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講《子路第十三》篇，以連貫的觀念來看，這篇文章是對上論《為政》篇以後所作的發揮。就是說一個人學問的內在修養與外用，當然包括了過去所謂作官的學養，乃至作人與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這一節文字非常簡單。子路問從政的道理，孔子告訴他兩個觀念：一個是“先”，一個是“勞”。這兩個觀念，發揮起來蠻多。
所謂“先”，就是在“為政”的原則上作領導人，一切要為人之先。關於先，大家都讀過宋儒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先”的觀念，即從這裡來的。中國政治哲學解釋“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話“外其身而後身存”。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戰帶兵的，都是這樣：自己站在前面，有艱難困苦與辛勞，我領先擔負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讓人家，自己不要，這是“外其身”，而實際上最後的成功還是自己，這是領導的“先之”的道理。
“勞之”，也是處事領導的原則。左丘明的《國語》一書中，有一篇敬姜論勞逸，敘述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對兒子的一番教訓，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說人必須要接受勞苦的磨練：“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一個人環境好，什麼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墮落。民族、國家也是這樣。所謂“憂患興邦”，艱難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來的。所以古代許多懂得為政的人，都善於運用“勞之”的原則，使得官吏、百姓沒有機會耽於逸樂。 “勞”
包括了勤勞、勞動、運動許多意義。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人在辛勞困苦的時候，對人生的體會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發揮出來。不過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這個原則反用了的。所以同樣一個學問，正反兩面如何去用，在乎個人的道德。這個“勞”同時也包括自己。在個人修養中，一個領導人寧可有困難時自己先來，有勞苦的事自己先做；絕不能自己坐著享受，有困難都讓別人去。這樣永遠帶不好人，尤其帶部隊，打起仗來，就看得更明顯。
孔子說了這兩點，子路請益，要求老師多告訴他一點。孔子又說了一個“無倦”，這兩個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來就是不疲勞，一切要更努力；用現代語來說，就是責任的觀念要加重，自己沒有“懶得做”的感覺；從歷史上嚴格體會，做一個政治上成功的領導人的確是很苦的。如果恪守這種原則，即使是看公文這件工作，也令人覺得很苦。因為真正負起責任來，往往就沒有私生活，難免有時會厭倦。在前面也說到過，歷史上像周公那樣忙碌辛勞，“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權，存亡絕續之際，維持八百年之久，可歸功於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國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統性，也是由周公開始的。當時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不夠形容。實際上，他與武王是親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對人如此的謙虛，如此的負責任，如此的勤勞而無倦，這種修養實在難得。一個人在自己負到那樣的重責，達到那樣的地位時去體會它，才更親切。
上面是孔子告訴子路的三大原則。孔子為什麼對子路作這樣的答复？這須要我們用頭腦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貢、子夏問從政的問題，孔子也許不是這樣答复。我們知道子路的個性很有俠氣，脾氣一來，動輒“算了！”或者“乾了！”這一類的個性，容易債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個性，就容易誤事。所以孔子嚴格告訴他這三個原則。但是，我們每人自己反省，個性上有這種成分沒有？學問修養的道理，就可在這三個重點上去體會了。
才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出去做魯國權臣季家的管事，來問從政的原則。孔子告訴他在行政上領導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職務代稱，也就是管事的，讀古書時經常看到它。孔子是說，首先重視每個人的職權，要製度化，不要亂來。在古代專制政治的時代，尤其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一個領導人，一個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儘管中國過去也是講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專治體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隨”的情形，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訴他不可犯這毛病，先要把權責分清楚，制度建立起來。
其次，領導人對人要“赦小過”。誰都難免有錯誤，尤其當領導人，要能原諒人。一個領導人，不單是主管，還要兼作老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領導人同時是老師，同時是父兄，對部屬小小的錯誤，馬馬虎虎讓他過去，充其量喊到房間裡告誡他。在歷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錯誤，當眾不說，召到房間裡，關起門來責備一頓。出了房門當主管的自己背了過，宣稱是自己的錯，不關那個部屬的事。古代許多大臣都有這種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種厚道的修養，
這是愛人。
第三，要能夠“舉賢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這裡發生一個問題了，仲弓提出來問，他說有那麼多部下，怎麼知道哪一個是人才？人才的選拔不易，在歷史上經常看到有人“拔於稠人之中”。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很多人才，當他沒有機會表現的時候，永遠默默無聞而埋沒終生。譬如帶一師的部隊，這一師人當中，一定有人才，但卻沒有辦法發現。有了發現，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來，給他機會，隨時培養出來。歷史上許多前輩提拔後輩，都是這樣。
但賢才到底是難得，所以仲弓就說，無法知道誰是賢才，怎樣去分別呢？孔子說，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選。如果你並不知道，那就是他沒有表現的機會，只好等待別人去發掘了。所謂：“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諸！”
孔子要正什麼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遷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討論一個為政的問題。孔子周遊列國都很失意，比較好的是在衛國那些年，而且衛靈公對他也的確很重視。所以看孔子的傳記，當時許多地方使大家懷疑，有人以為孔子可能在衛國要當宰相；有的懷疑孔子想把衛國的政權整個拿過來。這段討論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子路有一天問道，看衛靈公的樣子，非常重視老師，假使他希望你出來從政，有意把政權交給你，“子將奚先？”（我們要注意這個“將”字，表示當然不會成為事實，假設語氣。）老師你看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麼？第一個重點先開始做什麼？孔子說，假定有這個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說：“有是哉？”這是非常懷疑的口氣，意思是說，正名有這樣重要嗎？因為正名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所以子路不相信。並且說，老師，人家說你是個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我們注意，先討論這個“名”。中國文化中過去的名，包括了些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後世有一門學問叫“名學”，就是邏輯、思想的研究。嚴格講，正名就是指確定思想的觀念。以現代的語彙來說，“文化思想的中心”即為正名的重點。也可以說，在邏輯思想上分別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現在“正名”的意義懂了，再說本文。孔子說，如果要談為政，先要把思想領導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線作正確的領導，非常重要。子路一聽，認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東西，這個何必管它呢？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真是野蠻、胡扯。一個真有學問的君子，對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亂下斷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強說懂，就告訴人家我不懂，這才是君子的風度與修養。 “蓋闕如也”，寧可保留這個缺陷，對人說這一門我不懂，沒有研究。孔子教子路這一點作人的道理後，繼續告訴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氣呵成的說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論。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會成功的。有時我們讀歷史，看政治的演變，都離不了“名正言順”的原則。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沒有文化的政權，就沒有文化的社會，那麼立法的製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沒有良好的基礎，一般老百姓就無所適從了。所以領導的重點，還是思想的領導、文化的領導。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重要，其實影響非常深遠。
說到這裡，我們若以思想問題來講，人類的全部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思想戰爭史。一直到今天這個階段，站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全世界人類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癱瘓狀態，空虛貧乏。講好聽點是物質文明在發達；講難聽點是物質的慾望在擴張，蒙蔽了人類的智慧。也許目前感覺不到，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們現在對於自己的文化復興，要作承先啟後融貫中西的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大使命。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曉得自己這神聖而艱鉅的責任。是誰給的責任？
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繼往開來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現實的環境來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窮苦一生，默默無聞。但每個歷史的演變，都受這種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響。在他本人死後，領導了世界人類。以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講，搞思想、搞文化的窮苦一生，對他有什麼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價值就是如此偉大和長遠！這就看個人的認識，自己選擇要走什麼路。
現在引伸孔子提到的“正名”問題與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無所措手足”的狀況，一般人無所適從，不曉得走哪條路好，那就問題大了。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問題。有些事看來毫不相干，但影響的後果非常大，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來毫不相干，但形成時代潮流，對國家命運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化思想左右了歷史，所以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就更要注意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許多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丟一個香煙頭，是毫不相干的，但
你丟一個，他丟一個，人人都丟一個，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積微成漸，不相干的事成了大問題。就是孔子講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純正，“則民無所措手足”。這個時代，老百姓不知哪個思想是對的。
所以孔子的結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內涵。同時由此可見，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而且我們真正的傳統思想，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理論上，邏輯上絕對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現在思想的風氣，都是講“應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學思想。因此人心愈亂，民風日下。
孔子所以說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問題。我們傳統文化中對於思想文化和言語行為的原則，就是講究實踐的，說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實的做到。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不談虛無高深的理論，要其實可行。總之，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最重要的，這個思想就歸於“正名”的內涵，縮小範圍，就是名稱與觀念的重要。所以我們平常作宣傳的人，用一句標語，一句小標題，也必須要經過仔細研究，搞錯了，也可說就是“正名”的偏差。
問舍求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了解。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呆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
難得外放作官。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看看清朝翰林院的製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領導人本身端正。 （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這句話是感嘆，也是讚美。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鬥屋升基之爭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衛國看到一位世家公子，並不是近代語所謂的公子哥兒。古代的公子是世襲的，大體上都由長子繼承。除非這個家族犯了罪，否則是代代相傳下去的。例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這些都是公子。他在衛國看到一個世家公子名字叫荊，這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包括他的思想觀念和修養，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繕房屋這件事上來說，剛剛開始有一點可住時，他便說，將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過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給的房子，雖然小了點，人口多住不下來，將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間，馬馬虎虎夠了就好。後來又擴大一點，修好一點，他就說，已經相當完備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於原來配的房子只有十二個榻榻米，現在改了第一期的國民住宅，好了一點。他說好了，已經很受用了。後來又擴充一點，他又說，夠了！夠了！太好了。
孔子講這件事，在我們初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豈但衛公子做得到，我們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時候讀，覺得把這些話都記載進去，好像聖人的經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讀書要與生活經驗，以及年齡的增長相互配合。我們要知道，古代一個世家公子，可不那麼簡單。據我所了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講究。有一位朋友，年紀相當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託人買一件汗衫，因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國，後來在香港一個老店才買到，價錢非常貴。代買的人也買了一件，穿起來的確舒服。這位先生對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論：沒有錢寧可不買，要買就要買好的。譬如皮鞋，一雙好的皮鞋，又舒適，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兩三年。花兩百元買一雙普通皮鞋，幾個月換一雙，計算下來，花的錢一樣，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樣。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習氣，確是不同，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所謂“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一個窮子小出身，漸漸環境好了，自然會奢侈起來，這種習慣容易養成；用慣了以後，一旦窮了，再要想儉省，就困難了。
所以孔子提出衛公子荊的這個觀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的四書五經，教年輕人去讀，在他們是一件痛苦的事，實在難懂，像這些必須要配合人生的經驗去體會。如果在學校裡教這些書，僅從文字上講解，學生聽了自然會反感的。這實在難怪學生，只好責怪“人生”了。
其次說到蓋房子，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講到郭子儀：唐明皇時候，安祿山作亂，唐室將垮的政權，等於他一個人打回來的。在歷史上，唐代將軍能富貴壽考的，只有郭子儀一個人。他退休以後，皇帝賜他一個汾陽王府。在興工建築的時候，他閒來無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監工。吩咐一個正在砌牆的泥工說，牆基要築得堅固。這名泥水匠對郭子儀說，請王爺放心，我家祖孫三代在長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蓋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見過房屋換主人，還未見過哪棟房屋倒塌了的。郭子儀聽了他這番話，拄著杖走了，再也不去監工。這個泥水匠講的，是祖孫三代的實際經驗，而郭子儀聽了以後，就想透了人生的一個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達了。
第二個故事，唐末楊玢在尚書任內，快要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在故鄉的舊屋地產，有些被鄰居侵占了。於是他的家人們要去告狀打官司，把擬好的起訴書送給他看。楊玢看了，便在後面批說：“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狀了。
第三個故事，和楊玢的類似，據說（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間的桐城人張廷玉。他是清代入關後，父子入閣拜相的漢人。據桐城朋友說，桐城有一條巷子名為“六尺巷”。張廷玉當年在家鄉蓋相府時，鄰居與他家爭三尺地，官司打到縣衙里，張家總管便立刻把這件事寫信到京里報告相爺，希望寫封信給縣令關照一下。張廷玉看後，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詩寄回來，這首詩說：“千里求書為道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張家的總管於是立即吩咐讓了三尺地出來，那個鄰居看到張家居然退讓了三尺，他也讓了三尺出來，於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條巷道。
從這幾個故事，我們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講到一個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夠修養到“知足常樂”，只求溫飽，實在是很難得的。像這樣修養的人，如果從政，就不會受外界環境的誘惑了。
剛才提到郭子儀的起建汾陽王府，我們再看看唐人的兩首詩：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
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
——趙嘏經汾陽舊宅詩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年歌舞樓；
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
——張籍法雄寺東樓詩
上面兩首詩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包涵的意味卻發人深省；比起“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如何？
政治、經濟、文化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衛國去，他的學生冉有跟著去服務，到了衛國一看，政治很清明，社會進步了，繁榮起來了。於是孔子說，好呀！好繁榮呀！冉有就問，像這樣繁榮了，再進一步該怎樣做？孔子說，使社會繁榮，是為政的原則。繁榮了還不算，還要使國民經濟基礎穩固，人人富有。冉有又問，社會繁榮了，國民收入也提高了，那麼再進一步又該做甚麼呢？孔子說，那就是文化與教育了。僅是繁榮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民族，會墮落、沉淪的，這是很嚴重的。繁榮、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發展的三階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平常的感嘆。他感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行。孔子在這裡說，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時間，這個國家就有大成果，可以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看這一節書，首先要了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話。其中“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話，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說的，只有下面一句“誠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話，也就是孔子對於古人那兩句話的感想、評語。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孔子說，這兩句話的確說得不錯，真有道理！
這一節書是連接上面政治發展三個階段：繁榮、富強、文化教育的振興一直下來的。講到繁榮與富強，我們想到現代的情況，像全世界都在談發展觀光，觀光就是社會繁榮的前奏。現在這樣，過去歷史也是這樣。所謂觀光，不免要連帶有許多對社會風氣不好的事，中國如此，世界各國也如此。
試舉一個例子：曾國藩打垮了太平天國，收復南京之初，當然，南京在兵亂之後，經濟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曾國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復秦淮河的遊樂事業，歌台舞榭，什麼特種營業都有。這些一恢復，經濟的複興就來了。經濟的原理，有如美國人一句話，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裡的錢，放到我的口袋裡來。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復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輓幛，題道“未免有情”。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曾老先生打算用他的藝名“少如”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閒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他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要如何處便如何”。這只是相傳的故事，並不完全可靠。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復甦，先恢復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這就是所謂“善人為邦百年”，急進是不行的。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但這種不以事功
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爭、仇恨、殘殺的心理。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換句話說，文化歷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於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世而後仁”。我們看歷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春滿乾坤福滿門”，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當然恢復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
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將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
閒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必世而後仁”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必世而後仁”。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後敗”，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紈絝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復，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交情，於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別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爭著要去。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屍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可是長子硬吵著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於是就讓長子去了。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交上了書信和黃金。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適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於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著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捨不得。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將千斤黃金退回。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著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布大赦令。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別人還誤會我莊生貪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於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頒大赦令。陶朱公的長子只有把弟弟的屍首運回，家裡卻已佈置好了靈堂。陶朱公的家人問，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著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屍首運回來。這則故事的內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儘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將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於王道仁政的原則，“必世而後仁”，這是不易的定論。
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主要是要求於領導人的。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慣用語。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於歷史的責任。他並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致歷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於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伸、演繹。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儒家的心經）、《政經》等書，就是強調這個重心給帝王和領導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後，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思想，作為領導人必然的修養，也是根據孔子這裡的思想。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