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４日的下午，我又打電話到丁玲家裡，探問她的病情。接電話的是一位外地來的同志，她告訴我“丁玲已於今晨十時多逝世了”，我放下聽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別了！
我和丁玲相識以後的畫面，一幅一幅地從我眼前掠過：
１９２８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頻、沈從文到我上海家裡來看我。
１９３１年她編《北斗》雜誌，我曾為她寫稿，那時我們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個冰字，因為她的本名是蔣冰之。
１９３１年或３２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學我的家裡來看我，正值我為兒子吳平洗澡，她慨嘆地說：她就不常有這種的和孩子同在的機會。
１９３６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過南京，聽說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們就去看望了她。當天夜晚她就來回看我們，在玄武湖上划船談話。
抗戰期間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慶的參政會議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聯坐，我向他問到了丁玲的近況。
１９５１年後我從日本回來，那時她正致力於新中國文藝領導工作。我記得我參加全國作協，還是她和老舍介紹的。
１９５５年以後，忽然又說她是什麼反黨集團的人，在批判大會上我只看見她在主席座位右邊的小桌上，低頭記著筆記，從此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１９７９年她回來了，住在木樨地，作協開會時，接我的車也去接她，我們在車上談了不少的話。
１９８０年秋季以後，我摔壞了腿，行動不便，不能參加社會活動，就是她來看我了。
１９８４年２月，她來看我，帶來了她的“近作集”。
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又帶來《丁玲選集》和她主編的《中國》文學雜誌。也說起她有腎病，不過她還是那樣地健談，我沒有想到那就是最後一面了。
寫追悼文字，我的手都軟了！這些年來，振鐸、老舍、郭老、茅公、林巧稚大夫、吳貽芳校長……最近又是我的老伴，我的二弟，現在又加上丁玲！
死而有知，也許有許多歡樂的重逢，死而無知，也擺脫了軀殼上的痛苦。
難過的是他們生前的親人和朋友。
我們只能從他們遺留下的不朽的事業中得到慰藉，在我們有生之年也將為承繼他們的為人民的工作而不斷奮鬥！ １９８６年３月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