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詩人，他的詩從《紅燭》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讀過。
他學貫中西，對於中國的古詩和西洋詩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詣。中西的詩的格律他都能融會貫通，用起來流暢自如，得心應手。因此他的詩讀起來總是那麼順口，那麼有力，那麼自然，那麼鏗鏘。他自己曾經說過：“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並且還有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他的詩大都做到了這幾點，只是後寫的《死水》比《紅燭》更為凝練謹嚴一些。
我不是詩人，我說不出評詩的內行話，作為一個詩的愛好者，聯繫到聞一多先生的一生，與其說是詩如其人，還不如說他自己就是一首詩——一首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詩，一首偉大的愛國詩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談話，往多里說，也只有七八次。我記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我們在美國波士頓的留學生演古典劇《琵琶記》，一多先生從紐約來波士頓過春假，因為他是學美術的，大家便請他替演員化裝。劇後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幾位同學來看我。
那天人多話雜，也忘了都說些什麼了。第二次我記得很清楚的見面，是一九三○的夏天，他同梁實秋先生到我們的燕京大學的新居來看我們（那時我和吳文藻結婚剛滿一年）。他們一進門來，揮著扇子，滿口嚷熱。
我趕緊給他們倒上兩玻璃杯的涼水，他們沒有坐下，先在每間屋子裡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間站了一會，一多先生忽然笑說：“我們出去一會就來。”我以為他們是到附近看別的朋友去了，也沒有在意。可是不多一會，他們就回來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煙來，往茶几上一扔，笑說：“你們新居什麼都好，就是沒有茶煙待客，以後可記著點！”說得我又笑又窘！
那時我們還不慣於喝茶，家裡更沒有準備待客的煙。一多先生給我們這個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條煙茶待客“風俗”。
我雖然和一多先生見面的次數不多，但他在我的腦中是個很熟的熟人。吳文藻和他是清華同學，一多先生的同學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認識。從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斷地聽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詩，更多的是他這個人！他正直，他熱情，他豪放，他熱愛他的祖國，熱愛他的親朋，熱愛一切值得他愛的人和物。他是一團白熱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經！他自己說過：“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麼時候響，什麼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詩就是他的語言，就是發自他內心的歡呼和吶喊，不過他的呼喊，是以有藝術修養的、有節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遊，然後大著膽引嗓高歌”出來的。
他在留美時期，懷念鄉土，懷念著朋友和親人，他提早回國來了，他發現在他“尺方的牆內”並沒有和平，中國有的是“戰壕的痙攣，瘋人咬著病榻，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沒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戰時期，他興奮地隨著他教學的清華大學，輾轉到了昆明，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他的興奮情緒又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後來，更加冷酷的事實，使他更是站在進步的年輕人一邊，使他覺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們應該把自己知識配合他們的力量”。這個時期他沒有寫詩，但他說：“詩是負責的宣傳。”他重視詩的社會價值。他把自己的詩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濤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終於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
作為一個詩人，一多先生寫的詩並不比別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偉大的詩！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裡，他說：“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
一多先生死去快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寫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聞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顧過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後思前，感慨無盡！毛主席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曾經是民主個人主義者，而首先是個愛國者的聞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廣大人民相結合才能救國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凜然不屈地迎著“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給我們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偉大的詩篇！
我們這些不是詩人，但還是中國人的人，骨氣還是要有的！在祖國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也還會遇見各種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黑暗的淫威”。讓我們永遠記住毛主席的這句話，永遠以聞一多先生為榜樣，無論在哪一種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