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燕大教書的第一年——一九二六——便認識林培志，那時她是一個很沉靜，很溫柔，很文雅的姑娘，課餘我們也常有談話的機會，她的一切，都能得到我的喜愛。
林女士自瀋陽事變後開始寫作，到如今已有十餘篇。我在報紙上看見“口金佳”或“寶琴”的作品，便會分外注意，自《舞後》到《募捐》，覺得林女士的作品，有成書發行之必要了。
她的作品當然有著一切女作家的長處，描寫得很細膩，很深刻，注意到家庭里夫婦，主僕以及一切的問題，同時對於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憧憬，煩悶，也能體貼入微，寫出時代的嘆息和嗚咽。 ——此外，林女士如此年輕，筆下也免不了有著一切女作家的短處，不過這種困難是會隨著年齡與經驗之發展而漸漸消滅的。
我覺得林女士和我的創作經驗，有點相同，她是從“九一八”後寫作的，我是從“五四”後寫作的，同是被時代的呼聲所喚醒。她和我同是先寫分內應交的文章，因而引起自己寫作的興趣。她和我同是先寫時代問題的小說……不過我卻不希望此後的她像我，因為我十年以來沒有進步，這是人我所共認的。她應當以我為中途警告“危險”的紅燈！
文壇上真是消沉，女作家尤其寂寞！去國的去國，擱筆的擱筆，死的死，失踪的失踪，雨打風吹，所餘無幾了。對於這欣欣向榮的嫩芽，我覺得自己無能多寫作的人，至少有珍護灌溉的責任。我自己的經驗是：讀者的注意與批評是作者最猛烈的興奮劑，我便商之於林女士，把這十段短篇交給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海淀，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