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這篇短文的題目，我的眼淚忽然落在紙上了。靳以！我——你的“大姐”，會來寫悼念你的文章，這不是極其不幸的事情麼？靳以，你死的太早了！
十月革命節的那一天，我在兩個會的中間，回家來換衣服，在我的書桌上，有人留了一張字條，上面說：“我們特來告訴您一件不幸的消息：靳以同誌已於今天零時十六分在上海因心髒病逝世了……”燈光下我匆匆看了一遍，全身震動起來了，在進城去的車上，我的手掌裡還緊緊地捏著這一張紙，腦子裡旋轉著這二十多年中你給我的一盆旺火般的形象。
你拿我當大姐姐看待，我也像一個大姐姐對待小弟弟一般，很少當面誇過你。但是你是一個多麼熱情，多麼正直，又是一個多麼淳厚的青年呵！
我說青年，是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你和巴金兩個人一起來看我；你也許不記得了，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我的桌上供著一瓶鮮紅的玫瑰，你坐在桌邊的一張椅子上，正向著窗外湧瀉進來的陽光。你的臉和玫瑰花一樣，也是紅撲撲的，有著雙眼皮的充滿著朝氣的大眼，流溢著熱情淳厚的光輝。
這二十多年中，我不斷地見到你，你的臉上一直是紅撲撲的。你的談話，總是熱情的，總是火一般地勃勃地向上的。
解放以後，你的熱情的火，挑得更旺了，你從心裡感到自己的幸福。你走進“祖國的每一個角落”，鑽到“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中間，去接近他們，歌唱他們，你從黑夜唱到黎明，唱著不完的幸福和熱情的讚歌！
你送我的那本散文集——《江山萬里》，就立在我伸手能及的書架上，它常常提醒我說：“看小弟弟跑得多快，跑得多遠，你，做大姐姐的，還不快快趕上麼？”
就在前幾天的夜裡，我還在燈下細讀你在《人民文學》十一月號上發表的那篇散文：
《跟著老馬轉》。最後的一段，讀來使我心弦跳動！你寫老馬：“他的臉紅通通，正像初升的太陽；兩隻眼睛冒著青春的光輝。”這不正是你自己的寫照麼？
你又寫：“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滿心快樂和無窮的力量，我也非常激動，簡直不知道該向他說些什麼才好。我本來應該好好安慰他幾句，讓他好好工作幾年，保重身體，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氣不接下氣……”我不是聽說過，你在最近一次的勞動中，就是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而送到醫院去急救麼？你對自己說的話，卻不是“保重身體，免得太累”，而是：“你跑吧……只要我們跟著黨跑，我們黨永遠不會錯，也永遠不會疲乏！”
靳以，我相信，在你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你沒有也不會感到疲乏，而是感到滿心幸福！
今年夏天，“跟著黨跑”了許多年的你，被光榮地接受到偉大隊伍裡了。當我看到為你發出的訃告是，在你的許多工作頭銜的最後，還有“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的字樣，做大姐姐的是如何地為你歡喜，而又如何地自慚啊！
你總是不斷地鼓勵我的——記得那還是籌備的時期吧，一個冬天的早晨，一輛汽車飛也似地開到我的門口，你，一陣旋風似地捲上了樓，身上穿著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說：“好呀，這皮大衣給我帶來了一屋子的熱氣！”你也笑了說：“我要到蘇聯去了，這是行裝的一部分——告訴你，我們要辦一個新文學刊物了，名字就叫，你對這名字有意見沒有？你可要給這刊物寫文章呵，我就是為這個來的。”
此後，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清早，桌頭的電話響了，又是你的聲音！你歡迎我到上海，你要帶我去參觀魯迅紀念館，去逛城隍廟，吃飯，買糖……最後還是要我為寫文章。那一天我們玩得多好！我們在魯迅的像下徘徊，談了許多他生前的故事。城隍廟那一家你常去的小館，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可是我們擠坐在許多勞動者中間，在小小的一張白木桌上，我們吃得多香甜呵！說到寫文章，我卻辜負了你的希望，我真是寫得太少也太壞呵！
我常想，人一過了中年，不可避免地會常常得到關於朋友的“不幸的消息”，去年的十月底，在莫斯科音樂大廈的台上，坐在我身邊的巴金，忽然低低地對我說：“你不要難過，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振鐸的飛機出事了！”去年的年底，我在北京家裡，吳曉鈴一清早打了一個電話來，說：“您不要難過，告訴您一個不幸的消息，羅莘田先生昨天下午去世了！”
我怎能不難過呢？一個熱情，正直，淳厚的朋友，是人生中最可寶貴的財產。喪失了一個，就永遠少了一個，雖然我們還不斷地可以交到新的朋友，而我們的老朋友，他們每一個人，在我們心中都有他們自己的地位，別人是沒有法代替的！
放心吧，靳以，在大家一同躍進的時代，讚歌總是有人唱的，而且這唱歌的隊伍還會越來越龐大，歌唱的聲音也會越來越洪亮。我，你的大姐姐，決不再“濫竽充數”，我的嗓子雖然不好，但是我將永遠學習著唱，永遠不斷地高聲地唱！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９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