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日晚在電視的屏幕上，忽然出現了滿面笑容的廖公的大幅相片，接著就廣播廖公逝世的不幸消息。這消息真如同天外飛來的一大塊黑紅黑紅的流星隕石，在國內海外千萬人的心地上，炸出了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空虛”！
廖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的聞名的革命家庭、他自己一生在國內、在日本、在歐洲的革命工作。他的知友遍天下。我在解放後所到過的海外各地：亞洲、非洲、歐洲、美洲，許多中國僑民和外國朋友，在對我提起廖公的時候，都是讚不絕口。日本朋友尊他為“最大的知日派”，歐美朋友稱他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海外各地的僑胞們則把他當作通向祖國的“最寬廣的渠道”和“最堅固的橋樑”。我以為像他這麼一位學貫中西、名聞內外的巨人，見了一定會使人有“望之儼然”的感覺。而在中日邦交恢復後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外事活動中我和他接觸時，我驚喜地發現他是一位豪爽、誠懇、熱情的人。他的言談舉止，又是十分地灑脫而風趣。他對外賓除了正式的致詞之外，是對哪國人就說哪國話，說得流利而自然，總給人以一種淳真親切的感覺。這就使我憶起在一九七三年，在日本櫻花時節，廖公率領一個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去到日本，我也是團員之一。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第一個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訪問團，我們到處都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熱烈招待和盛大歡迎。
廖公在這些場合，如同回到故鄉一樣，表現出自然而活潑，他遇見早稻田大學的同學，就擁抱起來，唱著大學的校歌。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見全體團員的茶話會上，他把在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櫻的三片葉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裡，說：“象徵中日友好的山櫻花樹，已經在中國的土地上茁壯成長了！”這時在首相官邸的大廳裡，響起了一片歡騰的掌聲。當時我就感到這小小三片的山櫻嫩葉，在日本朋友心中的份量，決不在正式禮品如大幅名畫或大型牙雕之下！也許就是這一次的訪問吧，我記得在一個旅日僑胞的歡迎會上，廖公正用地道的廣東話，同主人們暢談，大概他發現僑胞裡還有一些福建人，他忽然很風趣地笑對大家說：
“我們團裡有一位謝冰心女士，她是福建人，請她用鄉音來替我們說幾句感謝的話吧。”在大家的鼓掌之下，我只得站起來勉強用我的不地道不嫻熟的福建話，說了幾句，趕緊又坐下了。我那時雖然覺得很窘，而看到我的同鄉僑胞們相視而笑的歡容，我從心底佩服了廖公這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的活動藝術！
也就是在這一次訪問途中吧，我發現廖公的健康情況並不是太好。在旅館中朝夕相處，雖然時時可以看到他可掬的笑容，聽到他爽朗的笑聲，而在用餐時候常常看見廖公夫人經普椿女士在餐後給他吃藥，或是把他面前的酒杯拿走，這時他也只抬頭一笑。一九八○年以後的兩三年中，我住了四次醫院，每次幾乎都聽說廖公也住院了，不是心髒病犯了，就是骨折，可是他不是一個很聽話的病人，常常看見他換了衣服出去開會，或是接見外賓和僑胞。
他骨折了坐著轉椅，還是南下北上地轉！他的活動範圍實在太廣泛了，他的工作也實在太繁重了，遺憾的是：沒有一個人能把他的工作完全頂了下來。
他就這樣地堅毅樂觀地為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事業，無休止地鞠躬盡瘁，終於在黨和人民最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和我們不辭而別了……我們追了出去，望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們能做些什麼來稍稍減輕我們的悲痛呢？像我這樣的，千百個人合在一起，也做不好他一個人的工作！但是我想，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民，再加上台灣同胞、港澳同胞以及遍布天涯海角的僑胞，戮力同心，從各方面聚集起來，來促進、完成廖公的遺願，這排山倒海的力量，應該是“無攻不克”的吧，願與國人共勉之！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