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本選集從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說《亡命者》看起，一直看到八十年代的散文《一封回信》，彷彿把巴金這幾十年的個人和寫作歷史，從頭理了一遍，我的感觸是很深的。
我認識巴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記得是在一個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來看我。那時我們都很年輕，我又比他們大幾歲，便把他們當做小弟弟看待，談起話來都很隨便而自然。
靳以很健談，熱情而活潑。巴金就比較沉默，靦腆而稍帶些憂鬱，那時我已經讀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記得他說過常愛背誦一位前輩的名言：
他又說過：
“我似乎生來就帶來了憂鬱性，我的憂鬱性幾乎毀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沒有一刻停止過。”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潰的、陳腐的封建大家庭裡生活了十幾年，他的“充實”的心裡有著太多的留戀與憤怒。他要甩掉這十幾年可怕的夢魘。他離開了這個封建家庭，同時痛苦地拿起筆來，寫出他對封建制度的強烈控訴。他心裡有一團憤怒的火，不寫不行，他不是為了要做作家才寫作的。
四十年代初期，我住在重慶的歌樂山。他到重慶時，必來山上看我，也談到自己的寫作。他走後，我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裡，聽到一聲聲不停的杜鵑叫喚，我就會聯想起這個“在暗夜裡呼號的人”！
他說過：
界的真面目。我躺下來。我哭，為了我的無助而哭，為了人類的受苦而哭，也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我的心裡燃燒著一種永遠不能熄滅的熱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厲害了。 ”
他愛祖國，愛人民，愛全人類，為他們的痛苦而呼號，但“光明”卻是他在暗夜裡呼號的目標。他說過：
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聲……我對祖國對人民有多麼深的愛……我的火是燒不盡的，我的感情是傾吐不完的，我的愛是永不消滅的。 ”
他終於見到了光明。中國解放了，舊制度和人民的敵人滅亡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了，他感到了莫大的喜悅。為了這個偉大時代的來臨，他貢獻出了他的心，他的筆和他的全部力量。 １９５１年我從日本回來以後，在北京，在上海就常會看到快樂的他，和他的美滿的家庭。他的愛人蕭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們在人民外交的國際活動中，曾一同參加過好幾次“世界和平大會”和友好團體的出國訪問。此外我每到上海，他和靳以一定來接我，我們一同逛城隍廟，吃小吃。 １９５９年靳以逝世以後，他仍是自己來接我。他每次到北京自然也到我家來，除了在公共社交場合之外。在這些接觸中，我覺得他一直精神飽滿，作品也多，他到過抗美援朝的前線，還到過抗美援越的前線，他是個新中國的為世界和平人類進步而奮鬥的勇士。
十年浩劫中，他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嚴重的，最使他傷心的，是在他身邊，多了一個他的愛妻蕭珊的骨灰盒！
噩夢過去以後，我們又相見了，我們慶幸日月的重光，祖國的再造。 １９８０年夏我們還一同參加一次赴日本的友好訪問。同年秋天我得了腦血栓又摔壞了右腿。行動不便，有三年“足不出戶”。巴金每到北京仍來看我。去年他也摔了腿，行動也不方便，但他在給我的信中說：
而我還能拿筆，還可以寫我的隨想錄。 ”
他這封信是今年７月寫的，朋友從南方來都告訴我，巴金近況還好，他還在不停地寫作。
是的，巴金不會停筆，他將不斷地償還他對後代讀者的欠債！
巴金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這本選集不過是他浩如煙海的作品中的一點一滴。但讀者可以“管中窺豹”，從一斑中看到斑爛飛動的全身。
巴金自己也說過：“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以後也就順著這條道路走去。”這是他的作品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之處。而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筆下的人物，卻完全是中國的。這也是讀者們都能看到的。 １９８３年９月６日集”叢書《巴金》序，最初發表於《文藝報》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