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我終於投筆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吳文藻這個人，寫了出來，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後要做的一件事，因為這是別人不一定會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這篇文章，我開過無數次的頭，每次都是情感潮湧，思緒萬千，不知從哪裡說起！最後我決定要穩靜地簡單地來述說我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共同度過的、和當時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霧之晨，我為《婚姻與家庭》雜誌寫了一篇稿子，題目就是《論婚姻與家庭》。我說：
有了健全的細胞，才會有一個健全的社會，乃至一個健全的國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兩人組成。
夫妻關係是人際關係中最密切最長久的一種。
夫妻關係是婚姻關係，而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戀愛不應該只感情地註意到“才”和“貌”，而應該理智地註意到雙方的“志同道合”
（這“志”和“道”包括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等等），然後是“情投意合”
（這“情”和“意”包括生活習慣和愛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時間考驗以後，才能考慮到組織家庭。
一個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負起一個健康細胞的責任，因為在它周圍還有千千萬萬個細胞。
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人際關係之中，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之中。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中國人民幾千年智慧的結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淨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嚥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線”，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難”！而且有“國憂”，也還有世界大戰以及星球大戰。
但是由健康美滿的戀愛和婚姻組成的千千萬萬的家庭，就能勇敢無畏地面對這一切！
我接受寫《論婚姻與家庭》這個任務，正是在我沉浸於懷念文藻的情緒之中的時候。我似乎沒有經過構思，握起筆來就自然流暢地寫了下去。意盡停筆，從頭一看，似乎寫出了我們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願望和努力的實踐，寫出了我現在的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簡練，只記下我們生活中一些有意義和有趣的值得寫下的一些平凡瑣事吧。
話還得從我們的萍水相逢說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號，從上海啟程直達美國西岸的西雅圖。這一次船上的中國學生把船上的頭等艙位住滿了。其中光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橫渡太平洋兩星期的光陰，和在國內上大學的情況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沒有課堂生活，而且多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摟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遊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後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閒談。我問他到美國想學什麼？他說想學社會學。他也問我，我說我自然想學文學，想選修一些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的功課。他就列舉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問我看過沒有？我卻都沒有看過。他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麼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他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從來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國前已經開始寫作，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都已經出版。這次在船上，經過介紹而認識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氣地說“久仰、久仰”，像他這樣首次見面，就肯這樣坦率地進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為我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這次船上的清華同學中，還有梁實秋、顧一樵等對文藝有興趣的人，他們辦了一張的牆報。我也在上面寫過稿，也參加過他們的座談會。這些事文藻都沒有參加，他對文藝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和我談話時也從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兩星期，流水般過去了。臨下船時，大家紛紛寫下住址，約著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入學後，得到許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風景明片寫了幾句應酬的話回復了，只對他，我是寫了一封信。
他是一個酷愛讀書和買書的人，每逢他買到一本有關文學的書，自己看過就寄給我。我一收到書就趕緊看，看完就寫信報告我的體會和心得，像看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
老師和我作課外談話時，對於我課外閱讀之廣泛，感到驚奇，問我是誰給我的幫助？我告訴她，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這些事我當然沒有告訴文藻。
我入學不到九個星期就舊病——肺氣支擴大——復發，住進了沙穰療養院。那時威校的老師和中、美同學以及在波士頓的男同學們都常來看我。文藻在新英格蘭東北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的社會學系讀三年級——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最後二年，相當於美國大學二年級——新罕布什州離波士頓很遠，大概要乘七八個小時的火車。我記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紐約度年假，路經波士頓，曾和幾位在波士頓的清華同學來慰問過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癒復學。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為美國朋友演《琵琶記》，我曾隨信給他寄了一張入場券。他本來說功課太忙不能來了，還向我道歉。但在劇後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處——我的美國朋友家裡——來看我的幾個男同學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綺色佳的康耐爾大學的暑期學校補習法文，因為考碩士學位需要第二外國語。等我到了康耐爾，發現他也來了，事前並沒有告訴我，這時只說他大學畢業了，為讀碩士也要補習法語。這暑期學校裡沒有別的中國學生，原來在康耐爾學習的，這時都到別處度假去了。綺色佳是一個風景區，因此我們幾乎每天課後都在一起遊山玩水，每晚從圖書館出來，還坐在石階上閒談。夜涼如水，頭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時為止，我們信函往來，已有了兩年的歷史了，彼此都有了較深的了解，於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時候，他吐露了願和我終身相處。經過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訴他，我自己沒有意見，但是最後的決定還在於我的父母，雖然我知道只要我沒意見，我的父母是不會有意見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離波士頓較近，通信和來往也比較頻繁了。
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裡的捨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後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裡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於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陰老家去。從江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後，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於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牆，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只忙於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佈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
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那間空屋子裡，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的。兩天后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裡，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暑假裡我們回到上海和江陰省親。他們為我們舉辦的婚宴，比我們在北京自己辦的隆重多了，親友也多，我們把收來的許多紅幛子，都交給我們兩家的父母，作為將來親友喜慶時還禮之用。
朋友們都勸我們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們只住了一天就熱壞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鍋一般！那時劉放園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們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幾天。文藻惦記著秋後的教學，我惦念著新居的佈置，在假滿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關於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會》那篇小說裡曾描寫過。
上課後，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裡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們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文藻的父親相繼逝世。他的母親就北上和我們同住，我的父親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來。這時我的二弟為傑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劍群也入了燕大讀家政系。他們都住在宿舍，卻都常回來。我沒有姐妹，文藻沒有兄弟，這時雙方都覺得有了補償。
這裡不妨插進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後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只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裡，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後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裡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
“這是什麼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婚後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續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我嚐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製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給孩子洗澡。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
在燕大教學的將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我們不但有課內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活裡的問題：婚姻，將來的專業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他在自傳裡提到說：“我對於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因此在這一年他僕僕於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只是到處遊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閒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後，“七七事變”便爆發了！
上次未完待續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的。七個月過去了，中間編輯同誌曾多次來催，就總是寫不下去！ “七七事變”以後幾十年生活的回憶，總使我膽怯心酸，不能下筆——說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書房裡埋頭寫些什麼，和學生們滔滔不絕地談些什麼，我都不知道。他那“頂天立地”的大書架撂著的滿滿的中外文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書，也沒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氣。要評論他的學術和工作，還是應該看他的學生們寫的記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應《晉陽學刊》之約，發表在該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傳》，這篇將近九千字的自傳裡講的是：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麼學校，讀的什麼功課，從哪位教師受業，寫的什麼文章，交的什麼朋友，然後是教的什麼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於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隻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學生寫悼念他的文章裡，都說：“吳老曾感慨地說'我花在培養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請讀者都去看他的《自傳》，但也應該用他《自傳》裡的話，來總括他在“七七事變”前在燕大將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講課，用他學生的話說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體系，使'中國式的社會學'紮根於中國的土壤之上。”
（二）是培養專業人才，請進外國的專家來講學和指導研究生，派出優秀的研究生去各國留學。
（“請進來”和“派出去”的專家和學生的名字和國籍只能從略。）
（三）是提倡社區研究。 “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會研究。”我只知道那時有好幾位常來我家討論的學生，曾分頭到全國各地去做這種工作，現在這幾位都是知名的學者和教授，在這裡我不敢借他們的盛名來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體會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氣”的後面，隱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這裡不妨再插進一首嘲笑他的寶塔詩，是我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老先生湊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到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馬”和“羽毛紗”的笑話是抗戰前在北京，有一天我們同到城裡去看望我父親，我讓他上街去給孩子買“薩其瑪”
（一種點心），孩子不會說薩其瑪，一般只說“馬”。因此他到了鋪子裡，也只會說買“馬”。還有我要送我父親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點心店和“東昇祥”
布店，這兩件東西的名字都說不出來。虧得那兩間店舖的售貨員，和我家都熟，打電話來問。 “東昇祥”的店員問：“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麼？”我們都大笑起來，我就說：
“他真是個傻姑爺！”父親笑了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認了。抗戰後我們到了雲南，梅校長夫婦到我呈貢家裡來度週末，我把這一腔怨氣寫成寶塔詩發洩在清華身上。梅校長笑著接寫下面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認我的“作法自斃”。
回來再說些正經的吧，“七七事變”後這一年，北大和清華都南遷了，燕大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那時還不受干擾。但我們覺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時，文藻已經同大後方的雲南大學聯繫好了，用英庚款在雲大設置了社會人類學講座，由他去教學。那時只因為我懷著小女兒吳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們再呆一年。這一年中，我們只准備離開的一切——這一段我在一文中，寫得很詳細。
一九三八年秋，我們才取海道由天津經上海，把文藻的母親送到他的妹妹處，然後經香港從安南（當時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車到了雲南的昆明。這一路，旅途的困頓曲折，心緒的惡劣悲憤，就不能細說了。記得到達昆明旅店的那夜，我們都累得抬不起頭來，我懷抱裡的不過八個月的小女兒吳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來，我們才抬起倦眼驚喜地看到座邊圓桌上擺的那一大盆猩紅的杜鵑花！
用文藻自己的話說：“自一九三八年離開燕京大學，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我的生活一直處在戰時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他到了雲南大學，又建立起了社會學係並擔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託，成立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我們在昆明城內住了不久，又有日機轟炸，就帶著孩子們遷到郊外的呈貢，住在“華氏墓廬”，我把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為“默廬”，我在一九四○年二月為香港《大公報》（應楊剛之約）寫的《默廬試筆》中寫得很詳細。
從此，文藻就和我們分住了。他每到週末，就從城裡騎馬回家，還往往帶著幾位西南聯大的沒帶家眷的朋友，如稱為“三劍客”的羅常培、鄭天翔和楊振聲。這些苦中作樂的情況，我在為羅常培先生寫《蜀道難》序中，也都描述過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講座受到干擾，不能繼續，同時在重慶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工作的清華同學，又勸他到委員會里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並提出意見。於是我們一家又搬到重慶去了。
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內的朋友家裡，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裡有一所沒有圍牆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六千元買來的。我把它叫做“潛廬”，關於這座土屋和門前風景，我在《力構小窗隨筆》中也說過了。
我記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醫院”也就是“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住了將近一個月，他受到內科錢德主任的精心醫治，據錢主任說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內外，必有一個轉折期，那時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時的高燒一直延長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護士試過了他的脈搏，驚惶而悄悄地來告訴我說：“他的脈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趕緊跑到醫院後面的宿舍裡去找王鵬萬大夫夫婦——他的愛人張女士是我的同學——那時我只覺得雙腿發軟，連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婦回到病房來時，看見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過來了，床邊站滿了大夫和護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頭看見窗前桌上放著兩碗剛送來的早餐熱粥，我端起碗來一口氣都喝了下去。我覺得這以後我要辦的事多得很，沒有一點力氣是不行的。
誰知道再一回頭看到文藻翻了一個身，長長地籲了一口氣，迸出一身冷汗。大夫們都高興地又把被子給他蓋上，說：
“這轉折點終於來了！”又都回頭對我笑說，“好了，您不用難過了……”我擦著臉上的汗說：“你們辛苦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什麼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個多月過去了，卻又忙著把他搬回山上來，那時沒有公費醫療，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費，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只是一擔白米。回家後還是虧了一位文藻的做買賣的親戚，送來一隻雞和兩隻廣柑，作為病後的補品，偏偏我在一杯廣柑汁內，誤加了白鹽，我又捨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後，大女兒吳冰向我訴苦，說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關於這位高尚的人，我將另有文章記述）只給她吃一個上面插著一支小蠟燭的饅頭。這時文藻躺在家裡床上，看到爬到他枕邊的、穿著一身淺黃色衣裙，發上結著一條大黃緞帶的小女兒吳青（這也是富奶奶給她打扮的），臉上卻漾出了病後從未有過的一絲微笑！
文藻不是一個能夠安心養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參加了“中國訪問印度教育代表團”去過印度，著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問題。同年的六月，他又參加了“西北建設考察團”，擔任以新疆民族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調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參加了去到美國的“戰時太平洋學會”，討論各盟國戰後對日處理方案。會後他又訪問了哈佛，耶魯，芝加哥，普林斯頓各大學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們戰時和戰後的研究計劃和動態，他得到的收穫就是了解到“行為科學”的研究已從“社會關係學”發展到了以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三門結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將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財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復，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將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將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京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著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這一段事我都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無家樂》那一篇文章裡，當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著小女兒到了東京。
現在回想起來，在東京的一段時間，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並和國內有了聯繫。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臥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記者和商人。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將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係，取得了《星檳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頭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他把我們給國內的一封信縫在褲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聯繫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中間週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寫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周總理》一文中敘述過。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等，都被揚棄了竟達三十年之久。文藻這時是致力於研究國內少數民族情況。他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歷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極力主張“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這段詳細的情況，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龍平平同志的《論吳文藻的“民族學中國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講得很透徹，我這個外行人，就不必多說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錯劃為右派。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
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沈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週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只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裡還是感到委屈和沈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錯劃予以改正。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後幾乎所有的社會學者都被劃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後，還有許許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劃為右派，這其中還有許多年輕人和大學生。我心裡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來被劃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並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
文藻被劃為右派後，接到了撤銷研究室主任的處分，並被剝奪了教書權，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九五九年以後，文藻基本上是從事內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與費孝通（他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少數民族史志“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會學新出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釋文等，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並參與了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他還與費孝通共同蒐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了，我和他一樣靠邊站，住牛棚，那時我們一家八口（我們的三個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分散在八個地方，如今單說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廠勞動，一九七○年夏又轉到湖北沙洋民族學院的干校。這時我從作協的湖北咸寧的干校，被調到沙洋的民族學院的干校來。久別重逢後不久又從分住的集體宿舍搬到單間宿舍，我們都十分喜幸快慰！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了十年浩劫，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都不能倖免，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了，又因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們在一起勞動，無論做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如種棉花，從在瓦罐裡下種選芽，直到在棉田裡摘花為止，我們學到了許多技術，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驕陽似火，當棉花稈子高與人齊的時候，我們在密集閉塞的棉稈中間摘花，渾身上下都被熱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曬乾了。這時我們都體會到古詩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們身上穿的一絲一縷，也都是辛苦勞動的果實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有訪華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八人，先被從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編譯室。我們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鬆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接著又翻譯了美國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這是一部以文論史的“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的大作！那時中國作家協會還沒有恢復，我很高興地參加了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從攻讀原文和參考書籍裡，我得到了不少學問和知識。那幾年我們的翻譯工作，是十年動亂的歲月中，最寧靜、最愜意的日子！我們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樓上，伏案疾書，我和文藻的書桌是相對的，其餘的人都在我們的隔壁或旁邊。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點到辦公室，十二時回家午飯，飯後二時又回到辦公室，下午六時才回家。那時我們的生活“規律”極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沒有虛度了光陰！現在回想起來，也虧得那時是“百舉俱廢”的時期，否則把我們這幾個後來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來翻譯這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大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各種學術研究又得到恢復，社會學也開始受到了重視和發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動地參加了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作了《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談了多年來他想談而不能談的問題。當年秋季，他接受了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任務，並在集體開設的“民族學基礎”中，分擔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教學任務。文藻恢復工作後，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幾年來我們對西方民族學戰後的發展和變化了解太少，就特別注意關於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寫了《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化》，介紹了西方民族學戰後出現的流派及其理論，這是他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傳裡最後說：“由於多年來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未被承認，我在重建和創新工作還有許多要做，我雖年老體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為發展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作出貢獻。”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體力不濟了。近幾年來，我偶爾從旁聽見他和研究生們在家裡的討論和談話，聲音都是微弱而喑啞的，但他還是努力參加了研究生們的畢業論文答辯，校閱了研究生們的翻譯稿件，自己也不斷地披閱西方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新作，又做些筆記。一九八三年我們搬進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們的臥室兼書房，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真是窗明幾淨。我從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腦血栓後又患右腿骨折，已有兩年足不出戶了。
我們是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顧的豐碩果實。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也是天然規律，文藻終於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們在守護，我行動不便，自己還要人照顧，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時那樣，日夜守在他旁邊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們的兒子吳平從醫院裡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
“爹爹已於早上六時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遺囑：不向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火葬後骨灰投海。存款三萬元捐獻給中央民院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親密友（只是他的幾位學生）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小廳裡，開了一個小型的告別會（有好幾位民院、民委、中聯部的領導同志要去參加，我辭謝他們說：我都不去你們更不必去了），這小型的告別會後，遺體便送到八寶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們的兒女們又到火葬場拾了遺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後一段時間內的情況，我在《衷心的感謝》一文中（見《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寫過了。
現在總起來看他的一生，的確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當時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命運”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紅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導知識分子堅持走健康成長的道路》中的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第四階段上，講得就非常地客觀而公允！
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偏離了正確的方向，知識分子工作也經歷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現是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以種種罪名排斥和打擊了一些知識分子，使不少人長期蒙受冤屈。這種錯誤傾向，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把廣大知識分子誣衊為“臭老九”，把學有所長、術有專攻的知識分子誣衊為“反動學術權威”，只片面地強調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學習，不提工農群眾也要向知識分子學習，人為地製造了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而重視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反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摧殘知識分子成為十年浩劫的重要組成部分。
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從心裡感覺到中國共產黨真是一個偉大、英明、正確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有嚴明紀律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可惜的是文藻沒能趕上披讀這篇文章了！
寫到這裡，我應當擱筆了。他的也就是我們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沒有感到絲毫的不足。要說他八十五歲死去更不能說是短命，只是從他的重建和發展中國社會學的志願和我們的家人骨肉之間的感情來說，對於他的忽然走開，我是永遠抱憾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