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同齡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長歲月裡，經歷過若干朝代，多少滄桑，可謂“閱人多矣”，而能在我心頭始終愛戴不渝的，只有周總理和鄧大姐這一對模範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紅衛兵的毒打，遍體鱗傷，抬回家裡，他的夫人胡藉青傷心飲泣地替他擦洗傷處的時候，老舍對她說的最末一句話，是：“總理是最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靜如的信中，說：“總理逝世，全國一致哀痛，比喪失親人還難過，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總理接觸較多，回憶起來，他真是個完人。他的人格太偉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吳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錯劃為右派，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正在這時，週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把一腔冤憤，都傾吐了出來……”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學》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趙清閣女士，又以《親人》的題目，寫了一篇很長的散文，描述了鄧大姐和她“親人”般的情誼和“鄧大姐對國內外文藝工作者都很關心……”的許多事蹟。
以上只是講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藝界朋友們見於文字的、關於總理和鄧大姐的思念和評價。其實，在五洲四海凡是和總理、鄧大姐有過接觸的外國人士，又何嘗不是以同樣的“偉大”和“崇高”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們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談過話的外國朋友，都認為鄧大姐是位心胸最廣闊、思想最縝密、感情最細膩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業以及在她周圍人們的身上。
她是最理解、最關懷、最同情一切人、是把愛和同情灑遍了人間的一代偉大女性！
如今姑且說一段我自己的經歷：鄧大姐十分愛花。不但自己種植也愛看別人種植的花。
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鄧大姐的愛好，每到花開時一定請她去看花。 １９８６年他們也用車來接了我去。鄧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裡照了相。鄧大姐還帶來一大把她自己院子裡的白芍藥花送給我。我回家後就把這一束花插在我客廳裡總理像前的瓶子裡，我心裡默默地祝禱說“這是您家裡的花，又供養到您面前來了。”
去年，又是玫瑰花時，北方玫瑰花公司仍舊請鄧大姐去賞花，我卻因為趕一篇文章，沒有去成。不料鄧大姐看見我沒有去，又知道這花園離我家不遠，便要來看我。二十分鐘前我才得到消息，我十分驚喜，又知道她住慣了平房，我家是在二樓、她上樓步履一定艱難，我扶著助步器，在房門口看見鄧大姐由兩位人員攙扶著遲緩地上了樓，我真是十分過意不去！
我們就在客廳總理像前坐了下來，談了半天，就又由趙煒同誌等人簇擁著她下了樓，我又只能在房門口站著送她……她的這次“光臨”，使得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興奮異常。我的年輕的朋友都為此感到榮幸。我又何嘗不感到榮幸呢？但我知道，得到鄧大姐的愛護關懷的人還有許多許多。我只是其中之一！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２日晨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