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祖國，先住在來接我的放園表兄的上海家裡。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們請我吃了好幾頓豐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裡，自然又有長輩親戚們接連請“接風酒”，把我慣吃麵包黃油的胃，吃得油膩了，久瀉不愈。中西醫都治過了，還沒有多大效驗，燕京大學又是九月初就要開學，我著急的了不得。
這時我們的房東、旗人祈老太太來看我，說：“大姑娘，您要聽我的話吃一種藥，包您一吃就靈。”我的父母和我聽了都十分高興，連忙道謝。當天下午她就帶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來，還帶了一副十分講究的鴉片煙燈和煙槍，在我的病床上，點上了白銅鏤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煙燈，又遞過一桿黑色有綠玉嘴子的煙槍，煙斗上已經裝上了煙泡，讓我就著燈儘管往裡吸。我十分好奇地吸著嗆著，只覺得又苦又香，漸漸地就糊塗過去了，據說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個鐘頭，醒來時痢疾就痊癒了。回到燕大時，許多師友問我最後是怎麼治的？我竟不敢說我是抽了大煙！
我回到母校教學，那正是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國式的建築，翠瓦紅門，大門上掛著蔡元培先生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進門是小橋流水，真是美輪美奐！最好的是校園裡還有一個湖。據說這校址是從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手裡買來的，是他在北京的房產中之一。那時湖里還沒有水，湖中的小島上也沒有亭子，只在島旁有一座石舫。我記得剛住到校裡時，有一夜從朗潤園回到我住處的燕南園５３號時，還是從乾涸的湖底直穿過來的。後來不久這湖里才放滿了水，這一片盈盈的波光，為校景添了許多春色！
那時四座稱為“院”的女生宿舍裡，都有為女教師準備的兩室一廳的單元，還可以在宿舍裡吃女生餐廳的“小灶”。
差不多中國籍的女教師如生物系教師江先群，教育系教師陳克明等都住進去了。我來得晚了一些，只好住進了燕南園５３號英美國籍女教師居住的小樓。這個樓裡吃的當然都是西餐，我在５３號吃早餐，中晚兩餐卻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園５３號也有方便的地方，因為女生宿舍的會客室裡，是“男賓止步”的，男賓來訪女生，只能在院門口談話，而燕南園５３號的會客室就可以招待男賓。那時我的二弟為傑已考上燕大，三弟為楫也在預科學習，他們隨時都可以到５３號來看我。
這一年住進新校舍裡的新教師、新學生……大家都感到興高采烈，朝氣蓬勃，一切都顯得新鮮、美麗、愉快。特別是男女學生住在同一校園裡——男生宿舍是六座樓，是坐西朝東，沿著湖邊蓋的。我的兩個弟弟都住在裡面，他們都十分喜歡這湖邊的宿舍，說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別方便。於是種種活動也比較多，如歌詠團、戲劇團等等，真是熱鬧得很。
我在《當教師的快樂》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會裡是個“嬰兒”，而在學生群中卻十分舒暢愉快，交了許多知心朋友。一年級的新生不必說了，他們幾乎把我當姐姐看待。現在和我們有來往的如得到世界護士榮譽獎的王瑛，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晚年成為虔誠的基督徒的陳梅伯等等，至於現在中央民族學院教學的林耀華等，因為居處密邇，往來就更多了。
記得那時我為高班同學開的選修課中有《歐洲戲劇史》，用的是我在美國讀過的筆記本，照本宣科，本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這個班裡，有三年級同學焦菊隱，他比我隻小三四歲吧，我們談話時，一點不像師生，記得有一天早晨八時，他來上課——燕大國文系裡的教師，大半是老先生，他們不大願意太早上課，因此教務處把我的功課表都排在八時至十時之間——他進門來脫下帽子，裡面還戴有一頂薄紗的壓發帽，我就笑著說“焦菊隱同學，你還有一頂帽子沒摘下來！”同學回頭看了都笑了，他也笑著趕緊把壓發帽擼了下來，塞進袖子裡。
因為我喜歡聽京戲，我同焦菊隱的課外談話，常常談到京戲。他畢業後就辦了一所中國戲劇學校。學生實習的場所就在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焦菊隱為我在戲院樓上留了一間包廂，說是謝先生任何時候進城，都可以去看戲。這所戲校的四個年級學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後的那幾位名演員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們小時候演的戲，我都看過。學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齣戲裡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龍套。
我覺得他是個很得學生敬愛的校長。七七事變後，我離開了北平，從此我們的消息便斷絕了。關於焦菊隱以後的事蹟，我還要細細地去打聽。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師專學報》１９８７年第二期，裡面有一篇《高蘭評傳》，使我猛然憶起我的學生郭德浩，他寫詩的筆名，便是高蘭！這篇文章裡提到高蘭做學生時受到我的影響時，有許多溢美之詞，我就不往我的臉上貼金了。但裡面有一段話，使我回憶起：“冰心給他教大一《國文》和《寫作》時……有別具一格的指導方法……有一次她給學生出個作文題——《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學在文章裡寫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學卻寫《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來抨擊當時社會對思想解放的學生設下種種禁區……她認為愛情要堅貞而潔美……”我真不記得那時我會給大一學生出這樣的題目，還有一次我的女學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歲了——從上海來京，順便來看了我，也笑著提起，我給她們出過的作文題目，還說“無論是親身經驗還是虛構的都可以寫。”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淨，我想我那時我真是大膽到“別具一格”，不知學生的家長們對我這個年輕的女教師，有什麼評論，我也沒有聽見我們國文系的老先生們對我有什麼告誡，大概他們都把我當做一個“孩子頭”，“童言無忌”吧。
我在頭一年回國後，還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費，把我們在北京住了十幾年的家，從中剪子巷搬到前圓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裡。這房子的門牌我忘記了，這房子的確不小，因為那時我的父親升任了海軍部次長，朋友的來往又多了些，同時我的大弟為涵又要結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夠用了，就有父親的一位朋友介紹了圓恩寺那所房子，說是本來有個小學要租用它，因為房東怕小學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議租給我們。我記得我的父母親住北房的三間，涵弟夫婦住了三間南屋，我住在東廂房的三間，傑弟和楫弟就住三間西廂房。
我寫的中第五段《叫我老頭子的弟婦》，便是以那所房子為背景的，我說：
間屋子是周末養靜之所，收拾得相當整齊，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養著兩盆臘梅，書案上還有水仙，掀起簾來，暖香撲面。 ……猛抬頭看鐘，已到十二時半，南屋里新房裡還是人聲鼎沸……我回國的第二年，我父親的學生們便來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測量局長，兼任海道巡防處長，離開了北洋政府。我們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匯，和在華界的父親辦公處，只隔一條河。這房子也是父親的學生們給找的。這一年涵弟便到美國留學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學任教，傑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預科上學。那時平滬的火車不通，在寒暑假我們都是從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親。我們姐弟都不暈船，夏天我們還是搭帆布床在艙面上睡覺。兩三天的海行，覺得無聊，我記得我們還湊了一小本子的“歇後語”，如“羅鍋兒上山——錢短”、“裱糊匠上天——糊雲（胡云）”、“城隍廟改教堂——神出鬼沒”、“老太太上車——別催（吹）了”、“豬八戒照鏡子——前後不是人”，等等，我們想起一句，就寫下一句，又笑了一陣。同時也發現關於“老太太”和“豬八戒”的歇後語還特別多。
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斷。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裡的，我母親都給鎖在抽屜裡，怕有人偷拆開看。寄到學校裡的當然沒有問題。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們，只知道常有從美國來的信，寄信人是Ｗ． Ｔ． Ｗｕ．她們也不知這個姓吳的是男是女，我當然也沒有說。如今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學樓上的那些書箱，在珍珠港事變後，日軍進駐燕大，把我們的存書都燒掉了。
往事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連文藻和我的三個弟弟此時也都已離開了我！ “往事如煙”，我這一身永遠裹在傷感的雲霧之中了！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