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英國已經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在這一年之中，我又到過其他的歐洲國家和許多嶄新美麗、朝氣蓬勃的城市，比如蘇聯加盟共和國里的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幹，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等等，回國以後，在國內又走了幾個地方，到處看到的都是萬馬奔騰，目不勝收的嶄新景象！我腦中的古老的暮氣沉沉的英國，早已被擠入它自己特有的濃霧之中，沒有鮮明的輪廓了。今天回憶起來，就只有它同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之下的黯然失色的地方。
倫敦是我二十年前舊遊之地，可是這次重遊，因為剛從莫斯科路過，就覺得這個老大帝國的首都的街道是逼仄多了。
郊外大路的兩旁也沒有新型的住宅大樓，只是一座一座很矮小的雙幢住宅。漸漸走到城市中心，從那喧囂的街道，磚石熏得發黑的高樓……我認出了從前的倫敦。正如同見到二十年前的舊相識一樣，因為自己顯得年輕了，就覺得他似乎不止老了二十年。
大街上商店的櫥窗，仍舊是五光十色。人行道上，肩背相摩，有走路的，也有在櫥窗前面徘徊看望的，可是進到店裡的人並不多。
我們住在離中國代辦處較近的一個旅館，這旅館也很老了，頭髮灰白的侍者們穿著磨得發光的製服，過分謙恭地迎接客人。我們進入房間裡，管清潔工作的女工，急忙地進來收拾，嘴裡叨嘮叨嘮地，抱怨說客人少、工人更少，工作太忙，工資又低，住處又在地下室，黑暗潮濕，終年看不到陽光！她還說旅館主人不久要把這旅館出讓給一個猶太人了，眼看老一班的工人都要被辭退了。她們都是從愛爾蘭來的，到倫敦有許多年了，但是生活並沒有變好。她嘆息地說：“我們什麼時候才有好日子過呢？”
早晨看報，拿到手裡，總是很厚的一疊，可是廣告佔去了過半的篇幅，頭條新聞，不是盜竊謀殺的案件，就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誣衊攻擊的文章。此外還有些低級趣味頹廢放浪的短篇。優美健康的文藝作品，真是鳳毛麟角。在英國，報紙、廣播、電視等等，都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裡，對於新中國的真實報導，封鎖得很緊——中國文化訪問團在倫敦的活動，各報都沒有登載——因此人民對於新中國是很隔膜的。有一次，我被邀參加一個倫敦女記者的座談會。在談話中間，我感到一般女記者，對中國的了解很差，對於我們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更是莫名其妙。
提到“中國的古文化”，在英國的許多“中國通”中間，除了那些曾駐過中國的外交人員和郵政海關的服務人員，以及傳教士和流氓、浪人式的冒險家之外，也還有一班文人學者。他們對於中國的舊文學藝術，很感興趣。但是他們所喜歡的是中國的舊城，古墓，神往於長城邊的駱駝鈴鐸，和寒山寺的夜半鐘聲。比如以翻譯唐詩出名的阿塞·威利先生，他就願意訪問唐代的古長安，而不願參觀新興的西安市。可惜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扭轉歷史，把時代的巨輪推向後轉呵！
在參觀英國畫廊的時候，給我以另一種的驚訝，倫敦的梯特畫廊，是我二十年前常去的地方，我雖然不懂畫，但那些描繪真實生活，逼肖逼真的畫幅，總能使我得到感染。這次去參觀，看到所謂最近代的作品，那些畫面上的“東西”，既非人類，也非禽獸，肢體形狀扭曲得非常可怕，給我的感覺卻是痛苦和厭惡。如果說藝術是敏感的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集中突出的反映，那麼這些“創作”就似乎正好反映著作者們在地獄中掙扎翻滾的痛苦的心靈！
英國的貧富生活的懸殊，在這次的訪問中，看得格外明顯。我們旅館的所在地，算是中上等的住宅區。早上總是比較安靜，星期日尤其冷冷清清。早上出去，看見家家門上的信箱裡還塞著報紙，台階上放著奶瓶，主人大概還在酣睡，偶然遇見幾個出來蹓狗的老人，悠閒地在人行道上徐步。十時以後開始活躍了，通到郊外的大路上，一輛接著一輛的小汽車，像甲蟲似地擠在一起。裡面坐著出去郊遊的人們。郊外和泰晤士河邊的各種高級的俱樂部，車船闐咽，士女如雲，夜晚回城的路上，更是擠得水洩不通，一次紅綠燈的更易，都要等好久好久。可是沒有錢沒有車的人，情況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們有事外出，因為公共汽車工人罷工，出租汽車又找不到，只好去乘地下電車。那天是一個星期日，地下真是另一個世界！擁擠、窒息、骯髒、黑暗、亂烘烘的人流互相推擁。沒想到倫敦萬千勞動人民日日夜夜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二十年來還是不改舊觀！比起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那個光明、宏偉、美麗的藝術之宮似的地下車站，真是有天壤之別了。
有一次，我們到東倫敦去吃中國飯，汽車經過銀行街，看見英格蘭銀行門口有幾個衛兵，戴著蓋住眉頭的黑皮高帽，帽帶緊緊地扣住下頦，身上穿著繡著金錢的藍衣紅褲，和皇宮的警衛一樣神氣。司機笑著告訴我們，在許多年前，英格蘭銀行曾被搶過，從那時起這家銀行的牆上，就不開窗戶，還派衛兵看守。聽說美國華爾街的大銀行，也是不設窗戶的，大概也是怕搶吧。
東倫敦中國飯館的附近，街市冷落，行人稀少，兩旁有些傾頹破舊的房子，門窗上釘著木板，據說是從前的中國會館和中國小學校。這都是第二次大戰以後再也沒有修復的地方。
我們在英國各地都訪問了大學，其中有牛津和劍橋大學，是我從前去過的，都沒有什麼改變，這次只覺得樹木更大了些，房子更老了些，而學生似乎少了些。研究生們仍舊穿著黑袍子在街上步行或者騎車。在餐廳用飯仍舊是先生坐在台上，學生坐在台下。我曾被邀到劍橋大學牛漢女子學院去晚餐，我和教授們一同坐在比講台還高的台上，看著學生們一個個地穿著黑袍進來，向台上鞠了一躬，然後就坐，吃完飯也是鞠過躬才走出去。飯後一位女教授陪我在校園中散步，談起劍橋大學各個學院的經費，都是靠各種基金或是校外人士的捐助，這樣當然談不到什麼有計劃地發展，她還微笑地說：“希望我們學生出去都嫁給有錢人家，我們就可以沾光了。”
實際上，英國的大學多半都是“私立”的，號稱經濟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而大學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為政府，也就是為資產階級政權服務的。尤其是牛津和劍橋大學，從這兩個大學出來的，多半都是大英帝國的保護者，他們本來也都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這些大學裡，除了學費以外，每年的食宿費最少也要在二百英鎊以上，勞動人民的子弟，是無法進去的。
英國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對於新中國的成就，是又羨又嫉又急又氣，一面哀痛自身的老大，一面畏懼新生力量的成長，因而只有以冷嘲熱諷或謾罵污衊以自慰。但是英國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對於我們的“為絕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的福利”的種種措施和成就，都表示無限的關懷，對於我國勞動人民解放後的幸福生活，又流露出無窮的艷羨與鼓舞。比如我們在蘇格蘭和威爾斯的工會辦的工人休養所和俱樂部裡所會見的礦工們，都不厭其詳地詢問著中國勞動人民翻身後的生活，如就業問題，住宅問題，醫療休養問題，兒童上學問題等等，婦女們尤其關心托兒所和幼兒園的普遍設立，認為這是解放婦女勞動力的最根本的措施。他們聽著我們的介紹，個個笑逐顏開，還希望自己能夠到中國來訪問，看看我們的偉大成就。
在愛丁堡的歡迎群眾，就給我們唱了足足兩個多鐘頭的民歌，其中有許多是蘇格蘭偉大詩人彭斯的詩句，配上民族樂器，個個唱得心往神移，沉浸在濃郁親切的鄉土感情裡，使默默傾聽的我們，受到極大的感動。威爾斯的礦工，也給我們唱了許多充滿了熱愛家鄉和嚮往美好生活的民歌，他們臉上流露的那種樸素、誠懇的友好的笑容，是我們永遠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