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中，沒有在上海呆過多久，但是上海給我的印象卻是深刻的，因為它的一切都和我心幕上的親愛的人的面龐，聯繫在一起！
在我兩三歲的時候（那是清朝光緒年間）曾跟著我的祖父和父母親住過上海的昌壽裡。
這昌壽裡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麼地區，但那兩樓兩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高的大門，我卻記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區，是冒險家的樂園，街市旅館，喧鬧不堪。我記得一九三六年我再次赴美，從上海上船，這時我住在新亞飯店，因為這間飯店，曾劃出一層樓來，專給不打牌，不擺酒的客人居住，這在當時的上海，是難能可貴的！我給這飯店題簽名本時，曾寫著說，“因為有了新亞飯店，使我不怕再經過上海”。
也就是這時候，我的朋友鄭振鐸先生，在他家裡做了極好的福建菜，給我餞行，就在這次的席上，我會見了我所尊重而未見過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話說回來吧，一九二七年，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工作，測量局在華界，我們的家就住在徐家匯，和父親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時我在北京燕京大學任教，只在年假暑假，才回到上海去。這時期，也因為我不喜歡上海的殖民地氣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貨公司買些東西之外，從不外出，只記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匯家裡，會見了我的小弟弟的朋友，丁玲，胡也頻和沈從文，這是我和他們結交的開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親在上海逝世了。我們議定不把她的遺骨運回福州，而把她葬在上海的虹橋公墓（抗戰期間，我的父親在北平逝世，解放後他的遺骨也和母親安葬在一起），因為：“上海是中途，無論我們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國去，都是必經之路，可以隨時參拜。”現在聽說虹橋公墓已經遷徙，父母親的遺骨也不知道遷到哪裡，但是我的心卻仍舊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後，上海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裡，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驚嘆地對我說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點帝國主義的痕跡！”它是整齊，寧靜，表現出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莊嚴！我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間，回到福州故鄉的時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崗洋子和三宅艷子兩次南下參觀的時候，都住過上海的上海大廈（前百老匯大廈），和平飯店（前華懋飯店），和錦江飯店等，這些飯店現在都是很安靜而又整潔。我陪日本朋友參觀了上海的少年宮，參拜了魯迅墓……這其間，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還陪我去逛了豫園，參觀了園內的點春堂，那本是小刀會的駐紮地。我們在九曲橋上徐步，他們給我介紹了上海解放前後的許多奇險而壯麗的人民革命的場面和事蹟。他們還請我到城隍廟吃酒釀圓子和麵筋百葉，據說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這些都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此外，我還短期地經過上海，看見了許多我所愛敬的親朋，這蜻蜓點水般的波紋，常常在我的腦海中蕩漾。上海，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回憶的地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