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去訪問郎紹安同志，我的心情是興奮的。
這幾年來，我常常從報刊和畫報上看到關於“面人郎”的報導，和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照片。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見到了他的老師趙闊明同志，我們談話中提到這位名馳國外的“面人郎”，我總想能有機會見見才好，今天果然如願以償了。
我進到了他的陽光明朗的工作室，屋裡暖烘烘地，已經生了爐子了。郎紹安同志迎上來親切地和我握手——兩道濃眉，一雙深沉的眼睛，一臉的鬍子茬儿，笑起來顯得直爽，誠懇。
他殷勤地給我倒了一杯茶，我們在他桌邊坐了下來。桌上有幾件他的作品，是中的一段吧，有個手搭涼篷，腋下挾著金箍棒，拳著一條腿站在棉花做的雲端裡的孫悟空，還有其他的戲出；但是我們的談話一開了頭，他就一見如故地對我談起他的童年，他談的那樣生動，那樣親切，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住了，把我想問他的一切，都忘卻了！
“我是前清宣統元年生的，屬雞，照推算該是一九○九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琿春石山子的人，入關已有三百多年了。我們是滿族鑲紅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親的時候，家道就很困難了。我父親做小買賣——賣豆腐漿，供不起我們弟兄四個讀書，因此我雖從六歲起讀書，到了十一歲那年就停了學，到天津去學石印的手藝去了……”
他點了一支煙，微微地笑了一笑，笑裡含著陰鬱，“您知道那時候當學徒，可不比現在，受的打罵可多了，我的第一個師傅還好，第二個師傅就厲害極啦！我們那時候學套色石印，印新疆圖，一共有七色，套印錯了，師傅一嘴巴就打過來。我們三個當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歲吧，實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裡跳牆走。先從院里扔出被窩去，然後人再一個一個地爬出來。三個孩子在天津舉目無親，怎麼辦呢，就把衣服什麼的賣給打鼓的，湊了點錢買車票回北京。我們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曉得火車到東便門，車底下鑽上來一個人，也許是鐵路上的人吧，可是舊社會的鐵路上的壞人也不少呵！他看了我們的車票，說：
'不行，你們怎麼打的半票呢？ '一下子就把我們帶到車站上去了，車站屋裡坐著一個人對我們拍起桌子，做好做歹的叫我們每人再拿出十吊錢來——現在也就合四角錢吧，可憐我的同伴一個姓榮的連臉盆被窩都讓他們扣下了，結果我們還是從東便門就被攆下車了！
“我從東便門走到宮門口——就是魯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我們家裡生活仍是很困難，我一時也不知道做什麼好……“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廟會上，看見有捏面人的，這位就是我的師傅趙闊明同誌了，我站在旁邊看他手裡揉著一團一團的帶顏色的面，手指頭靈活極啦，捏什麼像什麼，什麼小公雞啦，老壽星啦，都像活的一樣！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捨不得離開，我總挨在他身邊，替他做這做那，替他買水喝，買東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東西什麼的，我們就攀談起來了。
他問我姓甚名誰，住在哪裡。我都說了。他說：'我也住在宮門口，怎麼不認得你呢？ '我回家去天已經晚了，父親正要責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了，我還懇求地說：'我喜愛這個！我想學捏面人。 '父親答應了，同趙闊明老師一說，說成功了。
“我跟師傅學了一個多月，自己就能捏些東西，出去哄小孩兒了。反正是粗活，什麼小鳥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說好，可是小孩說像說好就行了。一件賣一'小子兒'或者一'大子兒'的，一分鐘能捏上一個，就夠我生活的了。
“就這樣一邊賣一邊學，一年多的功夫，我就會捏戲文，什麼'二進宮'啦，'三娘教子'啦……那時候師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買些香煙裡有戲文的洋畫，照著來捏。可是洋畫上一齣戲只有一場，不夠生動，我想捏戲中人物的每一個動作，我就開始去聽戲，又沒有錢，買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後邊遠遠地看吧，看完回來，回憶，揣摩戲中人的種種神情動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著覺……“從此我就過起遊藝的生涯了，我和我的愛人，背著箱子，拉著大孩子，抱著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們到過天津、青島、煙台、威海衛……也到了上海，在靜安寺路交通銀行的石頭窗台上擺過小攤。那時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來收買，轉賣給外國人，什麼佛爺啦、壽星啦、胖娃娃啦，湊成一打，送到外國去。雖然常有一二百打的定貨，可是經過中間的剝削，到了我手裡，也就所餘無幾了！ ”
他又燃了一支煙：“您可別怪我，我一提到從前的事情，就激動，就難過！舊社會真是個陷人坑，像我們這樣靠手藝吃飯的勞動人民，到哪裡也沒有活路！我們拖兒帶女，到處飄流，有時候連飯也吃不上，連店也住不到……”
憤怒和痛苦湧上了他的眉頭，他的聲音也就顫動急促了：
“我們在哪一個地方都呆不長，不流浪是不行的，我們又走了京漢線，東北、西北，到處都受著欺凌。不說別種壞人吧，就是舊軍人，國民黨的士兵……那年在張家口的康莊，我在一個兵營門口，正捏著一個胖娃娃吹號，一個號兵過來看見了，就瞪眼問：'你捏的這是什麼？你不是在形容我？'我也氣了，我說'我捏的是胖娃娃，我想捏你還捏不好呢！'他狠狠地飛起一腳，把我的箱子踢翻，玻璃都粉碎了！
“有時候呢，一個大兵把我的面人拿走了，我跟到營門口，另一個大兵出來就給我一個大嘴巴……還有日本人時代，更不用提了，日本人當然可恨，狗腿子的翻譯就更其可惡，……咳，從前的苦日子，說它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呵！”
他完全激動了，頭也低了下去。我覺得很惶恐，也很窘，我是來欣賞他的作品，和他談談他目前的工作的，怎麼會引起他談到他傷心的舊事呢？正在我局促不安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勉強地笑了一笑，說：“對不起，你可別介意……”
我趕緊笑說：“可不是，那都是從前的事了，譬如做了一場惡夢，您還是談談現在的工作吧。”
他的臉上開朗了，微笑從嘴角展到眼邊：“解放後一切都變好了，人民政府十分地重視民間藝人，當人民政府發現了我的手藝，就把我從窮苦中救拔了出來，讓我專心地研究我的藝術。如今我們再不流浪了，我每月有固定的工資，生活平穩安定了，我也能精心地做些細活，不怕加工，不怕費料，只要我做的好——現在的條件真是好極了！”
我問說：“您去年還去過英國，我從報紙上看見了……”
他很謙虛地微笑了：“我們經過烏蘭巴托……巴黎……一路都很好。我一輩子坐過多少次海船，在無風三尺浪的海上都過去了，因此我坐飛機也不覺得怎樣。”
他一句也不提他在倫敦表演捏面人的技術的時候，那種受人歡迎的光景，多麼謙遜的藝術家呵！
時間已經不早了，他激動之餘，似乎有點疲倦，我也就不再多問了。在我站起的時候，看見桌上一個帶格的木盤，裡面放著些骨片，錐子，小木梳之類的東西，就問這是否工具，他說是的，而且工具也很簡單。他掀起木盤上一塊遮著的白布，底下有一小條一小條像顏色粉筆似的熟面，這便是他的材料了。他說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麵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麵，和起，燙熟，再上鍋蒸，然後調上顏色和蜂蜜，揉搓起來，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壞的。
當我讚歎說這手藝不容易學的時候，他又微笑了，說：
“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師傅指點，百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我問：“您現在帶徒麼？”
他指著桌邊站著的一個小姑娘說：“她是我的學徒，也是我的女兒。”
已經到了他下班的時候，我不敢再耽誤他的工夫，就向他道謝告辭，他親切地和我握手，又讓他女兒郎志麗帶我到資料室去參觀他的作品。
架子上擺的真是琳瑯滿目，他的比較新的作品，如“雞毛信”，“採茶撲蝶”等逼真細膩，不必說了；而我所最愛的，還是一小組一小組的舊北京街頭小景，什麼賣糖葫蘆的——一個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長袍的人，左臂挎著一個小籃子，上面插滿了各種各樣的冰糖葫蘆；剃頭的——一個披著白布的人低頭坐在紅板凳上，旁邊放著架子和銅盆；賣茶湯的；賣沙鍋的；吹糖人的；無不維妙維肖！其中最使我動心的，是一件“打糖鑼的”，是我童年最喜歡最熟悉的東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憶吧，因為這一件做得特別精巧細緻：一副帶篷兒的挑子，上面掛著幾隻大拇指頭大小的風箏；旁邊掛著幾隻黃豆大小的花臉面具，幾隻綠豆大小的空鐘；裡面格子上擺著一行一行的半個米粒大小的小白鴨子，框盒裡放著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想望的玩的吃的，真是應有盡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麼捏的，會捏得這麼小，這麼可愛！
這都是“面人郎”小時候最熟悉的北京街頭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當我重新看見這些形象的時候，心頭湧起的卻是甜柔與辛酸雜揉的味道，童年的回憶是甜柔的，而那時的人民生活，卻是多麼辛酸呵！尤其是像“面人郎”所說的“靠手藝吃飯的勞動人民”，什麼吹糖人的，賣糖葫蘆的，打糖鑼的……都是我們極其熟識的朋友——他們除了從我們手裡接過“一大子兒”或“一小子兒”的時候，偶然會微微地一笑，而眉宇之間卻是何等地悲涼憂抑呵！
走出大門，頭上照耀著正午燦爛的太陽。轉幾個彎，就走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這柏油路還是在一條胡同里。這條胡同的小學校正放午學，三三兩兩帶著紅領巾的小孩子們，邊說邊笑地迎面走來，一輛簇新的載滿了乘客的公共汽車平穩而飛速地從我身旁駛過……我從微茫的回憶中猛然驚醒！這是北京街頭巷尾的景象，也正是“面人郎”所說，“解放後，一切都變好了！”我心頭辛酸的感覺煥然消失了，餘剩的一絲甜柔，漸漸擴大成為滿懷的歡樂。
我向著明朗的高天長長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舉起輕快的腳步，向前走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
來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