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在新詩的許多形式中，有一種叫做“短詩”或“小詩”的。這種詩很短，最短的只有兩行，因為我寫過《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集子裡，都是短詩，人家就以為是我起頭寫的。現在回憶起來，我不記得那時候我讀過多少當代的別人的短詩沒有，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並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的影響，把自己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而已。
經過是這樣的：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在大學預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種新型的報刊多如雨後春筍，裡面不但有許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論著，也有外國文學的介紹批評，以及用白話寫的小說、新詩、散文等。在我們求知欲最旺盛的時候，我們在課外貪婪地閱讀這些書報，就是在課內也往往將這些書報壓在課本底下，公開的“偷看”，遇有什麼自己特別喜歡的句子，就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抄在筆記本的眉批上。
這樣做慣了，有時把自己一切隨時隨地的感想和回憶，也都拉雜地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寫上去。日子多了，寫下來的東西也有相當的數量，雖然大致不過三五行，而這三五行的背後，總有些和你有關的事情，看到這些字，使你想起很親切很真實的情景，而捨不得丟掉。
這時我偶然在一本什麼雜誌上，看到鄭振鐸譯的泰戈爾連載，（泰戈爾的詩歌，多是採用民歌的形式，語言美麗樸素，音樂性也強，深得印度人民的喜愛。當他自己將他的孟加拉文的詩歌譯成英文的時候，為要保存詩的內容就不採取詩的分行的有韻律的形式，而譯成詩的散文。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這集裡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我心裡一動，我覺得我在筆記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兩語，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來。在抄的時候，我挑選那些更有詩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為是零碎的思想，就選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兩個字起頭的，放在第一部，名之為《繁星集》。
泰戈爾的是一本詩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詩集呢？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自信力，同時我在寫這些三言兩語的時候，並不是有意識地在寫詩，（我上新文學的課，也聽先生講過希臘的小詩，說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樣，身體雖小卻有很尖利的刺，為諷刺或是講些道理是一針見血的等等。而我在寫《繁星》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希臘小詩。）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全集自序》中，曾有這麼一段：
水》……《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
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著看泰戈爾的，而仿用它的形式，來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現在，我覺得，當時我之所以不肯稱《繁星》、《春水》為詩的原故，因為我心裡實在是有詩的標準的，我認為詩是應該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舊——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同時情感上也應該有抑揚頓挫，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歲前後，一口氣寫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沒有像《繁星》和《春水》這類的東西。
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寫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愛的》，寄到《晨報副刊》去，登出的時候，卻以分行的詩的形式排印了，下面還附有編者的按語，是：
欄裡，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於是，我才開始大膽地寫些新詩，有的是有韻的，也有的是無韻的，不在這篇題目之內，暫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寫作歷史交代過，現在我自己重翻這兩本東西，覺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誌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還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的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時代，卻只注意到描寫到身邊瑣事，個人的經驗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群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群眾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音樂性還是重要的，勞動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時候，唱出的總是有韻的，我還沒有讀過工農兵寫的無韻的詩。至於形式的短小，卻不是一個缺點，現在絕大多數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麼？勞動群眾的詩，短小而不單薄，豪邁而不草率，此中消息，還得從詩人的思想意識裡去挖！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們把春天吵醒了》。 ）附補充的幾句話：
這些年來，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來信，信中附有短詩，要我給他們“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沒有什麼作詩的秘訣，我想這件事，教師們倒可以指導，幫忙，假如你看見孩子們在課外做些小詩，千萬不要掃掉他們的雅興，告訴並介紹他們多讀古今中外的好詩，和詩的種種格律，在音樂性方面，要教會我國的“四聲”（平、上、去、入）五音（齒唇舌鼻喉），學會用仰揚頓挫的音節寫出他們心中真摯的感想，使人看過後，能肯得下來，就是一首好詩，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沒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語文老師們，在這方面多教導他們，不要讓一個可以成為詩人的孩子，從你手下滑過。
一九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