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從上海打了長途電話來，讓我寫創刊三十週年的紀念文章。我屈指一算，該是１９５７年創刊的。
１９５７年是我從海外歸來後最痛苦的一年，這一年我家裡出了三個右派：一個是我的老伴，一個是我的兒子，一個是我的三弟。那時我的心像油炸的一樣，辛酸苦辣，又得打起精神，來勸慰、“引導”他們，我不知講了多少好話，寫了多少長信，把其他一切都丟在一邊，……這一切只得留到自傳裡再說了。
但我是的最忠誠的讀者，來了，我一定從頭細看，而且常常堆在案頭，到了一年終了，才捆起放在壁櫥裡。因為是我的好友靳以、巴金創辦的，我一看到就想起靳以和巴金。還有肖珊，這個調皮的大姑娘，總寫信向我催稿，她的信充滿了熱情，又撒嬌，又威脅，甚至有時說：“你再不來稿，我就要上吊了。”我知道她在美滿的生活中，決不會因這一件小事，就真的“上吊”，但幻想中的這兩個字，已夠我惶恐的了。我記得我那一篇短小的《一隻木屐》就是在她為《上海文學》催稿的威脅下匆促地寫成的！
刊行了三十年的，是一份有權威的刊物，有許許多多的好作品，慚愧的是我並沒有寫多少，而且也不好，我只預定將我的“自傳”在上發表，現在也還只寫到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事情，已發表的三分之一，從童年到１９２６年，都是我未諳世故時代的東西，這以後的恐怕就不會那樣地“天真”了，但我還要寫出我真實感情，來響應巴金老弟“說真話”的號召，我願意受讀者的監督！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２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