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編輯部的同志來約我寫文章，還說最好能談談天津。她剛走，我就從晚郵中接到一封信，是詢問甲午海戰中在威遠艦上犧牲的、我父親的戰友的名字和職務等等。我忽然想起天津有個紫竹林，是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听到的一個地名，雖然以後我從未去過。那裡從前有個北洋水師學堂，是我父親學習過的地方。他曾對我說，“從福建乍一到北方，覺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夾褲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時還年輕。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因為我在宿舍裡看，讓我的老師、總教習嚴又陵先生看見了，罰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張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腳都凍麻木了，可是也一樣地過去了。”那時我聽了很替父親鳴不平，我覺得除夕應該算是假期，應該不算壞書，他的先生不應該罰他。
關於紫竹林，不記得父親還說過什麼，但天津到底是他到過的第一個北方城市，住的時間也不會太短。四十年代初，我在四川歌樂山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老先生同朋友上山遇見我，常常拍著我的肩膀，用很重的天津口音對他的朋友說，“她的父親和我同班。”這使我猛然憶起，我父親說“官話”的口音，也是天津味兒的，和張老伯一模一樣！
天津這座城市，我不知去過多少次。五十年代初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我們還在那裡住過幾個月。我還到過南開大學，逛過水上公園、參觀過三條石，吃過狗不理包子……我對於天津的印象，是很好的。它也有過租界，街道是彎彎曲曲的，在這一點上有些像上海，但人民卻是北方的。在天津我也有些同學朋友，因為離北京近，他們常來，但在我們的談話中，我總想不起向他們打聽紫竹林在天津的什麼地方？現在是否還有個海軍學校？
七十幾年前的一件小事，到底像旅行手提箱上，最先貼上的那一條旅館標籤，它往往被後來重重疊疊貼上的許許多多的標籤，遮蓋得看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