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談政治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彙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面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只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篇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界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 “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裡，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裡，就告訴學生，這裡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麼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星辰知多少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干。我們為什麼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麼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齣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面，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鬥”。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斗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斗，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斗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了解了，那麼孔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岳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麼“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面領導的人，什麼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製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裡，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裡，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麼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麼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幹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幹，是鄰縣要這樣幹，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幹，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將在那裡，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麼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麼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恆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准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歷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矨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歷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麼把歷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歷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面等將來有機會談到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赤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歷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氣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歷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颱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歷史，孔子在的《系傳》上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系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于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颱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颱風。我們看到颱風的力量這麼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時候，只見到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面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颱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 “颶風起于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所以孔子在中說的上面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麼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麼？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裡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裡，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裡，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裡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裡。我們懂了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麼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面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麼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其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面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很亂，文化衰敗，孔子麵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歷史，儒家思想為什麼對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面真的。”李宗吾對歷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麼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面文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裡，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麼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只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歷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只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要重新編排，他們看看到這裡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麼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只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麼在《為政》裡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後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麼程度，為什麼人們要發牢騷？ “其所由來者漸矣！”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於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麼廣，他集中了以後，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讀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麼這樣無聊，把台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麼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制。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並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那麼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麼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歷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什麼叫“風”？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 “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於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 “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 “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裡鬱悶的發洩，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麼地方？ “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人不能沒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麼為什麼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這不是次序亂了嗎？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裡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麼說，抄一節；孔子怎麼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麼都沒有，這種哲學只是文憑！世界上今天須要真正的思想，要融匯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鬚髮揮自己的文化。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裡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裡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哪裡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裡面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麼那麼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爲什麼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儘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裡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乾什麼的，為什麼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閹豬的，不會作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麼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颱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麼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麼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篇中國人，拚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洩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面提出問題來了：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來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 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麼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裡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麼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里平靜。注意！心里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踰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踰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 “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踰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講到這裡，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麼把幾十年所經歷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裡。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須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麼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台上來玩過，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了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麼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傢伙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裡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乾什麼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面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徵，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了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 “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傢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是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麼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麼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只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麼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面接著是說：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伸發揮，把中國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 “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歷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了解中國歷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獻、通考。裡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麼採用了五權分立制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 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麼是孝，孔子只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麼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禦”——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 “禦”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麼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麼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面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只稱他的號。孔子說，他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复他“無違”，不要違背。 “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面上，學生正在前面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复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 “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麼，很簡單。 “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麼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 （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裡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裡，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面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這又牽涉到什麼是“世家”，古代的製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親的是兩樣的。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復有多妙！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裡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裡，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裡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 《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麼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鐘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只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麼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糰——肚裡有數。”都是“歇後語”。講了半天，後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麼這樣答复？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只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麼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那裡。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裡吃得到比飯更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歷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 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麼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麼，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鬚髮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歷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麼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們看歷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一部歷史，怎麼樣開始，就是怎麼樣結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復的因果律在演變。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歷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到十四歲， 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復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復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清兵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還不是《三國志》，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裡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註解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另一部書是《孝經》。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說到這裡，諸位讀歷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歷史上只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麼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 《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麼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面的運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麼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徵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裡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病。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面，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只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只在這裡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遊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遊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裡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牠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牠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裡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復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面講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