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追憶吳雷川校長
一九八五年文藻逝世後，我整理他的書籍，忽然從一摞書中翻出一個大信封，裡面是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老先生的一幅手跡。那是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後，我們離開燕大到雲南大學去的時候燕大社會學系的同學們請吳雷川校長寫的、送給我們的一張條幅，錄的是清詞人潘博的一首“金縷曲”，吳老在後面又加了一段話。找到這張條幅，許多辛酸的往事又湧上心頭！我立刻請舒乙同志轉請劉金濤同志裱了出來，掛在我的客廳牆上。現在將這幅紙上的潘博的詞和吳老的附加文字，照錄如下：
無用武，尚有中原萬里！胡鬱鬱今猶居此？駒隙光陰容易過，恐河清不為愁人俟。聞吾語，當奮起。青衫搔首人間世，嘆年來興亡吊遍，殘山剩水！如此乾坤須整頓，應有異人間起，君與我安知非是？漫說大言成事少，彼當年劉季猶斯耳，旁觀論，一笑置。
文藻先生將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諸同學眷戀師門，殷殷惜別，謀有所贈，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屬餘書之。餘書何足以充贈品？他日此幅縱為文藻先生所重視，務須聲明所重者諸同學之敬意，而於餘書渺不相涉，否則必蒙嗜痂之誚，殊為不值也。附此預言，藉博一粲。
二十七年六月杭縣吳雷川並識一九二六年我從美國學成歸來，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時，初次拜識了吳雷川校長。他本任當時的教育部次長；因為南京教育部有令國內各級教會學校應以國人為校長，經燕大校董會決議：聘請吳老為燕大校長。吳老溫藹慈祥，衣履樸素，走起路來也是那樣地端凝而從容。他住在朗潤園池南的一所小院裡，真是“小橋流水人家”。
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個夏天的中午，我正在朗潤池北一家女教授住宅的涼棚下和主人閒談，看見吳老從園外歸來，經由小池的北岸，這時忽然下起驟雨，吳老沒有拿傘，而他還是和晴天一樣從容莊重地向著家門走去，這正是吳老的風度！
“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都南遷了，燕大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暫時還不受干擾，但我們覺得在日本佔領區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文藻同雲南大學聯繫，為他們創辦社會學系。
我們定於一九三八年夏南遷，吳老的這一張條幅，正是應燕大社會學系同學的請求而寫的，這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
此後，太平洋戰起，燕大也被封閉，我們聽說漢奸王克敏等久慕吳老的為人，強請吳老出任偽職。吳老杜門謝客，概不應酬，蟄居北海松坡圖書館，以書遣懷，終至憤而絕粒，仙逝於故都。
吳老的書法是館閣體，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掛在客廳牆上，從這幅字跡，總覺得老人的慈顏就在眼前，往事並不如煙！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清晨致巴金巴金老弟：
十月十一日信收到，我也想向你發發牢騷，但牢騷發了又有什麼用處？倒是大家聚一聚，什麼都談，不只是牢騷，談些可笑，可悲，可嘆的事，都可以打發日子。
小林信我已回了，你“膽”大，可以敢說真話，精神是應有物質為基礎的！
昨天看見《文藝報》上有你的話，說你不會擱筆，我想也是。你總是說擱筆，我相信你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北京已經冷了，爐子未來之前，只賴陽光了！問你們一家好！
小林要好好休息，她太累了！聽說她要到香港，換換空氣也好。
香香何時回來？
大姐十、廿四、一九八八養貓林斤瀾同志來信叫我談養貓，但我並沒有養貓。
咪咪是我的小女兒吳青養的。不過在選貓時我參加了意見。
當三隻小貓都抱過來放在我的書桌上時，我一眼就看上它！它一身雪白，只有一條黑尾巴和背上的兩塊黑點。
我說：這貓的毛色有名堂，叫做“鞭打繡球”。我女兒高興地笑了說：那就要它吧。一面把它的姐妹送走了。
後來夏衍同志給我看一本關於貓的書，上面說白貓有一條黑尾巴，身上有黑點的，叫做“掛印拖槍”。這說法似乎更堂皇一些。
我自己行動不便，咪咪的餵養和調理，都由我的小女兒吳青和她的愛人陳恕來做。他們親暱地稱它為“我們的小兒子”。特別是吳青，一下班回來，進門就問：我的小兒子呢？
他們天天給它買魚拌飯吃，有時還加上胡蘿蔔絲之類的蔬菜。天天早上還帶它下樓去吃一點青草。還常常給它洗澡。
咪咪的毛很長，洗完用大毛巾擦完，還得用吹風機吹乾，洗一次澡總得用半天工夫。
咪咪當然對它的爸爸媽媽更親熱一些，當他們備課時，它就蜷伏在他們的懷里或書桌上，但當它爸爸媽媽上班的時候，它也會跑到我的屋裡，在我床尾疊起的被子上，聞來聞去，然後就躺在上面睡覺，有時會跳上我的照滿陽光的書桌上，滾來滾去，還仰臥著用前爪來逗我。
只有在晚上大家看電視時，只要吳青把它往我懷裡一推，它就會乖乖地蜷成一團，一聲不響地睡著，直到它媽媽來把它抱走。
咪咪還有點“人來瘋”，它特別喜歡客人，客人來了，它總在桌上的茶杯和點心之間走來走去。客人要和我合影時，陳恕也總愛把它擺在我們中間。因此咪咪的相片，比我們家第三代的孩子都多！
咪咪現在四歲多了。聽說貓的壽命一般可以活到十五六歲。我想它會比我活得長久。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陽光滿室之晨癡人說夢我幾乎沒有一夜不做夢。
我記得西方有位作家說：旅行了幾十年的人，他的手提箱上重疊地貼上了許多旅館的商標紙。最下面的是永遠也揭不下來了。人的腦子也一樣，最先留下的印像也是永遠抹不掉的，總在夢中重複出現。
我的夢裡的人物，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我的父、母、弟弟、師、友……醒來湧上我心頭的，是龔定庵的詩“……憂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暴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
昨夜又夢見我回到美國威校宿舍“娜安壁迦”樓去——其實這座樓早已拆掉了——我住的卻是一間三角形的屋子。
我說：這間屋子雖然窄小，卻離慰冰湖最近，還同美國同學爭了半天！
最近七八年來，寸步不離的美國朋友送我的“助步器”，和常在我書桌上打滾的咪咪，卻從來沒有入夢。我在夢中雖不是健步如飛，卻也來去自由。從容地遊山逛水。而跳到我書桌上的不是咪咪，而是我母親所喜愛的那條花白長毛的“北京狗”！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晨（本篇最初發表於《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１期。）一顆沒人肯刻的圖章我每天都會得到一兩封信，而每當“作協”的信使來時，更會得到一大捆小朋友的信，這些信有的是從同一個小學校來的，大概是這班小朋友在課本上讀到我的一封《寄小讀者》，於是老師就讓他們來寫回信。總之，無論是老、中、青或小朋友的信，信末總是祝我“健康長壽！”
我活了八十八歲，壽是不短了，但是健康呢？
我不能和健康的老人一樣，不用說國內國外地旅行訪問，就連“閑庭信步”也做不到。
八年前我的右腿摔折了，雖然做過手術，但仍只能扶著“助步器”，至多到隔壁我的小女兒住的單元去坐一坐。每月到醫院檢查時，是要下樓坐車的，也是靠我的外孫或司機同志背我下樓，再塞進汽車裡。總之，我是個廢人！
每天，天還未明，我就醒得雙眸炯炯了，我一想到又得過一天“廢人”的生活，就恨不得甩掉這一個沉重痛楚的軀殼！
但是我的兒女們和大夫們還千方百計地保我“永遠健康”！
可見甩掉一個軀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起至聖先師孔子有過一句“罵人”的話：“老而不死是為賊”。
我就想刻一顆“是為賊”的閒章來嘲弄自己。
我請了一向替我刻閒章的朋友王世襄，他笑著搖頭不干！
我又請別的許多朋友，他們也都是笑著搖頭。我只好請我的老朋友胡藉青大姐去請一個職業的刻圖章的人來做這受酬的工作，沒想到她倒請到了一位王老先生替我刻了，還親自送來。我真是喜出望外。
現在這顆閒章，已經用過幾次了，是幾位年輕的朋友，向我索贈近作的時候，在書上印上了我的所有的圖章，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的閒章，“是為賊”是最後的一顆！
我替團體或個人題字的時候，卻從來不用它，因為這顆圖章，“不恭”的意味太重。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６日晨致宮璽宮璽同志：
《中國散文詩一百篇》兩本及信已收入，謝謝。有工夫好好看看。
您愛人的病如何了？為什麼沒有提及？希望她早日康復。
我很好，勿念，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葛翠琳親愛的翠琳：
你的熱情洋溢的信早收到了。你的兩個“研究會”，都已組成，且得到各方面的讚助，這都是精力旺盛的你的努力結果，可喜可賀！ “冰心兒童圖書獎”，可有可不有，不必為此費太多心思，韓素音和我本來約好，因那天我去醫院查體，回來累了，和她另約，她又必須第二天走，終未見面，為憾！今天立冬，我樓早已有暖氣。
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王安憶親愛的安憶：
那麼大的一張稿紙只寫幾個字，可是我把你的散文集看完了，多好的一本書，把你的生活和思想都寫進去了，我本來就喜歡散文不修飾，想到那裡寫到那裡，從裡面我還認識了你的父親。
我的病早就好了，不必掛念，北京雖冷，但陽光好，暖氣熱，我沒有穿棉衣。你母親好嗎？請代道念，祝你小夫妻百年偕老！
冰心十一月十三日一九八八無士則如何前幾年，不少領導人常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其後，又有人加了一句：
無兵不安。這些話都對，概括得也非常準確。可惜尚缺一個重要方面——無士怎麼樣呢？
士，就是知識、文化、科學、教育，就是知識分子、人才。
幾個月前，我曾向一些同志提出這個問題。後來有的報刊將我這問題公開發表了。我想，發表也好，讓社會上各方有識之士來一起思索吧。
果然，半個月中，我就收到有全國政協轉來三封信件，就是“無士則如何”的迴響。即使是微弱的迴響，也比石沉大海要好。恕我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將三封信的內容摘錄如下。因為我覺得信雖是寫給我個人的，而談論的卻是全社會、全民族所關心和應該關心的大事。
江西南昌油脂化工廠陳水根的信中說：
“我個人認為答案應是無士不興。興者，旺盛之謂也。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同樣，沒有文化的群體是愚蠢的群體。無士，我們的事業就不會興旺發達。
“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接觸的是大眾的實踐。我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是不可思議的。
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吃虧在文化素質低的例子俯拾皆是。
您老知道的比我更多（這倒未必。——冰心注）。這要引起領導們的重視。尤其是決策者的重視，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議議。
“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精神支柱，尤其是當今改革開放的時代，尤顯重要。這支柱的建造需要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與道德修養凝聚。捨此別無他路。因此，要重視文化知識，重視道德修養，重視知識分子、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是勢在必行、理所當然的事。”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求是新能源研究所楊俊宇同志信中說：
“目前我們國家正在進行四化建設，目的是要建成文明昌盛的國家。否則，我們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了。因此，我悟出了你所提的問題的答案，這就是'無士不昌'。加上這句，就完整了。是否有當，請您及政協委員們給以指正。”
四川成都５１３信箱餘人同志對這個問題更作了詳盡的闡述。他說：
“士者，知識分子也。它是和知識、科學、社會文明緊密聯繫的代名詞。中國要富強，中華要振興，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學。但歸根到底是要靠科學。因為民主也是一種科學，它屬於社會科學範疇。一切事物，黨也好，政也好，農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違背了科學而行事，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產生阻礙社會發展的破壞力量。很難想像，在一個文盲充塞、科學文化落後、社會道德水平低下的國度能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靠缺乏教育和文化修養的人不能搞好現代化事業；靠雜亂無章的管理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新秩序；靠投機詐騙、阿諛奉承、以權謀私之徒，只能搞亂整個社會。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我們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還處於落後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懶惰，也不是因為貧窮，而是長時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視科學所造成的惡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觀念，必然阻礙科學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科技落後、文化素質低，社會生產力低下，又維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續。如此惡性循環，就使社會停滯不前。
“要促進民主化進程，促進科學技術發展，首先就要培養更多的士，造成更多的有用之材。而教育，又是振興中華的基礎工程，切不可認為辦教育不但不賺錢、反而花大錢而丟了這項千年大計的根本，去辦那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更不要只把重視教育掛在口頭上，寫在文件中，而不去辦一件兩件實實在在的事。
“所以，對冰心老前輩所提問題，我這個後生小子的答案，只有一句話：無士不興！”
他們三位身在天南地北，卻不約而同地說了同一個意思。
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似乎無需再多說什麼了。我只希望領導者和領導部門諦聽一下普通群眾、普通知識分子的心聲，更要重視“無士”的嚴重而深遠的後果。 “殷鑑不遠”，只要回想一下十年大亂中踐踏知識、摧殘知識分子、大革文化命所造成的災難，還不清楚嗎？
歲月易得，“五四”運動７０週年就在眼前。七十年前，一批思想界、文化界的先鋒人物，於國事蜩螗之時高舉民主和科學大旗，向封建勢力、軍閥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衝擊，揭開中國的現代史頁。時隔七十年，我們今天還是要大聲疾呼：
要讓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如果不重視“士”，不重視科學、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成了空談，現代化也會流於紙上談兵。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鄭振鐸他是我在“五四”時期最早認識的人他是給我介紹最多朋友的人他是藏書最多的人在我病中他是藉給書最多的人他是讓他的女兒叫我做“乾娘”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中死得最倉猝的人他是我和文藻常常悼念的人他是中國的愛國的文化人可永誌不忘的人冰心扶病書戊辰大雪之日一個充滿了力量的漢字我近來往往在天還沒亮時就醒起了，這時周圍沉黑，宇宙間沒有半點聲息！
真是“萬籟無聲”！
從這一句裡，我心頭湧上許許多多的“萬”字。
我驚奇地發現：中國文字中的“萬”字有這麼大的驚人的魅力，它的覆蓋面之大，之深，是無與倫比的。
我首先想起的是古人的詩句——我往往只記得詩句而忘了詩人的名字——如：
萬山無語看焦山這把焦山寫得何等挺拔、何等聲勢？大有“萬笏朝天”的意味了。
又如詠牡丹的詩句：
萬花低首避天人又把牡丹寫得何等端嚴，何等艷麗！
唐詩人李白有：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上兩句寫的是他的無聊、落魄；下兩句寫的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急，之快。而兩岸猿聲又一直伴隨著他的無限的離愁。
唐詩人杜甫的：
萬方多難此登臨說的是當時天下動亂的情景，又如：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就是因自己的貧寒，而想到天下的無可庇風雨之茅屋的寒士，真是“仁人之心”。
清詩人龔定庵有：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他要叫喚出九州風雷，請老天抖擻精神，不拘一格地降下許多可用的人材。
他卻也有纏綿悱惻的句子，如：
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古人的反戰文字，如李華的《弔古戰場文》：
就比西方人因從月球上能看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而倍加稱道的，“人道主義”得多了。
昔人詩裡的：
一時回首月中看寫的就是三十萬徵人心中的“厭戰”情緒，至於花蕊夫人的：
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就是一位女強人刺向“投降者”的一把匕首了！
這時窗外已經出現了曙光，我對於“萬”字的思索暫時被打斷了。而我心中的這個充滿了力量的“萬”字，是不到我自己“萬念俱消”，“萬緣俱斷”的時候，是決不會泯滅的！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晨急就埋在記憶最底層的一本書前天半夜醒來，眼前忽然攤著一個打開的薄薄的本子，是我幾十年來從未想到也未曾再看到的《燒餅歌》又名《推背圖》（“推背”兩字不知什麼意思），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軍師劉基的一段談話，和劉基說的一些對於天下事的預言，是我在一九一一年從煙台回到福州路過上海時，從大人那裡看到的，是當時極為搶手的一本書！
開頭是講朱元璋咬了一口燒餅，看見劉基來了，便把它蓋在碗下，請劉基猜裡面是什麼東西，劉基說：“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這是一塊燒餅。”以下便是朱元璋請劉基算一算將來的國運，劉基的回答，全是七個字一句的，從朱元璋以後幾代的明朝皇帝一直講到清朝的光緒和宣統（他的每句話雖極“模糊”，但是下面都有註釋，也不知是誰加的。
底下又說了一大段話，如“得見金龍民心開，刀兵水火一齊來，×××××××，父死無人兄弟抬”，至此朱元璋問：
“胡人至此尚在否？”劉基說：“胡人至此亡之久矣，”底下還有許多沒法子解釋的話，最後是：“適有異人自楚歸，馬行千里尋安歇……除暴安良民多谷，安享九州金滿贏。”
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了，“辛亥革命”這“革命”二字，是當初許多愚昧無知，數千年習慣於封建制度之下的民眾，所不能了解的，這種像算命一樣的書，便應運而生了。
天快亮時，我忽然想到最後四句話的頭一句，所謂“異人自楚歸”，楚是湖南，這位異人是不是指的毛澤東主席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在舉國紛亂中成立了麼？說來也真巧！
我寫下了這一段，是想說明人的頭腦，是個最奇怪的東西，在毫無聯想之中，忽然浮現出一本幾十年來早已忘卻而且是當時看後就一笑置之的無聊的書。
和我同年齡的人不多了。這些少數的同齡人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看過這本書？現在當然是找不到了，八十年代尊重科學的中國人民更不會去找，也更不必去找它！ １９８９年從評價《群言》說起我認為在我書桌上的幾十種刊物雜誌中，能使我不能釋手地從頭一篇一直看到末一篇的，只有《群言》！
從前看過的幾期不說了，只談最近的１９８８年的第１２期，就有幾篇極好的文章。
頭一篇就是卷首丁石孫同志的《問題在於把教育放在什麼位置》。
在我自己的經驗是作為一個當家的人，一個主婦，從有限的收入中，在盤算支出的時候，總是先留下一筆最重要的買米、麵粉、玉米麵等等做飯、蒸饅頭、做窩窩頭的原料，因為“民以食為天”，而在飯食中，這些東西又是必不可少的。
至於餅乾、糖果、巧克力、冰淇淋……甚至於含維他命Ｃ最多，最有營養的水果，如桔柑之類，也都是在米、面等都具有了之後，“行有餘力”，才開始考慮購買的。
“教育是立國之本”是中央說過無數次的煌煌宣言，我這個小小老百姓，不必再重複了。我只記得古人說過“為政不在多言”，我希望做國家的當家人，真格地把教育經費也像每一家的主婦一樣，當做買米買麵的錢一樣，在籌劃“家用”的時候，先把它存到一邊，那麼至少在十億人民之中，不至有兩億多的文盲了！
在這一期《群言》“十年以來”欄內，還有陸詒同志的《要有點危機感》也是一篇極好的文章。但我覺得這文章的題目還“出”得太溫和了！我們不是要有“點”危機感，而是應該有“迫在眉睫”、“壓在心頭”的“危機感”和“緊迫感”。請抬頭看一看全國青少年中普遍流行的“讀書無用論”
以及“全民經商”的怪現象，——我手裡本來還有的，去年福建寧德縣有幾百位中小學教師棄教從商的事情（忘了是在哪家報紙上的）以及去年１２月２９日的《北京日報》第四版上的“遼寧省有一個學年初中生輟學１１萬人”的報導，我認為這幾百位教師和１１萬個中學生，不是心甘情願地這樣做的，他們都有各自的“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怨憤理由！
我的確老了！眼睛裡又生了白內障，寫字看書都有困難，我不能“引用”“抄寫”我所講的《群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上那兩篇文章的許多警句，我請求每一個中國知書識字的公民，都來讀一讀這兩篇文章。我們是應該都有極其深重的危機感和緊迫感。知書識字的公民們都比我年輕，不要坐視堂堂一個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２１世紀變成一片廣闊無邊的“文化沙漠”。但我還是幸福的，因為我無論如何是看不見了！ １９８９年１月５日晨（戊辰小寒）施者比受者更為有福我看著我客廳裡的兩架玻璃書櫃裡堆疊著的許許多多海內外的朋友親戚和許許多多不認識的小朋友送我的賀年片。
那些片上的圖畫真是花團錦簇，不但有花朵、兒童，還有更多的小貓（也都是白色的，和我的咪咪一樣）。
我衷心地感謝這許多年來給我寫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們，他（她）們的情意是那麼懇切，字跡是那麼工整，最後還總是祝我健康長壽。我的壽命真是不短，算來已經度過八十八個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卻有不少問題，我從一九八○年九月右腿骨折後，不但行動不自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這時虧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陳同志，日夜在幫助照顧我。我不但夜裡不能自己翻身，連人家把我扶坐書桌前以後凡是我的手夠不到的地方，還是要人幫忙，比如拿一本書，一支筆，一張紙，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煩人的。我們一般笑罵無用的人是“行屍走肉”，但是我卻連“行屍走肉”都不如，因為“屍”“肉”還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時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年以前，我也還是走遍五湖四海。
我半夜醒來還會悄悄地嗚咽！
我勉勵著自己堅強起來，還滿有希望似地說過“生命從八十歲開始”，但實際上那種的生命，是什麼樣的生命啊！
我近來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節增生，眼睛裡又有了白內障，起來、坐下、看書、寫字都有困難……總之，這些都是我從來不復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沒有時間，也沒有了精力。
但我已珍重地將這些年來收到的千百封可貴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創辦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請他們代為收藏起來了。
中國俗話說：“歲數不饒人”，老年來到了，這原是無法抗拒的千古以來的真理。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確地承認這個真理！
話說回來，我看著我玻璃書櫃裡堆積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賀年片，我心裡充滿了幸福！
我也記得西方一本聖書上有句能夠說出我心底的話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為有福”！ 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大雪之後《關於男人》再版序《關於男人》再版時，由我的二女婿陳恕加上我歷年來寫的有關男人的文章，交給舒濟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愛的男人。以前我寫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後我將不再這樣寫了，因為我已活到八十八歲，自己行將就“火”了，此後我要寫的就是現在還活著的，我所敬愛的人，已寫出的就是巴金！
讀《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後我不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沒有親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誨的榮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運動時期，蔡先生是我們一般大學生心目中的第一號人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是近代中國教育的奠基人。這些歌頌的話，都不必多說了。蔡先生重視教育，尤其是美育，他還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我對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師兼收並蓄，使學生們對各種學術流派都有研究學習的機會。我最記得那時學術界所斥為最頑固的，直到民國成立幾多年後，還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先生，也因為他久游西歐，學識淵博，而被蔡先生延聘為北大教授。辜先生還有他自己的條件，就是上課的時候，全班學生必須先進課堂，而後他才進去；下課的時候，也必須他先出來，然後學生才能走出課堂。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
蔡先生愛才若渴，可見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紓先生的通信中，還可以看到先生辦學的主張：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是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行動悉聽自由。這也是蔡先生的偉大之處。
還有蔡先生的《讀武者小路實篤的著作有感》中，說到“中國覺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覺醒人的力量，也還不及日本人的強，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決不用悲觀……俄國人的盡力，是我們的模範。”這些話給我的感觸極深！我是世界大戰後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七年），那時日本東京真是遍地瓦礫；但是，在覺醒力量很強的日本人民奮發圖強的努力下，從教育入手，不到幾年，人民的素質就提高了許多，我從一九五一年回國後，又幾次隨友好團訪問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榮富強，如今已經是美國的強大挑戰者了。我從每次來採訪我的記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機，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車中，看到日本科技進步之速。我們說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和開發。蔡先生的“決不用悲觀”，何時才能實現？ ！
蔡先生還竭力提倡國語和白話文，他認為我們生在一個國家裡，最重要的是求知識、謀職業、服務社會三件事，而這三件事都有應用國語的必要。同時，他也重視世界語，說是世界語可以促進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學和一般藝術的關係怎樣》中，蔡先生推文學為一般藝術的總代表，這更是我終身服膺的。
五四運動時期，蔡先生為營救被捕學生，奔走呼號，憤而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我看到報紙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辭職宣言，有“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見先生當時是心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會”成立之際，我雖然對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張沒有甚深的研究，近來又因年老體弱，眼睛生了白內障，看書寫字都有困難。但讀了高平叔同誌所編《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一書，我感到我還得盡我所知，寫出一點，因為這是我的榮幸！
關於男人（之八）十一位最可愛可佩的作家這位作家就是巴金。
為什麼我把可愛放在可佩的前頭？因為我愛他就像愛我自己的親弟弟們一樣——我的孩子們都叫他巴金舅舅——雖然我的弟弟們在學問和才華上都遠遠地比不上他。
我在《關於男人》這本書裡、《他還在不停地寫作》一文裡，已經講過我們相識的開始，那時他給我的印像是靦腆而帶些憂鬱和沈默。但是彼此熟識而知心的時候，他就比誰都健談！我們有過好幾次同在一次對外友好訪問團的經歷，最後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訪問，他的女兒小林和我的小女兒吳青都跟我們去了。在一個沒有活動節目的晚上，小林、吳青和一些年輕的團員們都去東京街上游逛。招待所裡只剩下我們兩個。我記得那晚上在客廳裡，他滔滔不絕地和我談到午夜，我忘了他談的什麼，是他的身世遭遇？還是中日友好？
總之，到夜裡十二點，那些年輕人還沒有回來，我就催他說：“巴金，我困了，時間不早了，你這幾天也很累，該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覺。
就在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腦血栓後又摔折了右腿，從此閉門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見面時很少，但我們的通信不斷。我把他的來信另外放在一個深藍色的鐵盒子裡，將來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書畫，都送給他創辦的“中國現代文學館”。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樣，因為“敬”字似乎太客氣了——之處，就是他為人的“真誠”。文藻曾對我說過：
“巴金真是一個真誠的朋友。”他對我們十分關心，我最記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慶，我因需要稿費，用“男士”的筆名寫的那本的書，巴金知道我們那時的貧困，就把這本書從剝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來，交給了上海的“開明書店”，每期再版時，我都得到稿費。
文藻和我又都認為他最可佩服之處，就是他對戀愛和婚姻的態度上的嚴肅和專一。我們的朋友裡有不少文藝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風流”，對於欽慕他們的女讀者，常常表示了很隨便和不嚴肅的態度和行為。巴金就不這樣，他對蕭珊的愛情是嚴肅、真摯而專一的，這是他最可佩處之一。
至於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來多說了，這是海內外的讀者都會談得很多的。
總之，他是一個愛人類，愛國家，愛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家。
他近來身體也不太好，來信中說過好幾次他要“擱筆”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擱筆了，近來我承認我“老了”，身上添了許多疾病，近日眼睛裡又有了白內障，看書寫字都很困難，雖然我周圍的人，兒女、大夫和朋友們都百般地照顧我，我還是要趁在我擱筆之前，寫出我對巴金老弟的“愛”與“佩”。
為著人類、國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長壽！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陽光滿案之晨致王一地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書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領，十分感謝。
我近來得了白內障，寫字看書都有困難，長壽而不健康，也沒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蘇聯《兒童文學》“中國專號”１９８８年６月號。冰心的《中國的兒童文學》一文，發表於該刊。台灣版自序丹扉女士要在台灣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為筆名寫的。但是那本書實在太薄了，只好將我幾十年來寫的有關於女人的文章來湊數。希望台灣的讀者們能夠欣賞數居炎黃子孫一半的中國女人是多麼可敬可愛！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於北京紀念老舍九十誕辰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稱呼您“您”。
您是我們在重慶期間最親密的朋友。
您是我們的朋友中最受孩子們歡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們從您身邊拽開，和他一同吃幾口悶酒，一同發牢騷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時，和丁玲一同介紹我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兒吳冰從蘭州大學寫信到“牛棚”裡告訴我的。她說：
“娘，您知道麼？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說“您安息吧”，但您不會安息，您永遠是激盪於天地間的一股正氣！一九八九．二．二報》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 ）寄給台灣筆會的文友們舊曆新年快來到了！
這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最熱鬧的、傳統的家族大團圓的節日。
脆響的爆竹的聲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個完整的中國，為什麼被人為地分成兩邊？把我們十二億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日子，不能再延長下去了！
我們海峽兩岸的文藝工作者，永遠是行進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億同胞們的吹鼓手和啦啦隊。
讓我們在海岸兩邊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筆，寫出真摯深刻的文藝作品，來提醒和引導海峽兩岸的十二億同胞一同伸出愛國熱情的雙手，愈伸愈長，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河山連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我在《關於男人》那本書裡《我的老伴》一文中，寫過：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間，我同他在歐美轉了一周……他到處尋師訪友……為幾個優秀學生聯繫從師入學的問題。到了法國，他又要回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度過了悠閒的一百天！”
我在一書中，《我的房東》一文裡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卻沒有講到我在巴黎的真實生活。
那時，每天一清早，在女僕瑪利亞替我收拾屋子的時候，我不吃早點，只帶一塊巧克力，走到羅浮宮，坐在台階上靜靜地看宮里大圓花壇裡栽的紅、黃、白、紫四色分明的鬱金香，朵朵花上都掛著閃閃發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時在巴黎學美術的王、陳兩位中國女大學生，來陪我談天說地，可惜她們的名字都忘記了。回國後，“七·七事變”就起來了，我們也沒有通過信。
到了黃昏，我就獨自去到附近的“香澤麗榭”大街兩旁的咖啡座上，啜著咖啡，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法國女人。法國的女人真俏！這俏就俏在她們的衣著打扮上。她們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調。那年時興的是豆青和淡紅色，看著她們穿著淺青或淺紅的稱身的連衣裙，戴著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綴著同色的花，年紀十分輕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煥發出容光。年輕大點的也不濃妝而是淡抹，這和我走過的日本、美國、英國以及後來走過的德國、俄國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國女人那種俏美的淡妝，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覺得舒服！
王、陳二位女士還曾帶我去過一個專賣婦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掛著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樣也件件不同，顏色卻都是黑的。
這段生活，可以說是我這一生中最“美”的回憶！ 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