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雜誌社的同志來要我為教師節寫一篇東西。
我這一輩子只教過八年的書，而且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對八十年代的讀者來講這些，真是古老的破爛。但是那幾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之間的“友誼”，任何時候想起，都會引起我含淚的微笑。
那是１９２６年，我從美國留學回來，應聘到母校燕京大學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歲。
我開了兩門選修課目：“歐洲戲劇”和“習作”。上這兩門課的都是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但我最喜歡教的還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國文”。這是燕京大學在郊外新校址開學的第一年，一年級的男女學生也特別多，幾乎將近二百名，來自全國各地，分在國文系主任馬鑑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紹虞、顧隨諸教授的班裡。這幾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閩粵籍的學生聽不太懂他們的口音，教務處便把這些學生都編在我的班裡。一進課堂，他們齊刷刷地站起，從講台上望去，一張張紅撲撲的笑臉，好奇地盯著我這個“小先生”——那時候學生都稱教師為“先生”——而他們的年紀也不過在十七到十九歲之間。和我自己的弟弟們一樣年紀！我拿起點名簿，請他們自報姓名，在糾正了他們的口音之後，笑語紛紜之中，我們似乎已經很熟悉很親切了！
我給他們出的第一道作文題目是“自傳”，我要通過他們的自述，來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習慣、愛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幾十本文卷，真像傳記小說那樣，極其活潑、真摯而且很長——如翁獨健同志寫的，就有四萬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數，不寫批語，只注重在每人半小時以內的課外談話：如他們是怎樣寫的？以及我對於他們的文章的意見等等。這樣的課外單獨交談，加深了我們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時我們又都住在校內，課外的接觸十分頻繁，談話的範圍也很寬泛，我們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島邊的石舫上座談，我們充分地享樂了我們的友誼。那時我們還沒有“尊師愛生”的觀念，我們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坐。我覺得我不但愛他們，也尊重他們。他們不但尊重我，而且也愛我！
我覺得不但年齡相近的師生之間，就是年紀較大的教師和中、小學生之間，也可以有很深的友誼。我常常覺得小學生的自尊心是很強的，越不以“居高臨下”的眼光去看他們，他們就越自尊自愛，對教師也倍加親切信賴，什麼話都肯說、敢說。
當我們有了知心的學生朋友以後，我們的教學工作，就不是負擔而是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