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楚了。”年輕人長時間盯著，忽然摀住鼓起的嘴躬身跑開。我甚至看見淚水傾斜著滴向地面。看守高聳眉毛，睜大眼看我，早說了不要看，有什麼好看的。他拉上裹屍布，這樣她便只剩一個輪廓了。
我一直走到殯儀館外。年輕人蹲在路邊，已嘔吐乾淨，不過指頭仍按在地上，手臂不停抖。我拍拍他，他轉過頭來，眼淚像傷口的血不停湧出。我完全理解這種痛苦。 “不要難過，你畢竟來看過她。”我說。
他動動嘴角。
我扶起他緩慢地走。他回頭望著殯儀館。 “我帶你去漱口，”我說，“只是去漱漱口。”我們來到小賣部，我讓他撲在櫃檯邊，買了一瓶礦泉水。我說：“走，我們出去漱漱口。”但他好像睡著了。我用力拉，他反應過來，跟著走出來。他漱口的動作十分機械，好像老人在咀嚼什麼食物。一輛掛滿塵土的桑塔納馳來，路過我們時猛然轉彎，差點刮蹭到我們。
它停在殯儀館門口。
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從駕駛室鑽出來，匆匆走進館內。他穿著黃色夾克以及肥胖人才穿的鬆鬆垮垮的牛仔褲，屁股後掛著一串鑰匙。不久，從後座鑽出一位矮個婦女。她穿黑色禮服、黑色褲子、黑色平底皮鞋，右臂用別針別著一塊黑紗，手裡還捏著一塊黑紗。她挎著黑色的包，像鴨子追趕著前邊的男人。
“我們進去。”到暮色將至，年輕人才說。我感覺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並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不知道一個女孩死掉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但他終於醒悟過來，又哭上了。我扶著他走進館內。現在溫度是這麼低，大廳陰涼，看守拖著水泥地面。他對我們說：“我真搞不懂。”
“您辛苦了。”我說。
看守在一塊已很乾淨的地方來回拖了一陣子，示意我們坐到東邊那排椅子。這樣我便能看見坐在西邊的那對男女。不像我們這邊——年輕人正靠著我囈語——他們分開坐著，隔兩個座位，不停爭吵。他們吵得越來越兇，聲音嗡嗡地飄浮，弄得大家頭昏腦漲。
“吵什麼？”看守將拖把重重蹾在地上。男子抬起頭，而女人掏出手帕抽泣。有時哭得歡快了，她便停住，用食指和拇指冷靜地擤出鼻涕。看守躬下身繼續拖地。我覺得是過度的無聊摧垮了他，使他將地板當成反复擦拭的藝術品。
我看見男子裡頭穿著暗紅色T卹，手戴金戒指。他一會兒揉搓頭髮，一會兒抓癢。他將放在空椅上的黑紗別到胳膊上，轉過頭對女人說：“我戴著了，我知道這不光是你的女兒，也是我的女兒。”然後他看表，問：“還要多久？”看守繼續拖地。 “你就這麼急？”女人說。男人盯著她，眼露凶光，要不是是在這裡，我早揍死你了。不過在一陣沉默過去後，男人眼眶卻紅了，鼻下也掛出鼻涕。
“我只有你這一個女兒啊。”他抽抽搭搭地哭起來，從口袋摸出煙盒，將煙抖出來叼到嘴上。他又摸出火機點燃它。他一邊咳一邊抽煙。眼淚都滴在煙卷上了。
“請熄掉你的煙。”看守說。
“熄在哪裡？”男人望望地面、座椅以及擺放著各式骨灰甕的櫥櫃。看守繼續拖地，看起來要收尾了。男人歪斜著腦袋，陰沉沉地看他，非常用力地吸了一口。 “我跟你說了，公共場所不許抽煙。”就是我懷裡的年輕人也被這聲咆哮嚇壞了。看守氣勢洶洶地走過去。
“不許就不許，你說話就不能客氣點？”“你不懂公共場所不許抽煙的嗎？”
“你客氣點說不行嗎？我得罪你了嗎？”
“你沒得罪。”
看守走到他面前，繼續說：“你沒得罪，要抽的話，請出去抽行嗎？”男人揉搓著眼窩，另一隻手仍然夾著煙卷，煙灰積得老長，不久掉落在地。看守的眼光跟著落向地面。 “我就是抽了，你怎麼樣？”男人說。
“怎麼樣？”
就是看守自己大概也沒想到，他抽了男人一耳光。這下子熱鬧了，男人挺身而起，將骨瘦如柴的看守拎起來，“你知不知道，這裡燒的是我唯一的女兒，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她被燒了，你知不知道？”他猛擊著看守臉部，“你知不知道？”
看守大喊大叫。男人望了一圈四周，將他丟下來，踢了一腳，“去你媽的。”然後男人取下鑰匙串，大步走向門外。我先是聽見桑塔納啾啾地叫起來，接著聽見車門被嘭地關上、發動機啟動，後來車輛轉彎時輪胎與地面發出急劇摩擦的聲音。他逃了。
女人坐著發抖。看守爬起來時，她說：“我跟他沒關係，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看守盯著她，她便朝後退縮。隨後，一個穿白色阻燃工服的工人提著鏟子趕來。她再次重複了那句話。那鏟子冒著煙，可以想像，它剛取出時一定被燒得通紅，現在灰撲撲的。我記得鏟子上曾滴下一滴黏稠物，就像塑料被燃燒時會滴下的那樣。接著女人又說了一句話，就是這句話驚醒年輕人。他筆直站起來，反复捏緊拳頭，朝大廳後頭的火化間走去。在我趕到前，他直通通跪在地上，雙手展開，胡言亂語起來。我想他是在哀求，不要將一個已經死去的女孩再弄得屍骨無存，儘管這無法避免，我還是盼望著不要就這樣一下子將她燒個乾淨。
他臉上像是有人在一盆盆地潑水。我他媽的也要哭了。那個女人——也就是死者的媽媽說：“春天，是你爹讓你這樣的啊。”
她一直在咕噥：“每一次都是我來揩屁股。沒有一次不是。你為這個女兒負過什麼責？你負責都負到哪裡去了？你算準了我，你知道我心軟，知道把春天丟在馬路邊一個人走掉，我就一定會去把她抱回來。你真狠心啊。但是春天又不是我一個人生的。你做爹的難道半點責任也不該負？為什麼每次都是我來給你揩屁股？我難道天生是你的佣人？”
在看守和工人跑向領導辦公室後，這個穿著黑色禮服黑色褲子黑色皮鞋別著黑紗像一隻黑鴨子的媽媽，步履蹣跚但內心堅定地走出去，追隨她前夫的腳步。她邊走邊說：“說什麼我也不回來。我受夠了，早就受夠了。我決定了，你不回來我也不回來，你以為我回來，我就不回來，我看是誰回來，看是誰更狠心。你隨她怎麼樣，我也隨她怎麼樣，我看是誰回來。”
他掏出一張不足三十字的介紹信。看格式原是開給看守所的，改寫成殯儀館了。在填寫探視理由處，警官畫了個斜杠。這裡最好能寫上具體內容，比如“協助調查採訪”，他面露難色。 “這就夠了，”警官說，“我們這裡還沒開過這樣的介紹信。”
他用了兩天來解決此事。打電話給自己報社的記者，讓他們幫忙聯繫這座城市的政法口記者，再由後者聯繫這邊公安局熟人。一環比一環疏遠。他得到這邊記者的承諾，說馬上，卻是從上午等到下午。最終他闖進報社，喊叫著記者的名字。
“沒看到我正在忙嗎？”對方說。
“我只是著急去看下，兄弟。”他越說越緩和，“她是我女朋友，是我女人。”
“你看分局那邊也快下班了。”
在等待時，他想：實在不行，就將汽油倒在停車場角落的廢棄靈車上，反正僅有的一隻輪胎也癟了。車內鏽跡斑斑，塞滿濕潤的木條。將這些木條點燃，讓它們冒出濃煙，然後在他們趕出來時，潛入殯儀館。這辦法並不明智。還不如手持木棍，將他們逐一打翻。
當他第一次走進殯儀館時，看守攔住他，“你怎麼搞的？”他看見自己的鞋在剛拖過的地面留下印跡。 “你要幹嗎？”看守說。
“我來看我的女人，她死了。”
“運來多少天了？”
“應該有七八天。”
“帶戶口本了嗎？”
“沒。”
“結婚證呢？”
“我們沒結婚。”
“那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你是她男人？”
“我就是她男人。”
“那我也是。”
看守接著說：“你總得有個證明。”
“我騙你幹嗎？到現在我還沒看她一眼呢。”
“每個人都這麼說，都說自己是死者的親朋好友。但你不覺得殯儀館也是個單位嗎？你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難道就不應該對它講點規矩嗎？”
“你看這裡一個人也沒有。”
“這是規矩。”
“您行行好。”
“我為什麼要行好？我在這裡上班，幹的就是這事。我得保證死人不受打擾。”
“她真的是我女人。”
“沒有人不是這樣說的。”
你知不知道，我在這世上愛著的只有她，我見不到她，就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你也別想。他從錢包先後掏出兩張錢，哀望著看守，可看守將手插進褲兜頭也不回地走掉了。後來看守又提著拖把回來，在年輕人腳下拖來拖去。
“我沒工夫和你玩什麼柔情。”看守說。
“我是記者。”他想了很久，說，“我有權對她的死因進行調查。”
“剛才你不是說你是她男人嗎？”
“我是記者，同時也是她男人。”
“那你的記者證呢？”
“沒帶。”
“走開。”
他掏出這張不足三十字的介紹信，遞給我看，“我也不知道這個行不行。我是順道來向您告別的，您是好人。”
“你要先休息下，你可以到我家休息。”
“來不及了。”
“那我陪你去，我反正也沒什麼事兒。”
我得感謝您，但這事最好還是我一人去幹。我應該怎樣向您表達我的拒絕呢？我得感謝您，您是好人。他顯得為難。 “我終歸也是要去送她一程的。”我說，然後摟住他肩膀，走向車庫。我載著他朝西郊行駛。下午的陽光射向車窗，他迷糊起來。他睡得很少，即使有時間睡，腦子裡也應該交織著種種噩夢。不久他果然醒來，問：“到哪兒了？”
“還早。”
“我一定睡了很久。”
然後他眼神空洞地望著前方。最終，一根冒著煙的大煙囪進入視野。 “就是那兒。”他說。我們便開到煙囪下的殯儀館。它的門前有著龜裂的水泥停車場以及一座狹小的花壇，擺著兩排塑料花盆，裡頭都是塑料菊花。
看守穿著儀仗隊式樣的製服，一身潔白，包括皮鞋和手套，只有肩章和袖口的綴條是紅的。他彈著褲縫，看著我們走來。年輕人拿出中華煙，很久才知道怎麼拆開封條。他將過濾嘴都捉皺了，說：“師傅抽根煙。”看守將手抬到唇前，擺了一下，“不抽。”他確實很該死。
“您看看。”
看守接過介紹信，背過身，就著陽光研究。這時，年輕人攥緊右拳，將它提到胸前，準備給看守的後腦勺一擊。我扯他的衣角，卻是讓他更加憤怒。他等待著，直到看守招招手，說：“你們也知道，我也是按規章辦事，規章規定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
我說是啊是啊。
我們跟著往裡走。進門前，看守說：“擦乾淨。”我們便在一塊紅色門墊上來回擦鞋底。年輕人一直沉浸在自我賦予的勇氣中，可一進到這巨大而安靜的大廳，人便發軟，蒼白的臉上滲出許多汗珠來。
看守領著我們穿過大廳來到領導辦公室。一位戴眼鏡的男子正在看報，介紹信遞過去後，他看也沒看便簽了字。然後我們回到大廳，從西北側小門走出去。路的盡頭是火化間，據說那裡的化屍爐泛著銀光，像麵包烤箱排列整齊。停屍房在通往火化間的路途中間，左邊連著冷庫。 “製冷壞了，修了幾次沒修好。因此無論如何，今天也要把她化掉。唉，到時候可能還要切開屍體，否則會爆掉。”看守說。
年輕人停在那兒走不動了。 “你非得要看？”看守說。
年輕人喘著氣，深呼吸好幾次，才繼續走動。看守推開裝著毛玻璃的門，一股濃烈的福爾馬林氣味衝過來。房內擺著十來個鐵床，有幾個蓋著裹屍布，顯現出屍身的輪廓。牆角則起了一圈半尺高的青苔。有屍體的地方，植被茂盛，我想到這個。看守徑直走向其中一具，像魔術師一樣拎起白布一角，說：“你們真的要看嗎？”
年輕人極為認真地點頭。
看守緩緩揭開裹屍布。哦，現在想起來還是噁心壞了。春天躺著，腫脹了一倍，肚皮卻癟了，從上衣縫隙露出解剖後粗枝大葉的縫針痕跡；那皮膚一部分呈褐色，一部分發黑，像是豆腐起了霉斑；只有臉部還稍微保留著一些往昔的影子，但是大耳闊腮，眼球暴突，嘴唇腫脹外翻，露出岩尖般的牙齒。我的臉皺成一團，眼睛痛苦閉上，我已經為這具屍身嚴重吐過一次。年輕人一直硬站著。看守問他：
“看見了嗎？”
“看見了。”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我走進小區裡我的家。電梯在四層開啟，一個年輕人蹲在對面牆角。他迎著我的眼光，想說話，卻自我勸止了。我走過去，打開自家房門，聽到細微響動，是他站直了。我轉過頭來看。他的嘴唇再度開啟，再度抿了下去，像好不容易支起的帳篷一下撲倒在地。
“有什麼事？”我說。
“請問是陳先生麼？”
“我身體不舒服，不接受你們誰的採訪。”我關上門。一會兒，門上響起敲門聲，我拉開門吼道：“夠了，朋友，我說夠了。”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朋友。”他說。
“什麼？”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人。”
“你有什麼事？”
“我想看她有什麼遺物留在這裡沒有？”
他不爭氣地出了很多眼淚。我則在等待一種叫恍然大悟的東西，就是這個人，就是他啊。他說：“說起來都因為我。”可我覺得不是這回事，他應該具有讓女人崇拜的危險面容以及冷漠殘忍的脾性，可他無論是面相還是舉止都顯得過於老實。只有額頭一塊不大的疤痕似乎證明他還有過暴力經驗，而我寧願相信他是挨揍的。
“進來吧。”我說。
他匆促致謝，躬下身去解鞋帶，被我制止。我去那間小臥室取了遺物，發現他還留在門口。 “我是在報上看到消息趕來的，沒想到她死了。”他說。
“炒作一陣子了，本來是自殺，非說他殺。”
“我知道。”
“春天也不是什麼小姐。”
“嗯，說起來是我害了她。”
“別這樣。”
我想我終歸還是與人為善的，便緩和口氣，“我一直沒給外人看過，你坐。”他鞠躬著接過去。在那本的扉頁上，有一行字：
他一見到此，便像罪犯在鐵證面前表現的那樣，猛然栽下頭。這是當日他的筆跡，稚嫩、自信而草率，在愛情的衝動裡迷信對方是唯一。現在他穿過時間之河，有大量的後果可以用來校驗當初的讚唱與誓言。而他即將打開的日記本，每一頁都被圓珠筆劃了大叉，有的已劃破，我們彷彿還能看見春天當初歇斯底里的舉動。我走到廚房倒水，年輕人則在不停翻日記本，最終他抱緊自己的頭，抽泣起來。我看見他的背部微微顫抖，接著肩膀、胳膊和衣服也明顯聳動起來，彷彿整個身軀都參與了這場哭泣。
春天這樣寫：
除開這些，整本日記留下的便全是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胡言亂語了。我早撕掉那頁說我的，她寫我如何處心積慮地勾引她——路過時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將手掌撈向她陰部，等等。她構陷了所有人。
“沒這回事。”我說。
我知道，小莉皺緊眉頭，不停晃蕩著腦袋，你最好把它們全撕了。
我端著水走回客廳。年輕人抬起頭，睫毛濕答答的，“我得走了，實在打擾您很久了。”
“沒事。”
“我能帶走麼？”
我點點頭，將為他準備的茶水放在茶几上，由著他走出去。 “你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可以來找我。”我說。
“嗯。”他匆匆回答道。
我關上門，走到窗邊，一直等到他在地面出現。他走錯了方向，很久才知道回來。他仰面朝天，吊垂雙手，放肆地哭泣著。有幾個路人停下來看，他差點撞上一個。我想這時就是有人對他臉上吐痰，他也不會管；就是照著他胸口插一刀，他也會朝前走。他要哭很久很久，為著罪孽。
此後又只剩我一人。在長長時光裡，我將酒放在腿間，坐在沙發上發呆。上午走了，下午來了，灰暗的東西從天空壓下來，天黑了。然後，從那狹小臥室傳出若有若無的呻吟。也許只是感冒，但春天像經驗豐富的老太婆，在四周沉默時她沉默，一聽到腳步聲，便趕緊呻吟起來。我們走到門口時，那呻吟便極為大聲。
“你怎麼了？”我們走進去問。
“我快要死了，你看，都沒什麼血色。”她悲啼著，眼淚朝外滾。奸詐，小莉看著我。我點點頭，說：“喝點熱水吧，我這就去倒。”後來我們路過時不再停留，她的哼叫便徒勞。現在她都死了，我還聽到她在房間像織布一樣織著自己的呻吟。
“夠了！”我醉意醺醺，踹開房門。那裡只有一張暗紅色的小席夢思。我找到掃帚，在每個角落掃蕩，我吼道：“夠了夠了，別他媽再哼叫了！”她便停止哼叫，卻又在我低頭時，懸浮於某個角落。我倉促望去，她便像一口氣吹飛的碎片，無聲地散了。
我打電話給小莉，說：“我從沒像現在這樣想你。”可她仍沉浸於自己的悲哀，“將房子賣了吧，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
“賣，過完元旦就賣。”
“能早點就早點。我實在沒這麼倒霉過。”
“那你還回來麼？”
“不回了。”
我整夜開著燈和電視，比任何時候都盼望早晨到來。在白天，我穿過一條條街，嘴裡摹擬著，嗯唵，嗯唵，嗯唵。可總有一股萬有引力，將我扯回來，即使背對著家門，我也會倒退著回來。嗯唵，嗯唵，嗯唵，我摹擬著，像頭驢被迫回來。
“這不就來了嗎？”
保安將手越過年輕人的肩膀，指著我說。年輕人轉過身，眼睛像棍子打在我身上。幾天工夫，他頭髮凌亂，臉色灰白，嘴唇也不見半點血色，連著眉毛也灰了。他就像常年吸毒，或者連續熬夜打牌，在生理上極為疲倦，卻在精神上極為亢奮。
“我是特為來向您告別的。”他向我鞠躬。
“事情處理好了？”
“還沒，我這就是要去看春天。”
“你還沒看到？”
他捏緊拳頭，罵起殯儀館看守來。說起這老實人的憤怒，嗯唵，因為並不踐行，便在嘴皮上極盡凶狠。他一邊在包裡翻介紹信，一邊破口大罵。
警察沒有回答，將我召入會議室。有人拉上窗簾，攝像師扛著機器，攝像機尾端插著一根線，連著話筒。電視台記者舉著話筒，背誦開場白。是自殺還是他殺。殞命。這究竟是。歡迎收看。謎局。
“我可以走了麼？”我再次問。
“你等等，他們也許會問你一些問題。”警察的眼睛盯著攝像機。
船夫雙手扶膝，目不斜視，坐在角落。我聽到“先錄先錄”的聲音，燈光師舉起白熾燈對準船夫，後者的臉瞬間僵硬。電視台記者走來抓起船夫的手，有力地搖著。 “別緊張。”他說，然後抽出那隻手。船夫不知是要將手指合攏，還是繼續分開著，便讓它懸在半空。直到採訪結束，船夫才收回手，去抓了抓衣服。
然後電視台記者開始抖電線。就要到我了，我喘著氣，沒有比這種等待更熬人的了，我還沒經歷過這種事兒呢。當電視台記者提著已經順溜的線，在跟隨的白熾燈照耀下走來時，我站起來，他就像將軍一樣散發著威嚴，盔甲哐當作響。
“不用站著。”他笑著說。我因此坐下來，我的臉得有多紅啊。
“準備好了麼？”
“好。”
“我們都知道死者生前曾在你家住過一段時間。”
“是。”
“她是你什麼人？”
“我妻子過去的同學。”
“她為什麼住在你家裡？”
“她是我妻子的同學。感情好。她窮。住不起房子。也許。”
“你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待人和氣，挺懂禮貌的。”
“具體說是？”
“就是特老實。”
“比如？”
“她對每個人都和和氣氣。”
他對我輕眨眼皮。我說：“唉，沒想到她這麼快走了。”他便對著鏡頭髮表議論，然後轉過來說：“謝謝。”他握住我的手冰涼，而我的汗傾巢而出。
“我可以走了麼？”我走過去問那位警察。
“等等吧，誰知道還有什麼事。”
不一會兒，法醫推開門。他將藍色文件夾拋到桌面，然後戴上白色手套。後邊鬧哄哄跟著一夥報社記者，為首的是那個穿著紅色雞心領毛線的矮子，他皮笑肉不笑地和熟人點頭，然後帶著一股畜生般近乎蠻橫的自負，坐到法醫對面。
“現在要拍嗎？”法醫對著攝像師喊。
“可以嗎？”
“可以，有什麼不可以的？”
法醫振振衣，坐好，從文件夾抽出一張照片，說：“你們看，鼻子下有白色蕈狀泡沫，說明是溺死的。這是冷水進入呼吸道，刺激氣管黏膜形成的結果。”接著他又抽出一張，顯示春天手裡抓著泥草，“這也是溺死的重要特徵。我們至少可以排除她是被殺死後再拋入水中的。她是直接溺死的。”
矮胖的記者舉起手來。
“什麼事？”電視台記者問他。
“我可以問問題麼？我怕耽誤你們拍攝。”
“沒事，人家會剪輯。”法醫說。
“那我說了。這兩張照片並不能排除是他殺。溺死不一定代表自殺，別人也可以將她推下水，致她於死地。”
“這種情況很少見。”
“我在電影裡看過，金三角的毒梟經常將人推到河塘里淹死。”
“那是電影。”
“電影來源於生活。”
“我問你，假如你是兇手，你會將一個成年人推到河裡麼？”
“有什麼不可以？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
“你考慮過他的游泳水平麼，考慮過他的求生本能麼，考慮過水深水淺以及水的流向麼？這些都考慮過麼？他要是沒死，你怎麼辦？”
“我會事先採取措施。”
“什麼措施？”
“捆好他的四肢，或者綁縛重物。”
“那在這起案件裡你看到過繩索或者重物麼？”
“當然，”記者解下相機，調出照片，“你看，她的雙手被綁住了。”法醫擺擺手。記者接著說：“很簡單，要是我自殺，怎麼能將自己雙手綁起來呢？”
“這在自殺中並不罕見，你沒見過而已。”法醫做起手勢，“你既可以通過別人幫忙，也可以自己先做好繩套，用牙齒拉緊繫帶。”說完他慈悲地看著記者，就好像不是他在疲於招架，而是對方就要踏出最後一步，掉進自己安排好的陷阱裡。記者果然說：“你也不能排除有人將她雙手綁住然後將她推到河裡的可能性。”法醫鼓起掌來，警察將船夫帶過來。
“你問他吧。”法醫說。
“是哩，是我捆住她兩隻手。”船夫說。
“什麼？”
“是我去捆住她的。”
“你為什麼要捆她？”
“我們都這麼幹。”
“你們將屍體的手綁住？”
“是哩，這樣我們就能把屍體拖到岸上來。”
“你不可以將屍體弄到船上嗎？”
“不吉利。”
船夫又補充道：“我捆的時候她已經死了，鼻子下冒著泡泡哩。”記者吸了一大口氣，胸口跟著鼓起來，我真想踹死你這老東西。法醫微笑著走過來，摸出煙，不停在煙盒上敲打這根煙，說：“寫新聞不是寫小說，你說是吧，小何？”記者面紅耳赤地收起採訪本，說：“我不也是為了工作嗎？”
攝像師重新打起手勢。法醫抓緊吸兩口，摁滅香煙，重新坐回去。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河流的寬度。”他比畫著，“只有這麼寬，四到五米。你游幾下，這麼說吧，掙扎幾下，就到對岸了。”
“嗯。”電視台記者說。
“想弄死一個人還是很難的。”
“那這同時是不是也意味著自殺的難度增大？會讓既遂率不高？”
“不，對自殺心切的人來說並不如此。給他一口水，他就能將自己溺斃。對人生感覺太累的人，可以將臉伸進馬桶淹死自己。還有的人，僅利用山間一場大雨，醉臥於小道，也能讓肺部進水。所有證據都在表明這起案件的當事人在想辦法尋死。她先喝了農藥。”
法醫抽出屍檢報告：
“我們從她體內提取到有機磷製劑。農藥是她自主喝下去的。這是她原本想採用的自殺方式。如果是別人將她弄死後再灌入，那麼因為代謝停止，我們便不可能在肝臟等處提取到農藥。”琥珀色的酒瓶沒有瓶蓋，放在椅上，酒裡摻了敵敵畏，散發出臭味。河水隱藏著布片、剩飯剩菜、用過的衛生巾、黑色的泥漿以及正在自溶的死貓死狗，也非常臭。河水裹挾著它們極為緩慢地流淌，也將它們沉澱。春天己喝了四瓶，第五瓶裡摻了農藥。她坐在路邊椅子上，仰望著沉悶的夜空，程序性地抓起第五瓶。她只喝了一小口便彎下身子嘔吐。但她還是再喝了兩大口，確定喝進去一些。
“她喝得不多，不足以致死，但身體反應強烈。”她抱著頭，踉踉蹌蹌地走。右腿朝右邊晃，在右腿成為支撐腿後，左腿朝左邊晃。她往前晃了幾步，便連續後退。她半轉過身子，繼續晃蕩著。頭是晃動的根源，讓她的身體轉著圈兒。她噁心嘔吐，汗如雨注，同時還在來迴轉著圈兒。不一會兒，她感覺進入一個霧的世界。路燈、座椅和樹枝變成大大小小稍濃的輪廓。她緊抓著頭，大口喘氣。
“她的身體已被損害一部分，但尚未損害徹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比死還難受。”她來到生與死的中途，人間就在井口，閃現著諷刺的弱光。她沒有力氣再爬升一步。而井底那永遠黑暗的處所，像母親一樣揮舞著煽動性的手帕。跳吧，跳下來。她反復權衡著：就一下子，什麼都結束了，不會再有肉身的疼痛和精神的磨難了。還有，再不決定就來不及了，就會像重傷的野豬在泥漿里永恆地、可怖地抽搐。
“因此，她跳入幾步之遙的河裡。她不再顧及河水臭氣熏天。這在自殺案例中很常見，很多事主最終都背離了最初的自殺方式。”春天開始走。她走了很久很久，像身處於噩夢，怎麼也走不動。她焦躁，恐懼，憤怒。最終她辨清河流的細響。她走上防洪牆，哀鳴著，猝然栽向河裡。她飛落時，所有世事像高速奔跑的數字在她眼前清晰閃現。被遮蔽的事都有了眉目，哦，就要恍然大悟大徹大悟了。然後她被河水及時吞吸。河水像無處不在的冰刀，刺進她身體，在她的思維里劃來劃去。
“還有這裡，”法醫展示出又一張照片，顯示春天的手掌充滿淤痕，皮都破了，右手食指和中指甚至露出骨頭，“她在嘗試往岸上爬，在抓，不過最終能抓牢的只有水中的水草了。”春天夠到防洪牆的護沿，雙手不停顫抖。她再也使不出力了，就是支撐著不讓身體掉下去也辦不到。身體正像一頭野牛，將她朝反方向無情拉拽。她終於像一枚孤獨的砲彈，再度掉進河裡。有段時間，她從水里伸出一隻手或半個腦袋，但後來我們能看見的便只是微微隆起的水面。她的面孔開始在廣袤而沉悶的夜空浮現，這張靈魂的臉獨自待在虛空，看著自己越沉越深，一直像秤砣那樣依附於水底，被水底吸住。後來，它也消失了。
“是不是可以說，她還是有著強烈的求生慾望？”電視台記者說。
“你可以理解這個想死的人已經死了，而她的軀體還在作本能反應。”
法醫點上煙。攝像師扛著機器走了。屏聲靜氣的眾人開始說話。矮胖記者走過來，說：“你沒辦法證明農藥不是別人騙她喝的。她喝醉了。”
“你有證據麼？”
“沒有。”
“沒有證據你說什麼？”
“反正我沒辦法完全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記者走回去時，拉拉船夫腰間的尼龍繩。 “不關我事。”船夫晃蕩著腦袋。
“你不錯嘛。”
“不關我事。”
“你為什麼不綁她一隻手，綁一隻手不是也能拖上岸嗎？”
“這個要看情況哩。”
“綁一隻手不是更省事嗎？”
“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哩。”
記者嫌惡地丟掉繩子。這時，警察說：“你們不是要問嗎？這裡有個死者以前的房東。”那伙記者便轉過來，齊刷刷地看我，就像我身上別著什麼明顯的凶器。
“我還有事。”我說。
“就一會兒工夫。”他們中的一個說。倒是那矮子說：“有什麼好問的？”他一個人先走了。
“我們就耽誤你一會兒，”剩下的一直跟在我後邊，“她是你什麼人？”
“我妻子過去的同學。”
“她為什麼住在你家裡？”
“她是我妻子的同學，和我妻子感情很好。當時她租不起房子。”
“你知道她做雞嗎？”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當時有沒有男人上門來找過？”
“沒有。”
“那有沒有人打電話給她？”
“不清楚。”
“她在你那裡住了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連她是做雞的都不知道？”
“當時她可能沒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偷東西？”
“不知道。我得走了。”
“就這個問題，她有沒有偷過你的東西，或者別人的東西？”
“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收她房租？”
“沒有。”
我繼續走，他們像飛機拋出的降落傘，離我越來越遠。他們說：“不收房租，可能是用睡覺抵了。”我立刻停住，指著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攤開雙手，陰陽怪氣地看著我。
“我告訴你們，你們左一口雞右一口雞，你們呢？你們不是嗎？”有時發怒會讓人說話流暢很多，“你們有沒有想過她也是一個人，也有屬於人的尊嚴？她都死了，你們還糾纏那些事幹嗎？”
“她做雞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我們用事實說話。”
“去你媽的用事實說話，你們只是挑有利於你們的事實而已。你們的報導有一句同情她關心她的話麼？你們關心的只是讀者的骯髒心理。你們為著討好讀者，不惜出賣一個可憐的女人。這就是你們自詡的新聞正義？你們跟那些恐怖分子有什麼區別，你們不就是報紙的敗類新聞的亡命之徒嗎？你們從前到後，有從人的角度去理解一個當事人麼？”
“你理解過。你說。”
“滾。”
我走向車輛。可仍舊氣不能平，我轉身繼續咆哮：“什麼事到你們這兒，都被刻畫成色情。色情、色情、色情，你們腦子除開這個就沒別的了。一旦不是色情，你們就瘋狂做偽證。你們有筆能寫，信口雌黃沒人管。你們不怕報應？”
他們一起笑起來，你看他，說得頭頭是道的。我鑽進車，感覺爽多了，覺得只要一提方向盤，車子便能跑向天空。可不一會兒，腦袋便鳴響起來。我去了電玩城，到處是嗒嗒的槍擊聲，我玩不好，便去洗浴中心。水柱砸向地面，也是嗒嗒的聲響。我還得去迪廳，迪廳真好啊，就像有什麼東西主導著我們，嘭呲，嘭呲，嘭呲嘭，讓我的一隻手不由自主彎出來，在腦袋和肩膀跟著彎過去後，它又主導你朝另一個方向彎去。沒人告訴你這樣，是你自己知道就要這樣。這樣我就無暇顧及那讓人發瘋的嗯唵聲了。
後來我將腦袋塞到小姐的胸裡，說：“就這樣捂我一夜吧。”
“不。”
“就這樣捂著我的腦袋，求你了。”
我捉住她的腰，繼續說：“我給你兩千。”
我直到次日才回到小區。陽光明媚，而我因為疲憊而噁心。我將車停到門口，甩上車門，看見那伙記者守在一輛車內。來了，來了，他們慫恿著穿雞心領毛衣的矮胖記者。後者搖開車窗，說：“不要以為我們的辦事能力差。”
“操你媽。”
我走向小超市。我聽到車門被關上，感覺他像豺狗一樣盯著我的背部。他一定一隻手插在褲兜，另一隻手晃蕩著，他用眼神跟同夥說，看我的，然後繼續吊兒郎當地走過來。最終他拍住我肩膀，說：“聽說你和她關係不明不白。”
“誰？”
“死者。”
“我說你是聽誰說的？”
“你別管，你就說有沒有這回事。”
“誰這麼誣陷我？”
“這個人，你認識他，他也認識你，”他的手劃向空中所有住戶，“當然我也認識他，雖然剛認識不久。不過，從我的角度來說，我還是願意相信當事人一點。”
“沒這回事。”
“我也是為你好。”他看著我，你最好考慮清楚，寫什麼，怎麼寫，都在我。
“滾蛋。”
我繼續走向小超市。他走過去拍打我的汽車，說：“你不知道馬路邊不能隨便停車的嗎？”接下去又對那一夥記者說：“一個普通居民而已，把自己當新聞發言人了。”直到我從超市結賬出來，他還在說：“你不覺得你現在的表現很可疑嗎？”
我想抽他一頓，但我想他沒什麼招了。
列車最終悄無聲息地駛出去，就像上帝輕輕移走一塊積木。一共十五節，一會兒就溜完了，我看見對面的月台空蕩盪。它好像只裝載小莉一人，它的任務就是負責將小莉從我身邊裝走。我感到一種散架的孤獨。我們家就像散伙了。
我隨便吃了點，買到剛上市的早報晨報都市報，坐在車站逐字逐句讀。它們以較大篇幅報導春天事件的新進展，可用其中一道標題概述：
它們以一名KTV小姐的講述為底，外加許多評論性語言組成。她化名芊芊，就是穿旗袍、塗口紅、在河邊喋喋不休的那位。她敢作敢當，撥開身邊掐她的伙伴，提著裙衩走到剛被她們拒絕的記者面前，說：“她就是被他們害死的。”
“別說。”
“什麼別說？要是沒做虧心事，他們為什麼跑掉？”
“事情都過去一個月了。”
“就是因為這個，就是，”她覺得旗袍很悶，叉開兩腿，像只圓規那樣站著，“來，有多少料我給你們爆多少料。別攔我。”
一枚從周生生買的鉑金戒指，價值約一千五百元。毛毛戴不進，問：“你這是給誰買的？”
“給你買的。”馬勇訕笑道。
“你怎麼不帶我去試？你知道我指圍嗎？”
“我身上有錢，一時高興，臨時買的。”
“誰信？”
“不信拉倒，拿來。”
“不，你說清楚。”
“拿來。”
“給我試試。”這時春天走過來。毛毛憤怒地遞過戒指，說：“你試你試。”
“走開。”馬勇說。
“給我試試。”
“你試，你試啊。”
“你別哭，男人是你從我手裡槍走的，我都不哭，你哭什麼？”
春天對著光線舉起它，在男人就要抄走時，一轉身，戴到右手無名指。嚴絲合縫。不多不少。她還甩了甩手，它就像生在上面。 “摘下來！”馬勇吼道。春天轉過身，看見他作勢要扇下來的巴掌，說：“打啊，打啊。”毛毛氣得不成樣子，不停跺著高跟鞋。
“打啊，你倒是打啊，這個戒指你說要買給我，轉手送了別人。”那巴掌便打下來，並不重。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馬勇說。
“我不是什麼東西，我只是好懷念生病時，有人跑來，又是燉湯又是按摩的。”春天摘下戒指，瞟了眼毛毛，還給她，“我只是戴戴好玩，他哪裡會給我買什麼戒指，他也從沒帶我去金店試過指圍，我只是逗你玩兒。”
至少在這個環節，姐妹們認為春天是打了漂亮仗的。那戒指從此像臟東西，毛毛指頭沒法戴，心裡也戴不上，可為著刺激春天，總是拿出來玩。 “你玩著玩丟了怎麼辦？”有人說。
“丟就丟了，好大一場事？”
可真丟了時，毛毛大汗淋漓，在衣櫃、收銀台和包廂不停翻找。包廂燈暗，她便取了應急燈，後來還拿掃帚柄去沙發底下掃蕩。 “他要是知道了，還不打死我？”她看著姐妹們，“也不知道是誰人品這麼爛，手這麼賤？”
“你好好想想，最後一次見到它是什麼時候？”
她罵罵咧咧地想。馬勇走來時，她還是沒想到。 “什麼事？”他說。她低頭咕噥著。衛生間，肯定是，上個衛生間，不見了。
“到底怎麼了？”馬勇煩躁地問。
“春天偷了我的戒指。”
“你確信？”
“我記得上衛生間回來時，看見她的身影。”
“你確信看到？”
“百分之八十是她，百分之百。”
“春天。”馬勇喊叫道。
“什麼事？”春天走過來。
“你拿了毛毛的戒指？”
“沒有。”
“我再問你一次，拿沒拿？”
“沒有。”
“我給你機會，你自己拿出來。”
“我沒拿，怎麼拿出來？”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
“我沒拿。”
“好吧，所有人都給我滾到更衣室，滾進去。”
馬勇像趕鴨子一樣將大家趕進去，命令每個人打開衣櫃，由毛毛挨個檢查。現在想起來，並不是毛毛有什麼證據，她只是出於害怕，要將去失戒指的責任推給別人。她選擇了自己最恨的人。可是春天瑟瑟發抖起來。在所有衣櫃都沒找到這銀白色的玩意兒後，毛毛喊起來：“扒開春天的衣服，搜身。”
春天縮著身軀退到牆邊。毛毛走過去，抽了她一耳光。 “沒有。”春天說。可還不如不說呢。毛毛蹲下去，掀開春天上衣，將手探進胸罩裡摸索。 “沒有。”春天癡愣地看著上方，氣若游絲。
“什麼沒有？”毛毛從她胸罩裡取出戒指，“你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
毛毛戴它，果然戴不上，“你看清楚，這是誰的？”
“我的。”
毛毛一個巴掌打下去，將要再打，被馬勇拎走。春天眼裡閃出一些欣喜來。可是馬勇挽起衣袖，躬下身子便揪住她的頭髮。春天開始彈跳。馬勇沒有抓好，重抓了一次。他拎起她，用手肘壓住她腦袋，掂了掂，說一聲“起”，三兩步便跑向另一頭。春天的身子跟著自己的頭髮，頭髮跟著那隻文著暗藍色大龍的粗手，朝另一頭奔跑，猛然撞到牆上。還好牆上包著厚呢，牆體也是木板，否則準得撞死。
“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
馬勇換了另一隻手，重新抓牢，不停拎著往牆上撞。 “你這個瘋子！”馬勇咆哮著。而春天還在說：“你說過永遠不打我的，你說過。”
“你他媽就是一個瘋子，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就是個瘋子。”
馬勇是個偏執狂。我們以為撞三五下就夠了，可他撞個沒完沒了。我們一起去拉他胳膊，他還是用盡最後的氣力，將她撞了一次。牆都凹下去一些，脖子撞歪了。
因為這事，很多人覺得過去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都得到解釋，比如一隻耳墜不見了，或者本來是五百元的轉過背回來就只剩三百。她們恍然大悟。可我覺得春天不是這樣的人。春天是偷走了戒指，可這和偷走一個男人相比算得了什麼？你偷走我的男人，我偷走你一枚戒指，不算合理嗎？何況這戒指本來就是買給我的。誰比誰不要臉？春天當天就走了。
我坐到九點，買了啤酒，一手抓著方向盤，一手握酒瓶，開車回家。我看見路人指著我，無聲地驚呼，交警也露出疑惑的眼神。我若被逮起來就好，我實在沒辦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我在家裡沉沉睡去，直到房門被敲響。是物業的人。 “公安分局打電話來，要你下午兩點前去一趟。”他說。
“什麼事？”
“沒說。”
“你確定是找我？”
“是。”
“那你知道是詢問還是訊問？”
“我不懂，你最好趕緊去一下。”
“一定是找我去問春天家人的聯繫方式，”我說，“一定是這個。”
憑什麼？我坐在沙發上，不停地換電視頻道。憑什麼？可最終我還是驅車出了門。在岔路口，我看見陽光暖融融的，像在人行道上鋪了一層明晃晃的水，樹枝和樹葉全鍍了金，燦爛地搖曳。這是自由時刻的景象，你可以就此開溜，遠走高飛。可我還是駛往分局。我反复跟自己強調：詢問針對的是證人、受害人以及知情的人，訊問針對犯罪嫌疑人，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不會打電話來，直接上門撲倒就是。
駛入分局大院後，我沒有急著打開車門。我還在想，這一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而自己還不知道？或者，我曾經得罪過什麼人？等到我確信嘴裡沒一點酒味後，才走下來。我想我害怕的是公安局本身，就像頭一次住院的人，滿腦子都是開膛破肚的傳說。
“沒事的。”我在走廊聽到一個來回兜圈兒的人這樣呢喃。他穿著鬆軟的白襯衣白背心黑褲子，腳上還蹬著涼鞋，趾間粘著發裂的泥塊。他是船夫，自言自語道：“我不就是聽你們指揮打撈一下嗎，打撈有什麼錯？”我斜盯著他，他便低頭避開我的眼神。我按紙條上寫的，敲開某間辦公室的門。一位戴著眼鏡的白胖警察坐在裡邊。 “坐，坐。”他站起來，帶著本性裡的善意。還給我倒了杯水。這使我大為寬慰。
“請問找我有什麼事？”
“沒事，就是想了解一些春天的事。”
“她是我妻子過去的同學。”
“她為什麼住你家裡？”
“她是我妻子的同學，和我妻子感情非常好，她又窮，租不起房子，就住到我家裡。住了三個月。”
“你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不是好人不好說，但至少不是壞人。她講禮貌，很少給別人添麻煩。”
“你知道她在KTV幹過麼？”
“我也是最近看報紙才知道的。”
“她有沒有向你或者你夫人說過什麼？”
“說什麼？”
“誰誰對她不好之類的。”
“從沒說過。”
“你回憶一下。”
“沒說過。”
“她住在你家時也沒說過？”
“沒說過。”
他做完筆錄，走過來給我看，我伸出右手食指，輕點印泥，在簽名上摁了黃豆那麼一塊。 “你們每個人摁指紋怎麼都這麼小氣？公安局就有那麼可怕？”他說，但沒讓我再摁。
“我可以走了麼？”我擦著印泥，說。
“聽說你是畫家？”
“只是業餘愛好，算不得什麼。”
“那你怎麼看這事？你坐。”
“現在的死亡都他媽是受辱，”我在報復自己剛才的謹小慎微，“在之前任何一個世紀，死亡都是私事，都是一個人莊重的謝幕。而現在，你看看現在，它變成人咬狗的新聞素材。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讀者對著春天這個名字手淫。”
“你這麼說很新奇。”
“還有更新奇的。就是以前我從不信一句話，現在信了。”
“什麼話？”
“'人一進公安局，沒罪也會覺得自己有罪'。”
他看起來樂翻了。我說：“現在我可以走了麼？”
“你等等。”
他背著雙手，遊蕩到走廊，將腦袋探進會議室。通過虛掩的門，我看見會議室地上團著一捆沾滿灰塵的電線。 “我可以走了麼？”我說。
這是個念頭。就像我聽見的嗯唵，只是個念頭。它紮根於腦海，小莉卻試圖通過肉身的位移來躲開它。 “我們快點走，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她說。她弄不開車門，嘭嘭地拍打它。我一轉，它便開了。她剛發動好汽車，熄火了。她當然又不停地拍打方向盤。
“手剎沒松。”我說。
她嘶嘶地發著氣，吼道：“還愣著幹嗎呢，還不過來開？”我便下車。在擦肩而過時，她既不看我，也不說話。她臉上撲滿白粉，神情僵硬冷漠，身上散發著我沒聞過的味道。這是憔悴的徵象。她半躺著坐好，瞇著眼說：“看見什麼了？”我知道她不需要答案。河邊，記者和圍觀的人都走了，穿旗袍的小姐該說的都慷慨激昂地說了，如今在孤獨地燒紙。她一邊用小枝撥弄不大的火焰，一邊哭。她既為春天哭，也為自己哭，歸根結底，還是為自己哭得多一些。我沒有告訴小莉這些，我什麼也不說。
直到到達農莊，她還在睡。而一醒來，便說：“這是什麼地方啊？”她看見的想必也是我看見的，掛著暮色的屋角，陰涼的地面，一夥從不認識的人。他們帶著動物那樣的眼神，平靜地看著我們。這不是你指名要來的地方嗎，我想。
“我們先去吃飯。”我說。而小莉跟著店員走向房間。是大炕鋪。
“不是說有單間嗎？”我問。
“不好意思，你看也不影響什麼。”店員說。
“那還有單間麼？”
“沒有。”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啊？”小莉吼道。
“男女會分開兩個大鋪，都這麼睡七八年了。”店員鞠著躬，退了出去。
“我怎麼睡啊？”她繼續吼道。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
其實地方是她定的。她發洩完，就會從後面抱住我，撒撒嬌。可現在看起來不會了。 “我們去吃飯吧。”我說。
“不想吃。”
我們去了大食堂，她果然只吃了幾片蔥花。我發現這裡有股蠢蠢欲動的氣息。當店員將幾張桌子拼到一盞亮燈下時，男人們拋下筷子圍過去。他們要進行簡單而快捷的賭博。店老闆洗牌，遊客抽取一張，如果抽到九，而上家抽到七，則可以贏上家兩百。如果下家是六，還可以贏下家三百。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會贏。我抽了一張，贏了一千。
“別玩了。”小莉說。
“您別不好意思。”店主訕笑著。這時我的血液正茂盛地流開闊地流，全身正在發癢。 “再玩幾把。”我說。
“我說別玩了。”
“最後五把，就五把。”
小莉靠在我肩上睡了。要不是我突然抖動胳膊，將一張大牌甩到桌面，她估計永遠都不會醒來。她說：“怎麼還沒完啊？”
“就快了，就三把。”
“怎麼還有三把？”
“最後三把。”
我說的是真心話，但是三把復三把。一直到我望了幾圈沒望到小莉時，才收手。我想我真該死。我走到大炕鋪，掀開門簾，就著昏暗的燈光找，沒找到。其中一個有點像，我輕撥她肩膀，她便翻轉過身，繼續打鼾，鼻孔下還掛了一顆泡泡。她去哪兒了？我焦灼地走向農莊的每個角落。不會被強姦被謀殺被丟進井裡了吧，天黑透了。我打電話沒人接，又不敢太過失態地呼喚，我去問路人，他們努力回想，若有所思，最後搖頭。我走向門外，汽車還停在那兒。我拍打車門，又用手機的弱光照，沒人。
這真跟噩夢一樣。
我終於喪心病狂地喊起來。店員倉促跑來，將我帶向廚房。一位廚娘正在涮鍋，她努努嘴，你看她睡得多香。我看到我親愛的孩子正撲在木樁上，就著旺盛的火盆睡呢。我在廚娘的嘻嘻笑中將她抱出來。
“去打啊，再去打。”她撲打著，我嘿嘿笑著。然後她真的粗暴地、懷著惡意地推開我，走下地面。
“我要回去。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她說。
“我們才剛來。”
“我要回去。”
我看著她惡狠狠的嘴臉。 “好，你不走，我走，”她轉身就走，“你就死在這裡玩吧。”我心裡被割傷了。不過我還是跟著她去鎖櫃取了行李，又跟著走向汽車。我說：“還沒退錢呢。”
“有多少錢，要退你去退吧。”她奪過我手中的鑰匙，推開我，打開車門。我拉她，她便彈跳起來，“幹什麼？”
“我來，天太黑，我來。”
直到回到家，我們還是沒說一句話。她在副駕駛位置低頭睡著，我開著車，眼睛緊盯車燈照耀的路面。就好像不是車輛在奔馳，而是柏油路將自己送到輪胎下。柏油路將我想說的話一遍遍滾送出來：
我將她抱到床上，蓋好被子，然後拉著她的手，坐著睡了。我像睡了幾個世紀，直到被窸窸窣窣的聲音弄醒。小莉在往大旅行包塞東西，因為憤恨，動靜很大。
“幾點了？”我問。她沒回答。我看牆鐘，凌晨兩點。
“你要幹嗎去？”我問。
“回家。”
“這麼晚回什麼家？”
“我要回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起來坐到沙發上，這樣離她就近一點，我看著她每個動作以及它們投射到牆壁上的巨大陰影，說：“開車回去？”
“坐火車。”
“票訂好了？”
“當然。”
“什麼時候的車？”
“五點。”
“怎麼這麼早？”
“我跟你說過，我一刻也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
她不停在茶几上蹾那隻包。我囁嚅著。我已提前預知到那巨大的孤獨，我將一人在此度日，我們就是一起去住段賓館也好啊。 “這都是什麼事兒啊，”她因為找不到什麼，而將衣服從衣櫃全部扯出來，抖落一地，“這他媽都是什麼事兒啊。”
“別這樣，慢慢找。”
“我知道。”說著，她仰頭哭起來。我心裡硬掉的東西又軟下來。我聽到她說：“你說，都死這麼多天了，還嗯唵個嗎？”
“你聽見了？”
“是，嗯唵個沒完。”
“是隔壁老人在嗯，嗯一兩年了。”
“但願是吧。”
接著她對著空氣質問：“我今生沒作踐你，前世也沒禍害你，你怎麼就獨獨不放過我？叫你來家裡住，難道也是我的錯麼？我得罪你什麼了？”
“別這樣。”我說。我想抱住她，在她耳邊說——我愛你，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愛，特別愛，就這會兒，我以前覺得你只是親人，但現在我特別愛你，我從沒像現在這樣愛你——可我的雙腿像處於滾滾激流，無法挪移。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緒當中，並不看我。就是我緊緊捉住她的手，她還是沉浸於這悲哀。她抽走自己的手，將自己從這個房間、這個家、這個城市裡無情拔走。她哪怕說句“你記得照顧自己”也好。
我駕車穿透黑霧，送她至火車站，陪她取票、過安檢、上月台。我捏著站台票，像戰敗的將軍，表面矜持，內心灰涼，看著對手席捲走一切。從今往後好長一段時間，都是我一人過，月光穿漏，被褥冰寒，地起西風，紙屑飛舞，家將不家，人將不人。
小莉走進車廂。
她一直沒轉身，沒招手，也沒投身於什麼緊要的事。她視我為無物。她麻木地坐下去，將包放於膝蓋，閉上眼，長吁一口氣。她迫不及待找她老媽去了。我用手摀著嘴巴，感受著鼻孔酸楚的味道。我就像吃了芥末。列車一共十五節。
我走下斜坡，穿過水泥道。每隔一定距離便有一棵柳樹，兩棵樹間又有一個長排座椅。在道路和防洪牆之間是綠化地。河水的臭味飄來。人們看著那個小姐從塑料袋裡取出紙錢。綠化地像是被一頭牛來回踩踏過，泥土邊緣像尖刀伸出來。
“你就是愛看。”
在來前，小莉說。可她怎麼不問問自己為什麼那麼磨嘰。女人就這樣，無論什麼性質的出行，都會弄成極大的外交事件，要作充分細緻的準備，特別是在臉上。我說：“我就在那兒等著。”我在陽台上看見河邊新聚了十來人。
小姐捏著火機，抖落紙錢。她穿著旗袍，沒法蹲下去，因此躬著身體。一滴極大的淚珠無聲地滴向地面。她眼前那塊小地倒是平整光滑，枯草微微起舞。我好像看見肉身躺過留下的凹形。那顆小石子還待在那兒。
最初屍體被扔來時，由一張腐爛發黑的草蓆蓋住，露出濕漉漉的頭髮和一條腿。船夫蹲著，不時咳嗽、抽煙、擤鼻涕，眼睛始終痴愣地看著屍體，就像不相信這東西是自己辛苦一早晨打撈出來的成果。人們騎著車，直視前方，馳過水泥道。他們騎過去一撥又一撥，直到一個人捏了捏閘，從車上跳下，跟著車跑了幾步。她一隻腳踩向腳踏，想再次騎上去，但猛然驚停，果然啊，她一直看著。那些後來者將腳踮在地上，扭過車把，跟著她驚異地看。
“不關我事。”船夫盯著地面說。
草蓆下露出腿，腳踝森白，腳底起了皺縮。褲子水淋淋的，滴著水。丟在一邊的一隻鬆糕鞋因為浸滿水異常鼓脹。人們被同類死亡的景象擊中，看見自己的未來，囁嚅著，臉上閃現出純淨的哲學色彩。可用不了多久，隨著太陽帶來熱氣，他們便躁動起來。後邊的擠前邊的，前邊的盡量不讓擠過來，又見人叢中伸出一隻手，不停召喚，那些還滯留在水泥道的新來者便毅然跑過來。在大道遠處，還有許多人快速騎來。其中一位騎著沒電的電瓶車，蹬兩圈兒，車輪才轉動一圈，車身歪歪扭扭，人心急如焚。他們團聚時黑色腦袋組成可怖的景象，就像一群禿鷲被飢餓折磨，不停地擠來擠去。
“怎麼回事？”其中一位說。
“是他們叫我打撈的，不關我事。”船夫走掉了。他縮著肩臂，壓制著自己不要走太快。那說話的人看了一會兒船夫，轉過身來，舉起一根手指，哦，他翻出名片，“這事報料的話，至少值五十元。”
隨後，三個女人搭乘三輪車趕來。她們穿著輕佻的衣服，濃妝豔抹。人們都知道這是什麼人物，也通過她們焦灼的臉色知道死者是什麼人物。她們走進人們自動讓開的小道。
“不太像。”一位說。
“怎麼不像？你看那裡。”另一位說。
她們便看那鬆糕鞋。 “鞋帶上還有她系的小東西呢。”第二個說話的人補充道。這時，一直沒說話的那個穿旗袍的小姐咧開嘴，皺著臉，誇張地笑起來。直到哽咽的聲音傳出來，我才知道她是在哭。她的手腕上文著義字。人們就像城里人看鄉下人、人類看動物那樣，嫌棄地看著。就是在她哭起來後，這嫌惡也沒減輕，頂多只是多了一點新奇的看法，原來就是做雞的也有感情呀。他們用眼神互相肯定彼此的看法。他們的眼神還像一雙手，拉扯著新來者的胳膊，讓他們著重註意這幾個濃妝豔抹的女人。等她們眼眶濕潤地走掉而記者們又趕來時，他們嘈雜地匯報：是附近KTV的。小姐。
記者們跳過來。攝像的，筆直站著，瞇住一邊眼，將攝像機搖來搖去；拍照的，時而單膝跪地，時而踮著腳尖，時而跑到更高一點的地方，咔嚓咔嚓，沒完沒了；寫字的，不停在筆記本上寫著，寫完一頁，便粗暴地翻過去。人們圍到後邊，輕踮腳尖，伸長脖子。 “走開。”那些記者朝後頭撣手。
只有一位穿雞心領毛衣的矮胖記者一言不發，蹲在屍體前沉思。當有人招呼他時，他猛然伸出手製止。他就像我們天才的孩子，皺著眉頭，歪著腦袋，一動不動，像要從屍體上諦聽出什麼。他找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