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他們在學校裡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了解“革命”是什麼意思。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
你們現在講文學再革命，講白話文學，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要推行白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一般人認為救這個國家，必須吸收新的知識，尤其要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文化，於是老牌留學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所以不進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們，尤其四書五經“子曰、孔子曰”一塌糊塗，非把這個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話文。
語文的變與不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文字和語言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沒有錯。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舉例來講，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廁所，我們小時候叫“出恭”，後來叫“解手”，現在叫“上一號”了，看看幾十年來，變了好多。因此，我們翻開資料，對“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現在看來，簡直不通；到了現在的文章，說它不好嗎？真好。好嗎？文章看完了，價值也完了，多半沒有保留的價值。將來怎樣演變還不知道，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文學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學革命，我沒有資格講，你們也沒有資格講。為什麼呢？如果古文、四六體、作詩、填詞，都能露一手，然後發現這種文學有毛病，這才有資格談革命。現在你們連“命”都還沒有，還“革”個什麼呢？你們還有文學革命的資格嗎？我這番話一講，他們聽傻了。這個會後來也就搞不成了。無形中也把大專院校中這個小風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訴那位教三民主義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幾個鐘點課，因為大學生中，信仰堅強的固然很多，而對三民主義頭痛的也大有人在。後來我去替這位朋友講課，起初不講三民主義，而講中國文化與中國思想演變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演變到後來，所以才有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出來，問同學對不對？對！有沒有價值？有價值！所以要讀三民主義，讀了以後再加批評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說這個三民主義是黨八股。黨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隨便批評。這一來，引起他們讀三民主義的興趣了，這是我所經歷的故事。
四書五經的假面目
講到四書也是一樣，我們在這裡講推行複興文化運動，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施行以後，討厭四書五經的情形，是無以復加了，而問題出在四書五經的孔孟思想被講解錯了。這不是現在才開始，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許多要點，就一直講解錯了。
要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也要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參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點憤慨。步入中年以後，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癥結了。所謂找癥結，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幾位先生在一起談起，大家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復興文化。於是有些教授學者們，主張把四書重新編輯。他們認為四書雜亂無章，要分門別類編在一起，講孝的歸到孝，講仁的歸到仁，把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負責一個部門。當時我答應考慮考慮，回家拿出四書重讀一遍後，發現這個改編方法有問題。第二天開會，我就反對，不贊成改編，因為，以全部來講，他本身就有一貫的系統，完全是對的。我們不需要以新的觀念來割裂它。問題出在過去被一般人解釋錯誤了。我們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將唐宋以後的註解推開，就自然會找出孔孟原來的思想。這叫做“以經解經”，就是僅讀原文，把原文讀熟了，它本身的語句思想，在後面的語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釋。以這個態度研究，它可以說前後篇章貫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張改編。
被忽視的道家
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就是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只有到中國來。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並且，我們要了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所謂海洋法係與大陸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我們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法律系統。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 “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這是必然的。但為什麼道理呢？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伙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現在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寶庫。因為現在中年以下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寶藏。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講起。
再論
，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而且必須採用朱熹的註解。因此六七百年來，所有四書五經，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許許多多問題，我們研究下去，就會知道。所以各位手上這本朱熹先生註解的書，值得參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麵對面加上表情動作的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體會與感覺。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著手。並不是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認為是不可分開的，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再說整個二十篇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學而有何樂
現在這篇《學而》，包括了孔門當年教學的目的、態度、宗旨、方法等等。過去我們把它圈開來，分作一條一條讀，這是錯誤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三名話連起來看，照字面講，凡是中國人，無論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註解，學問是要大家隨時練習它。 “不亦說乎”，“說”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興的那個“悅”字，是很高興的。假如這是很正確的註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聖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連大龍峒孔子廟我也不會去了。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這樣講，我才佩服他是聖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
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麼道理呢？從一般人到公務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 朋友要來家裡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絕不是不亦樂乎。
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出來，在內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那麼，別人不了解我，而我並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裡難過一下總可以吧！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
根據書上的字面，順著註釋來看，就是這樣講的。所以幾百年甚至千多年以來，不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四書反感，過去的讀書人也對四書反感。因為它變成了宗教的教條，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後，就知道孔子真是聖人，一點也沒錯。
“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麼叫作“學問”。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就是學問”，錯了。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這個解說在本篇裡就有。學問不是文學，文章好是這個人的文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真人和假人
講到作人，我們就想到莊子也提到過這件事，這本書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後，對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現在指南宮供奉的呂純陽叫“呂真人”。如今的人聽到“真人”這個名稱，就好像帶有宗教色彩，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中國的仙、佛一樣。實際上過去道家所謂的“真人”，是指學問道德到了家的人。與這名詞對稱的叫假人，假人還是人，不過沒有達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標準。發揮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稱之為“真人”，孔子認為這就是學，就是學而之人。於是一個“學”字，這麼多觀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麼學問從哪裡來呢？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說乎”而高興了。我們平日也有這個經驗，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們勸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聽，你心里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得對，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不是哈哈大笑。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上面第一點所講的是學問的宗旨，隨時注重“時”和“習”，要隨時隨地學習，不是我們今天來讀四書就叫做學問，不念四書就不叫做學問，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點接著下來，是說做學問的人要準備一件事，就我個人研究，有個體會——真正為學問而學問，“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殺頭也不干，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的事，犧牲自己也做，為世為人就做了，為別的不來。因此為學問而學問，就準備著一生寂寞。我們看歷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現在到處給他吃冷豬頭，當年連一個“便當”也吃不到。但是他沒有積極去求富貴。怎麼知道這一套他不來呢？因為他明知當時有拿到權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們也要他去拿權位。因為孔子時代中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在這幾百萬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個國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這個軍事學的專家，幾乎就要舉起膀子來：“老師，我們乾了！”那種神氣，但是孔子不來。為什麼呢？他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的純正，亦即過去所謂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所以做學問要不怕寂寞、不怕淒涼。要有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
雖然做學問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學問，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個人在為天下國家，千秋後代思想著眼的時候，正是他寂寞淒涼的時候，有一個知己來了，那是非常高興的事情。而這個“有朋自遠方來”的“遠”字，不一定是遠方外國來的，說外國來幾個人學中國文化，我們就樂了嗎？那是為了外匯，多賺幾個錢罷了。不是這個意思，他這個“遠”字是形容知己之難得。我們有句老話：“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任何一個人作了一輩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兒女、父母在內，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一個人那怕轟轟烈烈做一輩子，不見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學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話跟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不要怕沒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這人在遠方，這個遠不一定是空間地區的遠。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才興起來，才大大的抬頭。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非常讚揚孔子，這個時間隔得有多遠！這五百年來是非常寂寞的，這樣就懂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了。誰來了解你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是說做學問的人，乃至一輩子沒有人了解，也“不慍。”
“不慍”這個問題很重要了。 “怨天尤人”這四個字我們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艱難困苦，遭遇了打擊，就罵別人對不起自己，不幫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這是一般人的心理。嚴重的連對天都怨，而“慍”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夠真正做到了為學問而學問，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站不起來？為什麼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是自己的學問、修養、做法種種的問題。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內心裡並不蘊藏怨天尤人的念頭。拿現在的觀念說，這種心理是絕對健康的心理，這樣才是君子。君子才夠得上做學問，夠得上學習人生之道，拿現代的新觀念來講，就是講究人生哲學的開始。
再說，連貫這三句話的意義來說明讀書作學問的修養，自始至終，無非要先能自得其樂，然後才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這三句話的重點，在於中間一句的“不亦樂乎”。我們現在不妨引用明代陳眉公的話，作為參考：“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眾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氣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了。不然，知識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愛與罪
接下來是有子的話：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首先就講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基本。但是，“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狀”之一。為什麼孝悌會成為被打倒的“罪狀”之一呢？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是一件大事。他當時對漢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從，服從嗎？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記》，將自己的思想，容納到《史記》中去。如記帝王的事，稱為本紀，而他將未做皇帝的項羽也列到本紀中去，就是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是成功的英雄，一個是失敗的英雄。又如《史記》中“世家”本來是記載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諸侯，也列入世家，司馬遷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業，說孔子的言行思想，影響將及於千秋後世，所以將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書本上的有多處，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為《春秋》，他著《春秋》後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來，這兩句話各有各的解釋，都非常曖昧，到了我們這種時代搞清楚了。為什麼呢？自從民主時代以來，大家都罵孔子幫助專制皇帝，因為專制皇帝的思想和製度，用了孔子“尊君”這一部分思想精神，後來我們打倒他，也就認為他是這樣的。現在再讀《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這樣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點我們講到孝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講到這裡我要說兩個現實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個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學生，跟我作中國文化的論文，他回國之前，我囑他回到美國去提倡中國文化的孝道，他說很難。我告訴他這是千秋事業，不是現世功業，告訴他孝道是什麼東西。我說，中國人談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對的，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 “兄友弟恭”，哥哥對弟弟好，弟弟自然愛哥哥。我們後來講孝道：“你該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法有問題，天下的確有些“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不是的父母”呢？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這樣一個東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國道家過去叫人為“倮蟲”——不帶毛的光光的蟲。人號稱萬物之靈，是人自己在吹，也許在豬、牛、狗、馬看起來，人是萬物中最壞的了，“專吃我們豬、牛、狗、馬”，這是立場不同。拿生物學的思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說，“倮蟲”與其他生物是一樣，人之所以與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貴。為什麼講這個道理？世界上凡是動物，豬、牛、狗、馬、雞、鴨等等，都是一樣的，以母雞保護小雞的現象來看，可見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帶大了，走開了又各不相顧。各種動物都是一樣，人原來何嘗不是這樣，但人現在為什麼不會這樣？於是談到人文文化的教育來了。
禿頭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稱為十字架的文化——愛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國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場（等於賭場），老年人的墳場。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的結晶就是如此，只知道愛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了，結婚了，就是夫婦。對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變成夫婦，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橫著向世界發展，又下而愛孩子。就這樣循環下去。他們自認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這個十字架斷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為沒有上半截了。我這樣說他們也許不承認。但是談自然科學，他們可以把我們當學生，談到人文文化，他們作我們的學生還不夠。美國立國才兩百年，我們有五千多年曆史，談到人文文化，靠經驗而來，尤其中國歷史，多少失敗，多少破碎，一直到現在，才完成了這個文化系統。當然他們不承認十字架文化沒有上面，因為上面有上帝。但卻看不見，摸不著，誰相信呢？姑且承認有上帝，但是由人到達上帝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有孝。 “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西方文化叫的“愛”，也就是回過來還報的愛。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照顧了你二十年，如今他們老了，動不得了，你回過來照顧他，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不行。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這個愛呢？絕對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儘管要事先寫信給子女，使他得準備，子女還是會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節掃墓，但到了墳場，在親人的墳墓前，悲哀的情緒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遺憾的是，外國人沒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養起來的心理建設。
“孝”的問題解決了。什麼叫作“弟”呢？ “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佔一席，為什麼呢？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說到這裡，又一個故事來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來訪問，他問了好幾個問題，中間他提到一個問題，他非常佩服我們《大學》一書的思想，“但是《大學》思想有一個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社會學教授，而《大學》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沒有社會思想，這是個遺憾。”我聽了哈哈大笑，然後告訴他，《大學》思想包含有社會思想在內，其中“齊家”即是社會思想。中國“齊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結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過去的中國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因此，我要重複說一句，“齊家”的“家”就是社會。
又如江西人稱“老表”，是最親切、最好的稱呼。其由來是古時候戰亂，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許多年後，年輕的後代，還回到江西掃墓，而留在江西的後代子孫，以為是祖宗墳墓被他人誤祭或盜葬，次年預先守候，兩方相見，論起家族上代淵源，認出是表親關係來，而稱“老表”。這個“老表”就說明了宗法社會對血統、家族的重視。如以西方制度電氣化的小家庭，來看我們“大家族”的“齊家”，豈不是大笑話？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再來看這裡的書就懂了。有子是誰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學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死後，學生們懷念孔子，因有子的學問好，曾請他上堂講課。所以孔門弟子編這一篇書時，立即提出有若的話，因為當時他等於一個助教，先由他講。他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就看這個人能否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愛。
“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就是搗亂——“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這種人是不好搗亂的。
誰能忘情
中國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這套結合，我名之為“特殊社會”，就是後世所講的幫會。我國的幫會，從秦、漢以來，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有。曾經有人說，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一結合，就會發生變亂。這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過去的農民最乖了。他們只要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少找麻煩，有口青菜豆腐飯吃就好了。中國怕的是半農民，不是真農民。中國知識分子與特殊社會一結合，社會就會亂。但是這種特殊社會非常講仁義之道。這種特殊社會包括孔子、墨子、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們凡事是訴諸情感的。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他們所打擊的，就是我們固有的好東西。至於應該如何去發揚光大，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有子說，一個人有真性情，就不會犯上作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學問的根本是什麼呢？ “君子務本”。文學好，知識淵博，那是枝節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他說這個是“人”的本。至於什麼是“仁”，下面有一專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
這個“仁”，就是孔子做學問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語
有子的話講完了，接下來就是：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什麼是“巧言”？現在的話是會吹、會蓋。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 “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 “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因為那是假的。我們從電視中就看得到，那個小丑表演的角色，動作一出來，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鮮矣仁”，我經常也跟同學們講，作領導人第一個修養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樣的“巧言令色”，但每個人都喜歡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養到戴高帽子感覺不舒服，而人家罵我，也和平常一樣，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點和大家的缺點，待人的時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經驗中體會到，當你在上面指揮時，覺得那種味道很好；但是這中間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說素來不要名、不要錢，只講學同，就有人來跟你談學問。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個學問是拿來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道理以外，相反的，我們作學問要踏實，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鏡子
下面講要怎樣作學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為孔子的學生，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由這一點我們看到，孔子回到魯國講學傳道的時候，都是培養年輕的一代，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怕自己死了以後，這個命脈，這個根本失傳了。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年輕學生，拚命講給他們聽，好辦一個交代。
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只是人比較老實，不太說話，後來謫傳孔門道統。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所以現在一般人拿《大學》、《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跟著搞錯了。 《大學》是曾子作的，原來是《禮記》裡的一篇，後來到唐宋的時候，才把它拉出來，變成了四書之一。所以把《大學》、《中庸》思想，就認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當的，這僅是孔子思想的演變。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孔子三傳的弟子，這時已經到了戰國時代。孟子的思想又與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溫文儒雅、修養極高；孟老夫子，有時好像捲起袖子伸出拳頭，有點俠氣，也有一談就使氣的味道，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這也代表了時代和文化思想的演變。
曾子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麼學問？ “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什麼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 “為人謀而不忠乎”是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講了話都兌現？都做得到？第三點是老師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曾子說，我只有這三點。我們表面上看這三句話，官樣文章很簡單，如果每一個人拿了這三點來做，我認為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不過有時候振作一點而已。
曾子這幾句話，為什麼要擺在這裡？嚴格地說，這些學問不是文學，要以作人做事體會出來，才知道它難，這就是學問。
這個學問講到這裡，都是個人的修養。但是學問只講個人修養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以上面是講學問的內涵，下面就講學問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話：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道”是領導的導，換句話就是孔子也教我們領導之德、領導的修養，以領導千乘之國。
講到“國”字，研究中國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漢以前古書裡的“國”字，很多學者都容易產生很大的誤解。比如老子曾說“小國寡民”，講老子的思想，就講小國的政治，在民國初年，又有人對無政府主義與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漢以上，到漢代初期的“國”字，不是現在的國家觀念，那個時期的“國”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所謂“諸侯就國”，就是中央政府下一個命令，要這些地方官（諸侯）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封地）去。那時地方單位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國。 “千乘之國”用現在的觀念比方總是不倫不類，還是不作比方的好。 “乘”，古代以戰車、壯丁、田賦等合在一起計算的。漢、唐以來有很多考證註解，不必多說。換句話說，領導一個大國家，或者領導一個單位，乃至領導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這是很難的。 “敬事”，對一件事認真做為“敬事”，一項職務寧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認真去做，現在就有許多地方許多人不敬其事的。至於“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絕對信服。爭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說了的話一定要兌現。如好的將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麼誰也會受感動而信賴他。所以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節用指經濟政策的措施，對經濟要能夠節省，是經濟原則。節用是為什麼呢？不是為我，而是為“愛人”。
第三點“使民以時”，用人時應該把握時間。這個“時”很重要。在軍事思想方面來講，包括很大，所以孫子兵法講時講勢，也有用勢之道。對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時”，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問，反責備他不來上班，這就是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了。所以“使民以時”是用人要在時間上恰到好處。這樣部屬都聽你指揮，乃至全國老百姓自然跟你走。這是道德的修養，也就是學問。這些話不但是孔子教育門人做學問的道理，同時也是孔子當時針對社會人情的弊病而指點的。我們只要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料，為什麼那個時代是那麼的紊亂，便可了然於心了！
可愛的小學生
以上講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便是孔門做學問的目的、態度和方法的記錄。說到這裡，我們已經了解了，所謂做學問，是要從人生的經驗中去體會，並不是讀死書。假使一個人文章寫得好，只能說他文學好；這個人知識淵博，只能說他“見聞廣博”，不一定能說他有學問。一個人即使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對了，就是有學問。何以見得呢？下面就是一個證明了，跟著講學問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話在文字上解釋當然容易，但我們深入研究一下。所謂弟子，古代稱學生為“弟子”，中國古代老師對於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子一樣。講到這裡，我們有點感慨了，中國的文化，師生之間有如父子，過去有“一日從師，終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師對於學生，也負了一輩子的責任。我們親眼看到的，幾十年前，還保留了這個風氣，一個學生縱然中了狀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鄉，看見老師，而老師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地位，學生對他一樣的要跪拜，和當年從師一樣。學生對老師是如此，老師對學生，也是負了一輩子責任。
舉個特殊的例子來說，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後來水樂帝要殺他的時候，他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說充其量滅我的九族，而永樂偏偏要殺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師的家族，認為老師沒有教好。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看出過去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師道精神”。談到過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這三道：一個是“君道”，講究如何領導，如何當家長，如何當國家的領袖，乃至如何當一個班長，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個忠實的部下，怎樣幫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師道”。中國過去文化中，這三道是合一的，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換句話說，那時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與教化，應該有其不同的意義，我們將來再討論。）集於一身。那麼師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所以老師稱學生為弟子，弟等於兄弟，有朋友之間的友情，又等於自己的孩子，所以學生稱弟子，再傳稱門人，這個觀念和習慣是這樣來的。
到了我們現在，值得研究了，我們須注意將來如何建立，如何復興固有的尊師重道精神。現在的尊師重道，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真正尊師重道的人是小學生，我想諸位都有這個經驗，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小學唸書，回來就開口老師怎麼說的，閉口老師怎麼說的。幾年前，教師節的時候，孩子回家要敬師金，說給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說不行，這是敬老師的要一百元。這種事到了中學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沒有這個觀念了；到了大學，學生看老師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對的，老師對學生也是如此， 挾了一個皮包上來，拿一本書講解一番，便有鐘點費，彼此都是商業行為，教完了以後，懂不懂是你的事，挾個皮包走了。學生與老師在路上見面，萬一點個頭，在我覺得，已經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認識，就這麼迎面過去，堂而皇之的，學識愈高，愈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這是今日中國文化一個極大的諷刺。
至於說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道義關係、感情關係，除非這位老師很有地位。據我所經驗的，每個學生要拿學位，作論文的時候，便隨時來找：“老師怎麼辦？”很親切。我還碰到過這樣的事實，有個要拿學位的學生天天來，來了非常恭敬，甚至覺得他恭敬得過分，我家裡的孩子們說：“這個學生好，真有禮貌。”但是，你得注意，這是“幣重言甘”哪！他也的確送禮來，還送得蠻講究，我說你送禮送得這麼重，雖然有研究費領，可是一個月的研究費也不夠買這些東西，何苦呢？他說：“對老師應該恭敬。”我曉得這不是誠意的話，因為他的言語太恭敬，太甜了。 “巧言令色”、“幣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結果畢了業以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這就是現在中國文化的怪現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實。國民道德的修養從教育界開始，是應該徹底研究的，所以我在這裡要講到師生的道理。
呂端大事不糊塗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 （怎麼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暫且不談。）“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麼弟呢？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 “謹而信”，作人非常謹慎，但是談到這“謹”字要注意，不要變成小器。謹慎與拘謹是兩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謹，過分了就是小器。 “謹慎”在歷史上有個榜樣，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諸葛亮。所謂“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是一副名聯，也是很好的格言。呂端是宋朝一個名宰相，看起來他是笨笨的，其實並不笨，這是他的修養，在處理大事的時候，遇到重要的關鍵，他是絕不馬虎的。那諸葛亮則一生的事功在於謹慎，要找謹慎的最好榜樣，我們可多研究諸葛亮，這裡暫且不提。
總之，所謂謹慎不可流於小器，這點修養要注意，這個人能謹慎處世而信——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時又“汎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理論上講起來很容易，而廣泛的愛人，那就是“君道”“師道”的綜合，愛天下人就如愛自己一樣，理論容易，要修養到如此真難。孔子說，假使一個人對這些都做到了，“而親仁”，再親近有學問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到以後，還有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學文”，愛作文學家也可以，愛作科學家也可以，愛作藝術家也可以，愛作別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興趣問題，可以量力而行，各聽自由。
飲食男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這幾句話，是接著證明了學問的目的，不是文學、不是知識，是作人做事。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歲，他的名字叫卜商。孔子死後，在戰國開始的初期，他講學河西，在戰國時期一般對時代有影響的大學者，蒙受他的影響很大。所以這也是我們大家要注意的。領導歷史、領導國家社會的，到底還是學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