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的索尼婭·托爾斯泰婭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優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烏黑的秀發充滿光澤。她活力四溢、精神飽滿，說話聲音十分好聽。托爾斯泰長期寫日記，他在其中不僅僅記載了自己的希望與想法、祈禱與自責，還有自己犯下的過錯，既有性愛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為了不向未來的妻子隱瞞一切事情，他剛一訂婚就把日記交給她閱讀。她深感震驚，在一個以淚洗面的不眠夜之後，她把日記交還給他並表示原諒。原諒是原諒了，可她沒有淡忘。他倆都是情緒激動的人，有很多所謂的個性。這通常指的是這類人的有些性格很讓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佔有欲強、嫉妒心重；托爾斯泰則無情專斷、氣量狹窄。他堅持要她給孩子餵奶，她也非常樂意；但其中有個孩子出生的時候，她的乳房疼得厲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給奶媽，於是他就無理地沖她發火。兩人時不時地吵架，然後又和好。他們彼此深愛著對方，總的來說，多年的婚姻也還算幸福。托爾斯泰工作起來很努力，筆耕不輟。他的字體常常很難閱讀，不過每寫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為其謄寫，因此能輕鬆辨別其字跡，甚至連他草草寫下的話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據說她謄寫達七次之多。
撰寫此文的時候，我主要引用了艾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生平》，還使用了他翻譯的。莫德的優勢便是他本人認識托爾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記敘也有很強的可讀性。遺憾的是，他也不管讀者需不需要，便大談特談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還認為理應如此。我深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寫的那部完整詳盡、令人信服的傳記。他提供了許多艾爾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後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慮吧。這部書必將長期作為英語傳記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這樣描述托爾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講的妙語趣話讓整個交談十分地輕鬆愉快。最後，他會站起身來說，'現在該工作了'，隨後躲進自己的書房裡，往往手裡還拿著一杯濃茶。誰也不敢打擾他。等他在午後露面，就是準備活動活動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騎騎馬。五點鐘，他趕回來吃晚飯，一通狼吞虎咽，填飽了肚子就給所有在場者栩栩如生地講述剛才散步時的見聞。飯後，他又躲回書房看書，八點鐘來到客廳同家人和任何來客一起喝茶，常常還伴著音樂、朗誦或是孩子們的遊戲。”
這種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讓人知足，如此開開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沒什麼不好——索尼婭生孩子、照顧孩子和房子、協助丈夫工作，托爾斯泰則騎馬打獵、看管地產、撰寫作品。他快要五十歲了，對於人類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時期。青春已逝，驀然回首，他們往往追問自己的生命價值何在；舉首前瞻，又往往感覺前途黯淡。還有一種恐懼，一生都在困擾著托爾斯泰，那就是對死亡的恐懼。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難或重病之際（我們暫且不考慮這些），大多數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中，他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心理狀態的：“五年前，在我身上開始出現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體驗到生命的困惑與凝滯，就好像我不知道該怎樣存活或者該做什麼一樣；於是我倍感失落和沮喪。然而這種感覺過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樣生活。而後，這種困惑時刻再度襲來，愈加頻繁，而且總是同一形態。這種時刻伴以如下問題：生命的目的是什麼？又將去向何方？我感覺自己一直以來的立足點已經土崩瓦解，腳下什麼也沒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復存在，沒有什麼別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滯不動了。我尚能呼吸、進食、飲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類事情，但它們遠非生活，因為其中沒有我認為可以合理實現的願望。”
“所有這一切降臨的時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視為無比幸運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有個愛我也讓我很愛的好妻子、聽話的孩子們，還有一處很大的地產，不需花費多大力氣就能增值變大……我受人讚譽，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覺得自己名氣很大……我擁有強健的大腦與身體，這些情況在我這類人中很少看得到：體力上，我能趕得上收割莊稼的農民；腦力上，我能一口氣工作六到八個小時，而且不會因為如此努力落下什麼惡果。”
“我的精神狀態在自己看來是這樣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誰跟我開的一個愚蠢而惡意的玩笑。”
青年時代的飲酒無度給他造成嚴重的宿醉。他小時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滿，因為他沒有了可以解決生命之謎的理論依據。他曾自問：“我為什麼要活？我該怎樣活？”他遍尋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開始信仰上帝，然而對於一個感情如此豐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來自推理。 “假如我存在，”他寫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們所謂的上帝。”有一段時間，托爾斯泰堅信東正教，但讓他感到厭惡的是，該教博學之士們的生活與其教義並不相符，他覺得自己無法相信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簡單直觀的東西。他開始接近窮人、普通人、文盲當中的信眾。對這些人的觀察越是深入，他就越發堅信：雖然他們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們擁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賦予他們的生命以意義，這份信仰才能讓他們生活下去。
過了數年之後，他才最終形成自己的觀點，而這些年都是充滿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幾句話很難把這些觀點總結清楚，我也是猶豫再三才試圖這麼做的。
他逐漸認為，真理只存在於基督的話語中。他否認那些闡發基督教信條的教義，認為這都是明顯的謬論，是對人類智慧的侮辱，他否認基督神性、聖女生子、耶穌復活。他否認基督聖禮，因為它們根本不是基於基督教義，僅僅是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後還有來生，可是到了後來，當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蒼的一部分的時候，才覺得自我隨軀體死亡而終止是不可想像的。最後在臨終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謂創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於人們良知裡的上帝。人們不免覺得，如此一位神靈簡直就跟半人馬或是獨角獸一樣，純屬想像世界中的虛構之物。托爾斯泰相信，基督教義的核心就在於“不要與惡人作對”這條戒律；他斷定“什麼誓都不可起”這條聖訓不光適用於賭咒之語，而是適用於一切誓言，包括證人席上的話和起誓軍人的話；而“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則不許人們與本國的敵人作戰或是在遭受攻擊時進行自衛。然而在托爾斯泰看來，接受觀點就要付諸行動：如果他斷定，基督教的實質就是博愛謙讓、克己忘我、以德報怨的話，就會認為自己責無旁貸，應當摒棄生活中的享樂，應當謙恭卑下、受苦受難、慈悲為懷。
索尼婭·托爾斯泰作為東正教的虔誠信徒，堅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並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盡守職責。她可不是一個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確，考慮到有這麼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們、確保他們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務，她也實在沒多少時間去思考什麼神性。對於丈夫變化後的人生觀，她既不理解也不贊同，但還是足夠容忍地接受了。然而當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導致行為上的轉變時，她開始生氣了，並毫不猶豫地形之於色。因為他認定自己有責任盡可能地少消耗別人的勞動成果，所以開始自己生爐子、打水、打點衣物。由於想要自食其力，他請來一個鞋匠教他怎麼做鞋子。在亞斯納亞·波良納，他跟農民們一起幹活兒，耕田地、運乾草、砍木頭；伯爵夫人對此極力反對，因為在她看來，他從早到晚幹的都是沒什麼用處的活兒，即使在農民當中，也只有年紀輕的人才幹這些活兒。
“你當然會說，”她在給他的信中寫道，“這樣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說：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為此煩惱：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費到劈木頭、燒茶炊、做靴子上——這些事情作為休息或調劑還不錯，可不能拿著當專職啊。”她說得不無道理。就托爾斯泰而言，他認為體力勞動比腦力勞動高尚，這實在是愚蠢之至。而且體力勞動也不見得更加辛苦。每個作家都清楚，寫上幾個鐘頭，身體就會疲勞不堪。工作自身沒有什麼特別值得讚揚的。人們工作就是為了享受休閒，只有蠢人才會因為不工作的時候不知該做什麼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爾斯泰覺得寫小說給閒人閱讀不對，我們也認為他應當去找點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兒去幹，他鞋做得很差，送別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個農民，變得又骯髒又邋遢。有這麼一個故事，說他有一天在裝卸肥料之後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氣熏天，必須把窗戶都敞開才行。他放棄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獵，而且為了不讓動物被捕殺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許多年來，他一直適度飲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後在經過痛苦掙扎之後，還把煙也戒掉了。
此時，孩子們正在漸漸長大，為了他們的教育，而且因為最大的女兒塔尼婭即將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堅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爾斯泰並不喜歡城市生活，但面對妻子的堅決，他還是讓步了。在莫斯科，他對自己見到的貧富差距感到無比震驚。 “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覺到，”他寫道，“只要我飯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卻沒飯吃，我有兩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沒有，我就感覺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們一直在勸他：世間從來就有貧富差距，而且未來也永遠都會有，可都無濟於事，他覺得這實在不公；在探訪了一家貧民的夜間宿舍、親眼見到其慘狀以後，他感覺回家坐享五道菜餚的大餐，由兩名白領結白手套的男傭侍候左右，這實在是可恥至極。對於那些危難中求助於他的落魄之人，他試圖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漸發現：他們從自己那兒捲走的錢，往往作孽大過造福。 “金錢是魔鬼，”他說道。 “因此與人錢財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認定，財產是邪惡的，擁有它是一種罪孽。
對於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來說，下一步該怎麼做是顯而易見的：他決心拋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他跟妻子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她可不願意身無分文地過日子，也不想讓孩子們一貧如洗。她威脅說要告上法庭，到時讓托爾斯泰聲明自己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務。在經過天曉得有多久的劇烈爭吵之後，他提出把財產轉交給她，而她予以拒絕，最後他把財產劃分給了她和孩子們。在這一年裡，這種爭吵不止一次地導致他離家出走，要跟農民們住到一塊兒，可是沒有走很遠，就被自己給妻子帶來的痛苦給拽了回去。他繼續住在亞斯納亞·波良納，雖然對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適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恥，但依然從中受益。兩人之間的摩擦繼續。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讓孩子們所受的傳統教育，對於她不讓自己隨意支配財產也無法原諒。
在對托爾斯泰生平的簡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內容，而在處理他皈依以後的三十年生活時，我會更加地簡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眾人物，被公認為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並且作為一名小說家、教師、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譽。那些想要根據他的思想來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領地。當他們試圖把他的道德準則付諸實施的時候，屢遭困境，而他們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義又讓人捧腹的故事。由於托爾斯泰生性多疑、喜好爭辯、不容異己，再加上他深信，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必定懷有卑劣動機，所以他沒幾個朋友；但是由於他聲名日隆，大批的學生和朝拜者來參觀俄國的聖土，記者、觀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戶和窮人，貴族和平民，紛紛來到亞斯納亞·波良納。
前面我已說過，索尼婭·托爾斯泰是個嫉妒成性、佔有欲強的女人；她總是想要獨占自己的丈夫，厭惡外人進入自己的家門。她的忍耐受到了嚴重的考驗：“他一面向人們描述自己所有的細膩情感，一面照老樣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車、騎馬、色欲。”還有一次，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實在忍不住抱怨，因為他為了別人開心而做的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亂，我的日子越來越艱難……他對愛與善的宣揚導致了對自己家庭的忽視，形形色色的烏合之眾闖入了我們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爾斯泰觀點的人當中，有個叫契爾特科夫的年輕人。此人資財豐厚，曾是一名近衛軍上尉，然而當他開始信奉不抵抗原則時，便辭去職務。他是個誠實的人，是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狂熱者，但卻盛氣凌人，具有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人的非凡能力；艾爾默·莫德稱，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變成了他的工具，要么與之爭吵，要么不得不避而遠之。他跟托爾斯泰之間萌發友情，這份情意一直持續到後者去世，他對托爾斯泰所具有的影響力，令伯爵夫人憤恨不已。
儘管對於托爾斯泰為數不多的其他朋友來說，他的觀點似乎過於偏激，可契爾特科夫依然慫恿他步子再大一點，更加嚴格地將其付諸實施。托爾斯泰專注於他的精神發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財產，結果，儘管他的總資產大約值六萬英鎊，每年卻只帶來區區五百鎊的進項。這點錢顯然不夠維持全家開支和一大幫孩子的教育。索尼婭說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寫的一切作品的版權交給自己，然後憑著借來的錢，她開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經營。一切運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應的款項都給還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學作品的版權，這種做法明顯有悖於托爾斯泰的信念，即財產是邪惡的，於是，在契爾特科夫掌握了對他那強大的支配能力以後，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後所寫的一切東西為公眾所有，誰想出版就出版。這一舉動足以觸怒伯爵夫人，然而托爾斯泰仍不罷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書的版權，自然也包括那幾本非常暢銷的小說，對此她堅決予以回絕。她的生計，以及她家裡的生計，全都依賴於此。於是便是尖酸刻薄、無休無止的爭吵。索尼婭和契爾特科夫讓他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