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頭幾天，我已經告假住在東交民巷德國醫院，陪著我的二弟為傑——他得了猩紅熱後，耳部動了手術。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送換洗的衣服，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白旗遊行，嘴裡喊著口號，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遊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他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銷了假。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人人站在院裡激昂地面紅耳赤地談話，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我被選做了文書。我們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出席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只參加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和對市民宣傳。協和女子大學是個教會學校，向來對於當前政治潮流是阻隔著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學校對於學生的教育是：“專心聽道”，“安心讀書”，其餘一概不聞不問。但是這次空前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力量，終於把這道堤防衝破了。對於素來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長教員們，我們也理直氣壯地和他們鬥爭了。
我們堅持罷課遊行，罷課宣傳。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曠課製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受到美籍校長和某些美國、中國的教員們的反對和譏諷。但是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拿出最獰惡的面目來阻擋，於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同時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著人民必須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之中，荒漠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洋車，請求大家捐助幾個銅子，幫助我們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於被捕學生的審問，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著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接。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新青年》裡魯迅先生寫的小說，像等篇，尖刻地抨擊吃人的禮教，揭露著舊社會的黑暗與悲慘，讀了使人同情而震動。
“五四”以後，在這偉大的運動裡醒起的青年們，有許許多多看清了必須革反動政權的命，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才能救國。他們勇敢地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走了百折不撓的艱苦的道路，終於和工農兵在一起把祖國拯救了出來。
他們有的光榮地為革命而犧牲了，有的現在在新興的祖國的各個崗位上，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瀉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兩岸的一小股，它沖不過河岸的阻力，只挨著岸邊和竹頭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動著……毛主席說得好：“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著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著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們像李大釗同誌等人的領導。我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軟弱的本質，都使“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面——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 “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
我的脫離群眾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但是現在我並不難過，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農兵在一起的時候，我還總會感到激動與興奮。我想，在黨領導下，我還可以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學習他們，改造自己，使我能盡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我們把春天吵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