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聲聲繁密而響亮的爆竹，中間還有孩子們放的二踢腳，是地下一聲、曳著殘聲又在天上發出一聲巨響。薄紗的窗簾上還不時地映出火樹銀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們在放著各種各樣的煙火呢。多麼熱鬧歡暢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為什麼有一點惆悵呢？
我想起古人的兩句詩，是“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現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沒有客了思家的悵惘，我苦憶的是我的萬里外的許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幾乎佔了一半；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佔去大半。
我開始結識日本朋友，還是在萬里外的美國。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留學，在同學中，和日本女學生更容易親近。
大家拿起毛筆寫漢字，拿起筷子吃米飯，一下子就“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那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當權，中日關係相當緊張，但我們談起國事來都有很堅定的信念，認為我們兩個東方國家應該而且必須永遠和平友好下去，來維持東亞和世界的繁榮和進步，只要我們年輕一代不斷地為此奮鬥，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的崇高理想一定會實現。
在這些日本同學中，我特別要提到瀨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樓。她是一個地道的東方女孩子，敏而好學，沉靜而溫柔，我們雖不同班，下了課卻常在一起。我們吃西餐吃膩了，就從附近村里買點大米，肉末和青菜，在電爐上做飯吃。一般總是我烹調，她洗碗，吃得十分高興。這幾十年來，除了抗戰那幾年外，我們通信不斷。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見得著她；她也到過中國，北京。前幾天我還得到她的賀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戰後的東京，結識了松岡洋子。她是一位評論家，又是一位熱心從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國留過學，我們用英語交談，越說越興奮。此後我們不斷地在北京或東京，或國際和平會議上見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們作家代表團訪日時，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弔唁；見到她的女兒——曾在中國上過學的松岡徵子。前幾天我得到她給我的一封賀年信，她說：“我要在今年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貢獻。”多麼可愛的接班人啊！
這裡應當提到女作家三宅艷子，她也是和松岡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運動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寫了篇《尼羅河上的春天》，那裡面的兩位日本婦女，就是以她們為模特兒的。她們都曾分別單獨訪問過中國，我也曾分別陪著她們乘京廣火車南下，一路參觀遊覽，並一直送到深圳。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們在車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談，真有許多是值得好好地追記的。
談到女作家，我還接待過有吉佐和子。她對中國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遊覽，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見到她。
還有漱戶內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訪問中，我同詩人李季曾到過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時，她已削髮為尼，但談鋒之健，不減當年。
一路寫來，提到的盡是些女性朋友！其實我的日本男姓朋友的數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現在索性把他們放過一邊，談談他們的夫人吧。
中島健藏自稱為我的哥哥，中島夫人就是我最敬愛的嫂嫂。每次我到東京中島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圖書、茶香酒冽之中，總有中島夫人慈柔的笑臉和親切的談話。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後，中島夫人每次來華，必到醫院或家中來看我。還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書室里以最精美的茶點來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醫院或我蝸居來探問我。
她們兩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奮發，我願自己早早康復起來，好和她們一起多做些有益於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憶潮水般湧來，我的筆也跑開了野馬。在我勒住韁繩之先，我還必須提到一位在友誼橋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純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見的場合，常常有她在座。僅僅一個多月以前，陪著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來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聲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煙火照得我的窗簾上一時濃紅，一時碧綠。孩子們大聲歡呼拍手跳躍，甲子之旦來到了！我這篇短文竟然寫了兩年，也是從未有過的。在這歡慶聲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們（不論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長壽。我將永遠和他們一起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