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在蘇聯出版的《新聞》雙周刊上，看到一篇關於丁香花的文章。園藝愛好者，利·科列斯尼科夫，在莫斯科有一個丁香花園；在他木屋的四圍，栽種著形形色色的丁香花樹，逾街越巷，清香四流，成了莫斯科的名勝之一。
國內外慕名來訪的人士，可以毫不費力地、尋香問跡地到達。
藝術家堪察羅夫斯基，和作家阿·托爾斯泰，對於這丁香花園，都十分讚賞。有一位軍人寫著說：“花卉是我們的歡樂。我對於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增加人類生活中之美的人們，有著最崇高的敬慕。”
三十年前，幼小的蘇維埃共和國還在多災多難之中，但是新生命已在萌芽怒茁。從前線回來的科列斯尼科夫，就在那時開始了他的丁香花園之夢，種下了他的第一棵丁香。
科列斯尼科夫，不是一個植物學者，而是一個汽車工人，他以種花為他業餘的最“理想的休息”。他研究了米丘林的接配方法，年年試驗新種，年年都有新的出品，他的成就引起了科學家們的注意並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在他的花園最美麗最絢爛的時光，戰爭開始了。他參軍到了前線。那年的秋天，殘酷的德寇機群，便把為人民所喜愛的“丁香之夢”的花園，炸成灰燼了。
科列斯尼科夫在抗戰中負了傷，退伍歸來，又開始了丁香的培植。兩年之中，他把丁香花園完全恢復了，潔白如雪的新種——“和平之枝”，在曾是廢墟的花園中心，亭亭開放了。為著這花園，為著許許多多優異的新種如淺紅色的“莫斯科之美”、天藍色的“卓婭”、白中透藍的大朵“米丘林”等，在一九五二年，他得到了斯大林獎金。
和科列斯尼科夫通信的不但有蘇聯全國人民，還有世界各個角落的園藝愛好者和科學家。他們一致祝賀他試驗的成功，徵求他對於種花的意見。
科列斯尼科夫最近的努力，是培植玫瑰花。他也要在莫斯科和她的近郊，培養出多種多色的玫瑰。他正以他的美麗的創作來裝飾著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蘇聯其他的城市。
一個觀賞者在科列斯尼科夫的留題本上寫著說：“利·科列斯尼科夫，給我們指出，裝飾的園藝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而且一定要成為社會主義城市必要的一部分。”
菊花是中國人民所最喜愛的花朵。我們歷代詩人，從屈原數起，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歌詠過傲霜耐冷的菊花。他們讚頌它勇敢堅強的標格，他們歌詠它卓越瀟灑的風姿，他們從菊花里面看到了自己人民性格的反映。
北京本是菊花的城市。在北國秋天，群芳凋謝，霜葉未紅的時節，五彩繽紛的菊花，把我們的首都點綴得更加絢麗，使我們的勞動人民，在工餘遊散的時光，不感到寂寞和蕭瑟。
在秋天的首都，走到公共場所，走到人家，園中院裡，階畔案頭，到處都能看到菊花；但是要集中地看，只有幾個地方。
中山公園裡的“唐花塢”，把盆菊擺成花的屏山，一進門來，就不自覺地使人歡喜、讚歎。這爭妍鬥豔的千百盆之中，有雪白的如“陽春白雪”，淺紫的如“美女穿珠”，金黃的如“桐花鳳”，還有深綠的如“綠牡丹”……瓣的形狀有勺瓣的如“陶然醉”，絲瓣的如“花田試馬”，寬瓣的如“杏花春雨”，還有瓣尖帶毛的如“金龍獻爪”……，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白托紅心的“踏雪尋梅”，黃里紅面的“金闕芙蓉”，還有觸手沾香的“香白梨”。
可惜我遊園的那一天，沒有約晤公園負責園藝的同志，不能領教到種植培養的一切。
此外，就是新街口劉園先生的園。 園前後院共有“仰止廬”等七間菊展室，存花兩千餘盆，五百多種。這裡面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如花上開花的“紫鳳冠”，金黃細絲的“金縷衣”，碧綠的“碧玲瓏”，黑紫的“永壽墨”，瑩白的“雲中鶴”……。 “仰止廬”外還擺列著許多盆深淺黃色的各種小菊，閃爍璀璨，如繁星萬點。 “望湖亭”畔栽有臥菊、懸崖菊多種，錯雜縱橫，極菊花之盛。
契園老人二十年來以藝菊自晦。北京解放了，新生命蓬勃地在開始，園老人在人民政府的關懷和輔助之下，滿懷樂觀、更加努力地繼續他的勞動。他在試用米丘林的方法，來培植新種，新的出品如深紅大朵的“東方紅”，雪白帶毛的“白毛女”，都是新種裡面最奪目最出色的。
北京的種菊家還有謝鴻賓老先生和他的一班老友，公餘之暇，也都在做著這種勞動。他們不但自己培植，也和南方各省保持聯繫，交換品種。
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的今天，各個崗位上不同的勞動，都在奔赴著同一個方向。
園藝也已不止是個人的愛好，而是為美化社會主義城市在做著最細緻最科學的準備。
莫斯科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北京的新的城市建設，已在穩步地進行，眼看在不久的將來，北京城將更加雄偉，更加廣闊，更加整齊，更加美麗。在重樓疊閣、寬衢大路之旁，少不得要有草木花卉，來裝飾點綴。將來不但有菊花，而且有各種各色的四時花卉，連接不斷地在這綠油油的城市花園中盛開怒放，給工餘的勞動人民以最爽目怡情的遊賞休息，給新中國的兒童以最鮮明生動的美育教材。我相信我們的園藝家，在他們不斷地勞動和努力下，會創作出許許多多花卉樹木的新種，從北京開始，來點綴我們遼闊廣大的國土。
在此我要引用蘇聯專家烏里揚諾夫同志在園老人的留題本上的題詞，作為結束：
“這花海使我們感到了愉快，我們相信富有創造天才的中國人民，會做出更大的奇蹟。”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
《歸來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