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 ——這是近年來幾個學者的結論。有些人聽了很洋洋得意，因為他們覺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榮的事。 有些人聽了要做愁眉苦臉，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民族沒有宗教是要墮落的。 於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惱的也不必懊惱了。因為我們新發現中國不是沒有宗教的：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偉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們卻還有我們的宗教。這個宗教是什麼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麼？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麼？崇拜“名”。 名教的信條只有一條：“信仰名的萬能。” “名”是什麼？這一問似乎要做點考據。裡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儀禮》“聘禮”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周禮》“大行人”下注：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 《周禮》“外史”下注：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的釋文說：名，謂文字也。 總括起來，“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這個宗教，我們信仰了幾千年，卻不自覺我們有這樣一個偉大宗教。不自覺的緣故正是因為這個宗教太偉大了，無往不在，無所不包，就如同空氣一樣，我們日日夜夜在空氣裡生活，竟不覺得空氣的存在了。 現在科學進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學家去分析空氣是什麼，便也有好事的學者去分析這個偉大的名教。 民國十五年有位馮友蘭先生髮表一篇很精闢的《名教之分析》。馮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是崇拜名詞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

馮先生所分析的還只是上流社會和知識階級所奉的“名教”，它的勢力雖然也很偉大，還算不得“名教”的最重部分。 這兩年來，有位江紹原先生在他的“禮部”職司的範圍內，發現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陸續在《語絲》，《貢獻》幾種雜誌上發表。他同他的朋友們收的材料是細大不捐，雅俗無別的；所以他們的材料使我們漸漸明白我們中國民族崇奉的“名教”是個什麼樣子。 究竟我們這個貴教是個什麼樣子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先從一個小孩生下地說起。古時小孩生下地之後，要請一位專門術家來聽小孩的哭聲，聲中某律，然後取名字。現在的民間變簡單了，隻請一個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行。若缺水，便取個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個金旁的名字。若缺火又缺土的，我們徽州人便取個“灶”字。名字可以補氣禀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觀音菩薩的座前，取個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無災無難了。 小孩若愛啼啼哭哭，睡不安寧，便寫一張字帖，貼在行人小便的處所，上寫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 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驚駭，那是駭掉了“魂”了，須得“叫魂”。魂怎麼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漸漸長大了，在村學堂同人打架，打輸了，心裡恨不過，便拿一條柴炭，在牆上寫著詛咒他的仇人的標語：“王阿三熱病打死。”他寫了幾遍，心上的氣便平了。 他的母親也是這樣。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氣，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這便等於刮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親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氣，打又打他不過，只好破口罵他，罵他的爹媽，罵他的妹子，罵他的祖宗十八代。罵了便算出了氣了。 據江紹原先生的考察，現在這一家人都大進步了。小孩在牆上會寫“打倒阿毛” 了。 他媽也會喊“打倒周小妹”了。 他爸爸也會貼“打倒王慶來”了。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這也有好法子。請個道士來，畫幾道符，大門上貼一張，房門上貼一張，毛廁上也貼一張，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進門了。 畫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麼辦呢？請一班和尚來，念幾卷經，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經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經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議的神力。

死了人，要“點主”。把神主牌寫好，把那“主”字上頭的一點空著，請一位鄉紳來點主。把一隻雄雞頭上的雞冠切破，那位趙鄉紳把朱筆蘸飽了雞冠血，點上“主”字。從此死者靈魂遂憑依在神主牌上了。 弔喪須用輓聯，賀婚賀壽須用賀聯；講究的送幛子，更講究的送祭文壽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闆夢想發大財，也有法子。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發財的癮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致嘉祥。” 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豆腐店老闆心裡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財”，貼在對面牆上，於是他的寶號就發財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財。”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裡。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但孫中山死後，“中山”儘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為“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

將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 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著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著寫好了的標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著“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 “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抬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別？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著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闆的祖宗傳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感情，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 ……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於是月月有紀念，週週做紀念週，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我們試進一步，試問，為什麼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或“槍斃田中義一”可以發洩我們的感情，可以出氣洩憤呢？這一問便問到“名教”的哲學上去了。這裡面的奧妙無窮，我們現在只能指出幾個有趣味的要點。 第一，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們至今不知不覺地還逃不了這種古老迷信的影響。 “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類在幼稚時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們中國古今都有此迷信。上有個張桂芳能夠“呼名落馬”；他只叫一聲“黃飛虎還不下馬，更待何時！” 黃飛虎就滾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張桂芳遇見了哪吒，喊來喊去，哪吒立在風火輪上不滾下來，因為哪吒是蓮花化身，沒有魂的。上有個銀角大王，他用一個紅葫蘆，叫一聲“孫行者”，孫行者答應一聲，就被裝進去了。後來孫行者逃出來，又來挑戰，改名叫“行者孫”，答應了一聲，也就被裝了進去！因為有名就有魂了。民間“叫魂”，只是叫名字，因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為如此，所以小孩在牆上寫“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黨部中人制定“打倒汪精衛”的標語，雖未必相信“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但那位貼“槍斃田中”的小學生卻難保不知不覺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議的神力，我們也免不了這種迷信的影響。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上如來佛寫了“唵嘛呢叭迷吽”六個字，便把孫猴子壓住了一千年。 觀音菩薩念一個“唵”字咒語，便有諸神來見。他在孫行者手心寫一個“迷” 字，就可以引紅孩兒去受擒。小說上的神仙妖道作法，總得“口中念念有詞”。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現在有許多人真相信多貼幾張“打倒軍閥”的標語便可以打倒張作霖了。他們若不信這種神力，何以不到前線去打仗，卻到吳凇鎮的公共廁所牆上張貼“打倒張作霖”的標語呢？第三，我們的古代聖賢也曾提倡一種“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幾千年來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種大勢力。衛君要請孔子去治國，孔老先生卻先要“正名”。 他恨極了當時的亂臣賊子，卻又“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來褒貶他們：“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袞。”這種思想便是古代所謂“名分”的觀念。尹文子說：善名命善，惡名命恩。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 ……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 ……“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捨徵，好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羶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態度的。善名便引起我愛敬的態度，惡名便引起我厭恨的態度。這叫做“名分”的哲學。 “名教”，“禮教”便建築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之上。一塊石頭，變作了貞節牌坊，便可以引無數青年婦女犧牲她們的青春與生命去博禮教先生的一篇銘贊，或志書“列女”門裡的一個名字。 “貞節” 是“名”，羨慕而情願犧牲，便是“分”。女子的腳裹小了，男子讚為“美”，詩人說是“三寸金蓮”，於是幾萬萬的婦女便拚命裹小腳了。 “美”與“金蓮”是“名”，羨慕而情願吃苦犧牲，便是“分”。 現在人說小腳“不美”，又“不人道”，名變了，分也變了，於是小腳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腳了。 ——現在的許多標語，大都有個褒貶的用意：宣傳便是宣傳這褒貶的用意。說某人是“忠實同志”，便是教人“擁護”他。說某人是“軍閥”，“土豪劣紳”，“反動”，“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實同志”“總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擁護”的分。 “反動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牆上的無數“打倒”與“擁護”，其實都是要寓褒貶，定名分。不幸標語用的太濫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卻又在擁護之列了；今天的忠實同志，明天又變為反革命了。於是打倒不足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為榮。於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為牆上的符篆而已。 兩千年前，有個九十歲的老頭子對漢武帝說：“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兩千年後，我也要對現在的治國者說：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顧力行何如耳。一千多年前，有個龐居士，臨死時留下兩句名言：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實諸所無”，如“鬼”本是沒有的，不幸古代的渾人造出“鬼”名，更造出“無常鬼”，“大頭鬼”，“吊死鬼”等等名，於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們對於現在的治國者，也想說：但願實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末了，我們也學時髦，編兩句口號：打倒名教！名教掃地，中國有望！ 十七、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