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幼年時候起就知道著名的“紅門”了。 ——這“紅門”日語叫“赤門”。親戚或長輩中來過日本和由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人們，都是誇耀自己的“紅門”出身的，可見東京帝國大學的地位——它已在外國人中有相當高的評價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過東京，首先參觀的是東大。那鬱鬱蔥蔥的林陰道，莊嚴古雅的校舍，那許多往來的學生，都使我心中不覺湧出興奮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應東大中國文學科的聘請講學，我感到榮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請來講學。我不止是最早來的外國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東大講學的外國婦女，這更使我感到興奮。 我從事教學有二十多年了。對我來說，最令人愉快、令人激奮的，莫過於接觸男女青年。過去的同事和我這樣說：

“我們教師過去沒有正確的思想引導學生，那時也不可能。但是今後，我們應當努力引導學生的思想走向正確的方向。” 我記住了這句名言。在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中，學生們給予我無數的激勵，無數的勸勉和無數的批評；他們是那樣的熱情，那樣的嚴謹，那樣的坦率和天真。這給了我勇氣，使我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他們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後退。特別在抗戰期間，學生們對我的照料和關懷，給我以無限的鼓勵和鞭策。記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春，在華北的廣播中說我故去了，據說日本報紙也登載了這樣的消息。在此三四個月之後，我的丈夫吳文藻收到了在華北打游擊的一位學生的信。這信不知經過了幾個月，通過了幾個戰區，才輾轉送來的，當拿到信時，已破舊不堪了。

這信中寫道： “在戰地，有位外國記者送我一本'幻想評論'，其中記載有謝先生故去的新聞，我們無限悲傷。我還清楚地記得，謝先生喜歡穿藍布衣服，謝先生的那溫柔的笑臉……謝先生一直是主張民主、擁護民主的，現在我們正需要建設最民主的時候，她卻突然離開我們去世了，我們怎能不悲痛呢！我們希望與您和您的孩子們一起，為完成謝先生未完成的大業而努力……” 這封信使我感動，使我傷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熱淚。以後這個學生在華北戰場上壯烈地犧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間。但他對我所懷的印象和深摯之情，卻長久留在我的心裡。我該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東大的教室和校園裡，看到這兒的學生的臉上的表情和眼睛裡的神情，和我在中國所看到的完全一樣。同樣是樸素的服裝，飽滿的熱情，追求知識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動作；同樣地激發了我。遺憾的是因我沒有學過日語，不能隨意暢談。我對日本一切的理解，實在膚泛淺薄。如果我能和學生們隨意暢談，我相信能有更多的東西貢獻於諸位面前。亞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們不懈的努力，中日兩國國民需要我們真正的理解與合作。

我們追悔過去沉痛的教訓，需要重新展望未來！東大的學生們以我做為“紅門”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機中不斷前進！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東京（本篇最初發表於《東大學生新聞》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