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的編輯同志，早就要我寫翻譯的文章了，季羨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總不敢動筆。理由很簡單，我沒有翻譯過多少東西，不能算是一個翻譯家。我又只懂得一種語言——英語，還不精通（為要通過碩士考試，必須有兩種外國語。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學過一個暑期的法語，考試過後，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譯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還有過痛苦的經驗：我在美國大學的碩士論文，是李清照漱玉詞的英譯。題目是我的導師替我選的，這對我真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我硬著頭皮，把漱玉詞譯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後每星期一次到導師家裡，一邊吃著茶點，一邊商量著把它譯成“詩”。就這樣，每星期譯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強把論文寫成了。至今想起來還在難過，幸而沒有一個中國人看見過我那篇論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譯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的冬天，我從美國同事那裡，看到幾本黎巴嫩詩人紀伯倫自己用英文寫的散文詩，我尤其十分喜愛其中的一本，，我喜愛它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學講一門“習作”課，我就請習作班的同學們分段翻譯了出來，然後我再個別地和他們討論商量，但修改後的譯稿竟沒有收集起來。 １９３０年，我母親逝世後，我病了一場，病榻無聊，重看這本，覺得實在有移譯出來公諸同好的必要，就在１９３１年把它譯完，正好新月書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給他們了。
這以後，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譯了印度哲人泰戈爾自己用英文寫的散文詩《吉檀伽利》和，還有幾篇短篇小說。泰戈爾是我心儀已久的詩人，（特別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後，去過印度三次，對於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較有些認識。）他的詩和紀伯倫的一樣，也有充滿了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但他們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爾的詩顯得更天真，更歡暢，更富於神秘色彩，而紀伯倫的卻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對年輕人講處世為人的道理，平靜裡卻流露出淡淡的悲涼。總之，我翻譯這兩位作家的散文詩的時候，都沒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種美的享受！後來我又應印度作家安那德之約，譯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寫的童話《石榴公主》，也因為我到過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還可以領會一些。此後，又譯過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的詩集，那是“上頭”給我的任務，原詩的英譯本是有韻的，我也只好譯成一些合轍押韻的句子，就顯得吃力了。大概是１９７８年吧，有關方面又交給我一本馬耳他總統布蒂吉格的英譯散文詩《燃燈者》。這本詩集在我手裡耽誤了很久，直到１９８０年五月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才匆忙地趕譯了出來。我沒有到過馬耳他，對那裡的風土人情，都沒有感性知識，也只好照著字面直譯下去。
等到六月中旬譯完抄好，我就病了，連序文也沒有譯出，就交捲了。
一般說來，我翻譯的文學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歡翻譯我喜愛的作品，而且必須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寫的，我總擔心重譯出來的東西，不能忠實於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譯散文詩或小說，而不敢譯詩。我總覺得詩是一種音樂性很強的文學形式。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聽過好幾門詩歌的課。有許多英美詩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愛的。如莎士比亞，雪萊，拜倫等。當老師在台上朗誦的時候，那抑揚頓挫的鏗鏘音節，總使我低迴神往，但是這些詩句要我用漢文譯了出來，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樂性就都沒有了。
我一直認為譯詩是一種賣力不討好的工作，若不是為了辭不掉的“任務”，我是不敢嘗試的。
第三，我覺得要譯好外國文學作品，必須比較豐富地掌握一些本國的文學詞彙。在遇到好句的時候，詞彙多了才有斟酌選擇的餘地。在選擇到一個適當的字眼，來移譯某一個好句的時候，往往使我歡欣累日。這快樂比自己寫出一篇滿意的作品還大，可惜的是這種快樂的享受並不常有！
關於文學翻譯，我所能談的就是這些了。 “淺”人無“深”語，這篇漫談能廁入“百家談”之列，我深深感到榮幸而又慚愧。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