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八時半，我正在早休，聽說梁文茜有電話來，說他父親梁實秋先生已於本月３日在台灣因心肌梗塞逝世了。還說他逝世時一點痛苦都沒有，勸我不要難過。但我怎能不難過呢？我們之間的友誼，不比尋常呵！
梁實秋是吳文藻在清華學校的同班同學，我們是在１９２３年同船到美國去的，我認識他比認識文藻還早幾天，因為清華的梁實秋、顧一樵等人，在海上辦了一種文藝刊物，叫作，約我和許地山等為它寫稿。有一次在編輯會後，他忽然對我說：“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話別時，曾大哭了一場。”我為他的真摯和坦白感到了驚訝，不是“男兒有淚不輕彈”麼？為什麼對我這個陌生人輕易說出自己的“隱私”？
到了美國我入了威爾斯利女子大學。一年之後，實秋也轉到哈佛大學。因為同在美國東方的波士頓，我們就常常見面，不但在每月一次的“湖社”的討論會上，我們中國學生還在美國同學的邀請下，為他們演了《琵琶記》。他演蔡中郎，謝文秋演趙五娘，顧一樵演宰相。因為演宰相女兒的邱女士臨時病了，拉我頂替了她。後來顧一樵給我看了一封許地山從英國寫給他的信說“實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嬌婿”。
這些青年留學生之間，彼此戲謔的話，我本是從來不說的，如今地山和實秋都已先後作古，我自己也老了，回憶起來，還覺得很幽默。
實秋很戀家，在美國祇呆了兩年就回國了。 １９２６年我回國後，在北京，我們常常見面。那時他在編《自由評論》，我曾替他寫過“一句話”的詩，也譯過斯諾夫人海倫的長詩《古老的北京》。這些東西我都沒有留稿，都是實秋好多年後寄給我的。
１９２９年夏我和文藻結婚後，住在燕京大學，他和聞一多到了我們的新居，嘲笑我們說：“屋子內外一切佈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煙和茶。”虧得他們提醒，因為我和文藻都不抽煙，而且喝的是白開水！
七七事變後，我們都到了大後方。 ４０年代初期，我們又在重慶見面了。他到過我們住的歌樂山，坐在山上無牆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夠靜靜地坐到幾個小時。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處的北碚。我記得１９４０年我們初到重慶，就是他和吳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學）的夫人業雅，首先來把我們接到北碚去歡聚的。
抗戰勝利後不久，我們到了日本，實秋一家先回到北平，１９４９年又到了台灣，我們仍是常通消息。我記得我們在日本高島屋的寓所裡，還掛著實秋送給我們的一幅字，十年浩動之中，自然也同許多朋友贈送的字畫一同煙消火滅了！
１９５１年我們從日本回到了祖國，這時台灣就謠傳說“冰心夫婦受到中共的迫害，雙雙自殺”。實秋聽到這消息還寫一篇《哀冰心》的文章。這文章傳到我這裡我十分感激，曾寫一封信，託人從美國轉給他，並懇切地請他回來看一看新中國的實在情況，因為他是北京人，文章裡總是充滿著眷戀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麼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對我說她父親可能最近回來看看的時候，他就在前一天與世長辭了！
實秋，你還是幸福的，被人悼念，總比寫悼念別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淚，不是麼？
（本篇最初發表於《人民日報》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