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在懸心而又不願聽到的消息，終於聽到了！民進中央給我送來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於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許是因為春寒吧，我只覺得雙手冰冷。我的小女兒說：“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電話通知了，因為爸爸剛剛出院，所以也沒敢告訴你們，怕你們傷心。”
但是我們怎能不傷心呢？
我們和徐伯昕同志相識，還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們加入了民主促進會以後；雖然在這以前我們已經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聞人，鄒韜奮老先生的親密戰友。他們辦進步刊物，屢次被封，屢次再辦。他們在國民黨的殘酷包圍中，艱苦奮鬥的事蹟，當時知識界人士是一致頌揚的。
在我們和徐伯昕同志將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觸中，深深地感覺到他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是個最好的黨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認真，極端負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同志們又是十分懇摯，親切。在三十年不平靜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動亂的年月，他總給我們以最大的關懷。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參加過的民進大大小小的會議上，伯昕同志主持會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態度。每當會議結束之前，他還總是恭謹地問周建人主席、葉聖陶副主席有什麼指示沒有？這種勤慎的工作態度，我們都應當向他學習！
我記得伯昕同誌有一個時期頸部有病，常常直不起頭來。
一九七二年我們從乾校回來，他還扶病來看我們，愉快地告訴我們：在他東城家的院子裡，種了好多花，要我們去看。我知道在他沒有工作可談的時候，也要把輕鬆愉悅的氣氛來感染鼓舞我們。
在他臥病住院的日子裡，我每月到北京醫院檢查，總想法到樓上病房去看望他。病魔已在殘酷地折磨著他，我看他一次比一次瘦弱，但他還是同我談工作，最後一次，也就是今年二月間吧，他問我對於民進領導班子的安排，有什麼意見沒有？我笑著對他說：“新來的領導我都見過了，真是好得沒說的！”他也滿意地笑了。那時在他的病床邊，還有一位大夫正在為他按摩他那已經失去知覺的雙腿。他似乎是特意和我說起，將來他好了出院之後要如何如何，他也許在安慰我，也許在安慰自己！我聽著他那氣力不足的談話，我就已經想到不知道我還能看望他幾次！
伯昕同志再也不能同我們談工作了。我們悼念他，要永遠學習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上鞠躬盡瘁的革命精神。三十年來在他的領導培養之下，民進有了一班像他那樣勤謹、認真、苦幹的中青年干部，這是民進的骨幹力量！我是做不了多大工作了，但我仍願同民進的老、中、青的同志們在一起，和我們親愛的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永遠做黨的好助手。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