，和成千上萬別的房間一樣，有一扇窗，越過街上人們的帽頂、貨車、汽車，與其他窗子遙遙相望，在房內桌上有張白紙，上面寫著《婦女與小說》幾個大字，別無他物。在牛橋用了午餐和晚餐，其必然後果，很不幸，就是要去參觀大英博物館。一個人必須把所有這些印像中的個人偶然因素過濾掉，才能獲得提純的液體，真理的精萃。因為那次牛橋之行和午餐、晚餐，引起了一大堆問題。為何男人飲酒女人喝水？為何男性如此富裕女性如此貧困？貧困對小說有何影響？創作藝術品有何必要條件——立刻有成千個問題湧上心頭。然而人家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問題；獲得答案的唯一辦法，是請教博學多才而毫無偏見的人，他們已經超脫於口舌之爭和肉體困擾，將其研究推論的結果，發表在你們可以在大英博物館中找到的著作裡。我拿起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問我自己：如果在大英博物館書架上都找不到真理，真理又在何處？
有瞭如此的準備，又是如此自信而求索不已，我出發去尋求真理。那天雖然不算潮濕，卻頗陰暗，大英博物館四周街道上，往地窖裡裝煤的門戶全都洞開，一袋袋煤炭正在往內傾倒；四輪馬車在街邊停下，把一些用粗繩紮住的箱子卸到人行道上，箱里大概裝著瑞士或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全部服裝，準備冬天在布盧姆斯伯里地區的公寓裡尋求謀生之道、藏身之所，或者其他合適的日常用品。嗓音總是嘶啞的男人，推著裝滿花木的手推車，穿街走巷一路叫賣。有人在喊，有人在唱。倫敦像一個工場。倫敦像一架機器。我們就像織布梭子，在這空白的底板上穿梭往來，織出一些花樣。大英博物館是這個工廠的另外一個部門。推開幾道活絡彈簧門，就站在博物館龐大的圓形穹頂下，一個人就好像是這龐大的禿頂前額中的一個思想，這前額上圍繞著一條寫滿著名學者姓名的華麗的帶子。走到櫃檯前，拿起一張紙，打開一卷目錄，於是……這兒的五個逗點，代表著互不連貫的五分鐘茫然、驚異和困惑。你們是否知道，在一年之中，人們寫了多少本關於婦女的書？你們是否知道，其中有多少本書是男人寫的？你們是否意識到，你們婦女或許是宇宙中被討論得最多的動物？我帶著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前來，準備閱讀一個上午，以為到上午結束時，我可以把獲得的真理記入筆記本中。但是為了完完全全應付此事，我想，我必須成為一群大象和一窩蜘蛛才行，我實在無法可想，才提出這兩種據說分別是壽命最長和眼睛最多的動物作比喻。我甚至需要具備鋼爪銅喙，方可穿皮透殼。我怎能找到埋藏在這一大堆紙張中的真理微粒呢？我一邊自問，一邊在絕望之中開始用目光在長長的書目中上下求索。甚至那些書名，也給我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性別及其本質，自然會引起醫生和生物學家們的注意；但是，令人驚訝和難解的事實是，性別——換言之即婦女——居然也吸引了其他人士的注意，其中包括受人歡迎的散文家，妙筆生花的小說家，獲得碩士學位的年輕人，沒有學位的男子漢，還有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別無明顯特長的男人們。這兒有些書，從表面上看來，插科打諢、淺薄輕浮；然而另一方面，有許多書是嚴肅而有預見性，講道德而有規勸性。只要看看這些書名，就會想起無數教師和牧師登上講台或佈道壇，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總是超過平常規定講解這個題目的一個小時。這是一個極為奇異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顯然——這兒我檢索到字母M一欄——僅僅局限於男性。女人並不去寫關於男人的書——對此我不得不帶著寬慰的心情加以歡迎，因為如果我必須首先讀完男人寫女人的書，再去讀完女人寫男人的書，那就要等那原來百年開花一次的鐵樹花開兩度，然後我才能動筆寫作。於是我隨心所欲地挑選了大約十二本書，把寫好書號的小紙條放在鐵絲盤裡，在我的座位上等候館員去取書，四周是真理精萃的其他尋求者們。
究竟是什麼原因，形成了這奇特的差別？我一邊在心裡猜測，一邊在英國納稅人所提供的那些本來別有用途的小紙條上畫著車輪。為什麼女人——據此書目來判斷——在男人心目中要比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更加有趣得多？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事實，於是我就在心裡想像那些花時間撰寫有關婦女書籍的男作家的生活；究竟他們是老頭還是青年，是已婚還是未婚，是紅鼻子還是駝背——無論如何，想到自己成為別人關注的對象，總有點兒飄飄然，只要那關注我的人不是老弱殘廢就得了——我就這樣沉浸於遐想之中，直到一大堆書雪崩似地滑倒在我面前的書桌上，我那輕浮的思路才被打斷。現在麻煩開始了。在牛橋受過研究工作訓練的大學生，毫無疑問掌握了某種牧羊方法，會帶著他的問題，穿過分散注意力的眾多歧途而直奔答案，就像把羊趕進羊欄。例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大學生，正在孜孜不倦地抄錄一本科學手冊中的內容，我感到肯定，每過十來分鐘，他就能從知識的礦砂裡提煉出純淨的金塊。在他咽喉部屢次發出表示滿意的輕微咕噥聲，就足以證明他煉金有術。但是，如果一個人很不幸沒在大學裡受過訓練，他所尋求的問題遠遠不是被牧人趕到羊圈裡去，而是像被一整隊獵犬所追逐的驚恐羊群，驚慌失措地東奔西跑四處逃竄。教授們、教師們、社會學家們、牧師們、小說家們、散文家們、記者們，以及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別無其他資格的男子漢們，把我那個簡單的問題——女人為何貧困——不斷地追逐，直到它變成了五十個問題，直到那五十個問題瘋狂地跳進河中，隨波逐流漂走了。我的筆記本里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塗滿了字跡潦草的筆記。為了表明我當時的心境，我願意念一點筆記給你們聽聽，附帶說明一下，那頁筆記的標題很簡單，是《婦女與小說》幾個大字；但是接下來的內容卻是像這樣的提綱：
之婦女觀
之婦女觀
之婦女觀
先生之婦女觀
寫到這兒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的，並且在這一頁邊上加上一句：為何薩繆爾·巴特勒要說，“聰明男子從來不說他們對女人有何想法”？很明顯，聰明男子事實上除了女人從來不談別的。但是，我仰靠在椅子裡，瞅著那個好似大腦的圓形穹頂，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思想而已，然而這思想現在有些窘困，我繼續往下推論，非常不幸之處在於，聰明男子對於婦女從未有過相同的看法。這兒是蒲伯的觀點：
大多數女人完全沒有個性。
這兒是拉·布呂耶的高見：
女人愛走極端；不比男人更好，就比男人更壞——
這兩位相同時代的敏銳觀察家，意見截然相反。婦女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崙認為她們不能。約翰遜博士的意見恰恰相反。她們究竟有沒有靈魂？有些野蠻人說她們沒有。其他人持相反觀點，堅持認為女人有一半是神，並且因此而崇拜她們。有些聖賢認為，她們頭腦比較淺薄；其他人認為，她們意識更加深沉。詩人歌德（Goethe）尊敬她們；納粹領袖墨索里尼（Mussolini）蔑視她們。不論往何處看，男人們總是在思考著女人，並且想法各不相同。簡直不可能把這一切理出一點頭緒，我可以斷定，同時我又懷著妒意瞥了一眼隔壁那位讀者，他正在筆記本上做最最整潔的摘錄，每個條目都用A、B或C字母開頭，而我自己的筆記本上塗滿了最最混亂的、字跡潦草而相互矛盾的摘要。這是令人煩惱、令人困惑、令人屈辱的。真理從我手指縫裡溜走了。一點一滴都沒有留下。
我不可能就此回家，我想，作為“婦女與小說”研究的一種嚴肅認真的貢獻，我不能僅僅加上一句，說什麼女人軀體上的汗毛少於男人，或者南海群島少女青春期開始於九歲——還是九十九歲？ ——由於心煩意亂，甚至連我的字跡也太過潦草而難以辨認了。工作了整整一個上午，卻顯示不出更有分量、更令人尊敬的成績，那簡直是丟盡臉面。如果我不能把握住有關過去時代婦女的真理（為了簡便起見我就用Women一詞的首字母W來稱呼她們），又何必為W的將來去操心呢？儘管婦女問題專家人數眾多學問淵博，去向這些先生們請教，似乎純粹是浪費時間，他們居然還自命為研究婦女及其在政治、兒童、工資、道德等各方面影響的專家。還不如根本不要去翻開他們的著作。
在我默然沉思之際，無精打采，感到絕望，不知不覺地畫了一幅圖畫，我本該像我的鄰座讀者那樣，在畫圖之處寫出一個結論。我畫出了一張臉，一個軀體。這是馮×教授的臉和軀體，他正忙於撰寫他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書名是《女性智力、道德與體力之低劣》。在我的畫像中，他不是一位對於女性有魅力的男子。他軀體笨重，下頜寬闊，為了與下頜相平衡，他的眼睛細小，臉色通紅。他的表情顯示，他正在心情激動地辛苦工作，這使他把手中的筆往紙上戳，好像他在寫作之時正在戳死某種害蟲，然而即使把它殺死，他仍不滿意；他必須繼續不斷地去殺死它；而且即使如此，使他憤怒激動的原因依然存在。瞧著我那張畫，我問道，是否他的太太使他不滿？她是否愛上了一位騎兵軍官？那位軍官是否身材修長、舉止文雅、身穿羔羊皮外套？採用弗洛伊德潛意識心理學理論，他是否嬰兒時期在搖籃裡就遭到一位漂亮姑娘嘲笑？因為甚至在搖籃裡，我想，這位教授也不會是一個可愛的嬰兒。不論是什麼原因，在我的速寫漫畫中，這位教授看上去怒氣沖天、醜陋不堪，正在寫著那本關於婦女智力、道德、體力如何低劣的皇皇巨著。畫圖是結束整個上午徒勞無益工作的一種無聊方法。然而正是在無聊之中，在我們的夢幻之中，那淹沒在深水中的真理，有時會偶爾浮出水面。瞅著我的筆記本，一種非常基本的心理學訓練（還配不上稱為心理分析）向我顯示，那位怒髮衝冠教授的漫畫，是我在憤怒之中畫出來的。當我沉浸於夢想之中，憤怒情緒乘機攫取了我手中的鉛筆。但是，憤怒正在那兒乾些什麼呢？有趣、煩亂、愉悅、厭倦——所有這些情緒，在這個上午相繼湧上心頭，我能夠測出它們的踪跡，說出它們的名稱。憤怒，這條黑蛇，是否曾經潛伏在這些情緒之中？是的，那幅漫畫可以作證，它曾經潛伏其中。它使我明白無誤地聯想到那本書，那個短語，它激起了我心中怒火這個惡魔；正是這位教授關於婦女在智力、道德、體力上低人一等的聲明激怒了我。我的心兒狂跳。我的臉頰發燒。我氣得滿臉通紅。不論有多麼兇，這種憤怒並沒有什麼特別驚人之處。誰也不願意聽別人說，他生來就不如那個矮小男人——我瞅一眼身旁那位男生——他喘著氣，戴著一條簡易領帶，而且這兩個星期都沒有刮過臉。人自然會有些愚蠢的虛榮心。這不過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並且開始在那位憤怒教授臉上畫車輪和圓圈，直到他看上去好像著火的樹叢，或者像一顆火光閃閃的彗星——反正像個幽靈，既無人形又無人味。那位教授現在不過是在漢普斯特德石南荒原（Hampstead Heath）頂部燃燒著的一束火把。我自己的怒火不久便得到了解釋和宣洩；但是好奇心依然留存。如何解釋教授們的憤怒？他們為何憤怒？因為，只要把這些著作所留下的印象稍加分析，其中總有一種慷慨激昂的成分。這種激昂有許多表現形式；它在諷刺、感傷、好奇、譴責之中把自己顯示出來。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成分，它經常出現，卻不能立刻加以辨別確認。我稱它為憤怒。正是憤怒潛伏在下面，並且把它自己與其他各種情緒相混雜。從它各種奇特的效應來判斷，它是經過偽裝和復雜化的憤慨情緒，並非單純的公開率直的憤怒。
不論那憤怒出於什麼原因，審視著桌上那一大堆書，我想，這些書全都毫無用處。它們在科學上毫無價值，那就是說，儘管在人文上它們充滿著教誨、興趣、厭倦，以及斐濟群島居民的各種非常奇異的習慣風俗。它們是在情緒的紅光而不是真理的白光照耀之下寫出來的。所以，必須把它們都歸還到中央那張書桌上去，讓它們回歸到這只碩大無比蜂巢中各自的蜂窩裡去。整個上午工作的唯一收穫，就是憤怒這件事情。那些教授們——我把他們合併成一堆——發怒了。還了書以後我站在廊柱下，四周是一些鴿子和史前時代的獨木舟，為什麼，我重複自問，為什麼他們會發怒呢？我一邊問著自己，一邊漫步走開去，尋找一個用午餐的地方。我此刻稱之為“他們的憤怒”這個東西，它的真實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問道。這兒是一個啞謎，要長時間猜下去，直到我坐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某個小飯館裡，飯菜端上來了，還要邊吃邊猜。一位在我之前用餐的人，把晚報的中午版留在椅子上，在等著上菜之際，我開始懶洋洋地閱讀報上的大標題。一行特大號字母像一條帶子橫貫整頁報紙。某人在南非大獲成功。較小字母的帶狀標題聲稱，奧斯丁·張伯倫爵士正在日內瓦。地窖裡發現了一把沾有人的毛髮的斬肉利斧。某某法官在離婚法庭上對婦女的無恥發表評論。各種別的新聞散佈在報紙各個版面。一位女影星被人從加利福尼亞山崖上用繩子吊下來，卻懸在半空中。天氣將要轉為多霧。來到這個星球時間最為短促的匆匆過客，我想，只要看了這張報紙，甚至僅由這些零碎證據來判斷，也不可能意識不到英國是在男性家長制統治之下。沒有一位有理性的人會看不出來那位教授所佔的優勢。他具有權力、金錢、影響。他就是報紙的經營者、主編、副主編。他就是外交部長和法官。他打板球；他擁有賽馬和遊艇。他是給股東們頒發200%紅利的公司董事長。他把數百萬英鎊財產捐給他所管理的慈善機構和學院。他把那位女影星懸在半空中。他將裁決，沾在斬肉斧上的那根毛是不是人的毛髮；將由他來宣判，那個犯人是無罪還是謀殺，是把他吊死還是把他釋放。除了那霧以外，他似乎控制操縱每一件事情。然而，他還是發怒了。我是由此判斷他發怒的：當我閱讀他所寫的關於婦女的著作之時，我所思考的不是他所說的話，而是他本人。當一位爭論者不動感情地爭論之時，他只是在思考他的論點；於是讀者不得不也去思考那個論點。如果他不動感情地寫作論述婦女的書，用無可爭辯的論據來確立他的論點，而且毫無跡象表明他希望獲得具有某種偏向的結論，那麼人家也就不會憤怒了。人家就會承認這個事實，就好比承認豌豆是綠的，黃鶯是黃的。我當然會說，就讓它如此吧。但是，我剛才發怒了，因為他帶有怒氣。然而那似乎太荒唐了，我在翻閱晚報時思忖，一個具有所有這一切權力的男子漢，居然會發怒。我猜想，在某種程度上，憤怒是不是人們所熟悉的、始終追隨著權力而聽憑它驅使的幽靈？例如，富人經常發怒，因為他們懷疑窮人想要奪取他們的財富。那些教授們，或者更確切一點該稱他們為男性族長們，或許有一部分是為了這個原因而發怒，還有一部分原因在外表上看來就不那麼明顯了。或許他們根本沒有“發怒”；的確，他們經常傾慕別人，待人忠實，在私人生活關係方面堪為楷模。或許那位教授稍為過分地堅持女性的劣勢之時，他所關心的並非她們的劣勢，而是他本人的優勢。那就是他頭腦發熱而過於強調地加以保護的東西，因為對他而言，這是稀世珍寶。對於男女兩性雙方而言——我瞧著他們在行人道上肩摩踵接，往前擠出一條自己的路來——人生是艱難的、困苦的，是一場永恆的鬥爭。它需要有無比巨大的勇氣和力量。作為擁有幻想的生物，人生對我們所提出的超乎一切的最大需要，就是要有自信心。要是沒有自信，我們就與搖籃中的嬰兒一樣。我們如何才能最快地培養出這種極其可貴而又不可估量的品質呢？那就是去想像別人比我低劣。那就是去想像自己與別人相比有天生的優勢——它可能是財富、地位、挺直的鼻樑、或者出自羅姆尼之手的一幅祖父肖像畫——因為人類想像力的可憐的花樣，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對於一位必須去征服、去統治他人的男性族長而言，這種優越感是極其重要的：那就是感到有許許多多人，事實上是人類一半的女人，生來就不如他。這種優越感，必定是他力量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我想，還是把觀察的目光轉向現實生活吧。它是否有助於解釋我們在日常生活的邊緣所注意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心理現象？它是否能解釋我數日之前的驚訝之情？那天Z先生，一位最有人情味、最謙遜有禮的男人，拿起麗貝卡·韋斯特的某一部小說，讀了一段就驚呼道：“這惡名昭彰的女權主義者！她居然說男人們都是勢利之徒！”這聲驚呼令我不勝驚訝——為何韋斯特女士對男性作出了一個真實卻帶有貶意的評語，她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女權主義者呢？ ——那不僅僅是虛榮心受到傷害而發出的呼喊；那是侵犯了他對於自己力量的自信心而發出的抗議。千百年來，女人一直被當作鏡子，它具有令人喜悅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鏡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兩倍。如果沒有這種力量，或許這個地球仍然是沼澤和叢林。我們所有戰爭的光榮史亦無人知曉。我們就會仍然在吃剩的羊骨上畫出野鹿的輪廓圖，而且還在用火石換取羊皮或任何適合於我們樸實趣味的簡單裝飾品。超人和命運之神的手指，就會從未存在過。沙皇和愷撒大帝，也就會從未戴上過或失去過皇冠。不論在文明社會中它們有何用途，對於所有暴力和英雄行為而言，鏡子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為什麼拿破崙和墨索里尼兩人都如此強調地堅持認為婦女低人一等，因為如果她們不處於劣勢，他們就會停止自我膨脹。那可以用來部分地解釋，為何男人常常需要女人。也可以用它來解釋，男人在女人的批評之下是多麼焦躁不安；如果女人對他們說，這本書寫得不好，那幅畫筆法軟弱，或者不論有什麼其他缺點，與男人作出同樣的批評相比，女人的批評不可能不引起更加劇烈得多的痛苦和憤怒。因為，如果她一旦開始說真話，男人的鏡中映像就會縮小；他的人生適合度就會減弱。除非他在用早餐或用晚餐時能夠把自己看成至少有他實際尺碼兩倍那麼大，否則他如何能夠繼續不斷地作出判斷、開化土人、制訂法律、撰寫著作、衣冠楚楚地在宴會上高談闊論呢？我如此這般地反复思索，捏碎手中的麵包，攪動杯裡的咖啡，時時瞥一眼街上的行人。那鏡中幻影絕對重要，因為它激發著生命力，激活了神經系統。把它拿走，男人可能會死，就像癮君子被剝奪了他的可卡因。望著窗外行人，我想，在人行道上的這些人，其中有一半是在那幻影魔力的驅使之下邁開大步去工作。每天早晨，他們在這魔鏡愜意的光芒之中戴帽穿衣。他們滿懷信心、精神振奮地開始一天的生活，相信他們自己會被邀請參加史密斯小姐的茶會；走進房間時，他們對自己說，我比這兒一半的人更為優越，正因為如此，他們說起話來充滿自信、自以為是，這在公眾生活中產生瞭如此深刻的影響，並且在私人頭腦的邊緣留下瞭如此奇怪的註釋。
但是，我對異性心理這個危險而又迷人的課題作出的這些貢獻——這是一個我希望你每年自己有五百英鎊收入時再加以調查研究的課題——卻因必須付賬而被打斷了。午餐賬單是五先令九便士。我給服務員一張十先令鈔票，他去給我找回零錢。我注意到，錢包裡還有另外一張十先令鈔票，此事至今使我驚訝不已——我的錢包居然會有自動孵化出十先令鈔票的力量。我打開錢包，鈔票就在那兒。社會向我提供雞肉和咖啡，床鋪和住所，來換取姑母給我留下的相當數量的紙幣，這些紙幣之所以遺留給我，僅僅因為我與姑母同名，再也沒有別的原因。
我的姑母瑪麗·貝頓，我必須告訴你，是在印度孟買騎馬呼吸新鮮空氣時墜馬身亡。那天晚上，我獲悉繼承遺產的消息，與國會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大約差不多時間。一封律師信件投入了郵筒，當我打開信件，發現姑母永久性地給我留下了每年五百英鎊贈款。在選舉權和金錢這兩者之間——我承認，金錢似乎絕對是重要得多。在此以前，我只能給報社寫點零星雜稿謀生，報導一下這兒的驢賽或那兒的婚禮；我也曾經給人代寫信封，唸書給老太太們聽，剪扎紙花兒，教幼兒園小朋友們認字母，掙幾個英鎊零花錢。這些就是一九一八年之前向婦女開放的主要職業。恐怕我沒有必要去描繪此類工作如何艱苦的任何細節，因為你們可能認識幹過這種工作的婦女；亦無必要去描繪靠如此賺來的錢維持生活多麼困難，因為你們自己可能已經嘗試過了。但是，仍然遺留在我身上而且比上述兩者更糟的傷痛，是昔日的艱辛生活在我內心滋生的恐懼與辛酸的毒素。首先，總是要去幹自己不願意幹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隸那樣苦幹，同時又要諂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