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語言學會議決定出羅常培先生誕生八十週年紀念文集，並約他的生前友好，寫紀念文章。在被約之列的我，既感到光榮，也感到無限的哀戚。
羅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將二十一周年了。這二十年之中，中國人民經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考驗，在一陣動盪漂搖之後，像莘田先生和我這樣的“世紀同齡人”，已所餘無幾了。而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對於祖國有著最大的希望的話，還是從和我一般大年齡的人那裡聽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還健在，這棵雪後挺立的青松，將對我說出什麼樣的安慰和鼓勵的話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這個時期的事情，比如說：在他病中我們去探望了沒有？他的追悼會我們參加了沒有？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模糊不清了，但是四十餘年前我們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卻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吳文藻，他先認識了莘田先生。我記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從青島開會回來，告訴我說：“我在青島認識了一位北大語言學教授羅莘田，我們在海邊談了半天的話……”我知道他們一定談了些社會科學上的問題，因為文藻這個人若不是談到專業，而且談得很投機的話，他和人的談話，是不會談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來，還是抗戰軍興，北京各大學南遷以後。一九三八年，文藻在雲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我們家住在雲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後又搬到維新街，那時有幾位昆明沒有家的聯大教授，常到我們家裡來作客，尤其是自稱為“三劍客”的鄭天挺（毅生）先生、楊振聲（今甫）先生和羅莘田先生。羅先生是北京人，對於我們家的北方飯食，比如餃子、烙餅、炸醬麵等，很感興趣。我總覺得他不是在吃飯，而是在回憶回味他的故鄉的一切！
第二年，我們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貢去的時候，他更是我們的周末常客。呈貢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東三個城門，從我們住的那個北邊城牆內的山頂房子裡，可以一直走上西門的城樓。在每個星期六的黃昏，估摸著從昆明開來的火車已經到達，再加上從火車站騎馬進城的時間，孩子們和我就都走到城樓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帶來的客人。只要聽到山路上的得得馬蹄聲，孩子們就齊聲地喊：“來將通名！”
一聽到“吾乃北平羅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歡呼起來。
莘田先生和我們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說到一起，玩到一起。我們家孩子們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滿族——那時還兼做廚娘，每逢她在廚下手忙腳亂、孩子們還纏她不放的時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說：“來，來，羅奶奶帶你們到山上玩去！”直到現在，已經成為大人的我們的孩子們，一提起羅伯伯，還親暱地稱他做羅奶奶。
莘田先生的學術造詣，在學術界早有定評，我是不能多置一詞了。而他對於他的學生們在治學和生活上的那種無微不至的誘掖和關懷，是我所親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為敬佩和讚賞的。當我們住在昆明城裡的時候，我們也常到“三劍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裡，書桌上總擺有筆墨，他們就教給我寫字。這時常有“羅門弟子”如當時的助教吳曉玲先生、研究生馬學良先生等（現在他們也都是我們的好友）來找莘田先生談話，在他們的認真嚴肅而又親熱體貼的言談之中，我看出了他們師生間最可貴的志同道合的情誼。吳曉玲先生曾對我講過：在四十年代後期，莘田先生在美講學時，曾給他的學生們辦的刊物寫過一篇《捨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講做老師的應當有“捨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來幫助學生們做好學術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珠那樣愛護自己的學生，儘管他自己對學生們的要求十分嚴格，卻聽不得別人對於他學生們的一句貶詞。我曾當著莘田先生的面對文藻說：“我知道怎樣來招莘田生氣。他是最'護犢'的，只要你說他的學生們一句不好，他就會和你爭辯不休……”莘田先生聽了並沒有生氣，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來。他是多麼可敬可愛的一個老師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們住在四川重慶郊外的歌樂山，莘田先生每到重慶，必來小住。我記得我曾替他寫的一本遊記《蜀道難》做過一篇序。如今這本書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從日本歸來，莘田先生是最早來看望我們的一個。他和我們的許多老友一樣，給我們帶來了在新中國生活和工作的舒暢和快樂的氣氛，給我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話再說回來，像莘田先生那樣一位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工作、熱愛給中國帶來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經過了二十年的考驗之後，在撥亂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會有一番充滿了智慧而又樂觀的話，對我們說的。我們從他在我們心幕上留下的一個堅定地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不朽的形象裡，已經得到了保證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