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抱持入世情懷，也像孔子當年一樣，周遊列國，與許多國君見面，希望“得君行道”。 《孟子》一書的前幾篇就記錄了孟子和各國國君的談話。有些人讀到這兒會覺得沒意思，司馬遷就說他讀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話，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就“廢書而歎”。我與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書本合起，反而急著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著，我的感受是驚喜連連，因為孟子的辯才無懈可擊，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辯才與思想結合起來所產生的震撼效果，則為古今罕見。
首先，孟子與當時手握大權的諸侯見面時，當然明白這些諸侯想要的是什麼，是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結果他所提供的卻是“仁政”。一個人怎能如此“對牛彈琴”而依然充滿自信呢？這就有賴於口才了。孟子的口才來自豐富的學識和人生經歷。他隨口引述與《書經》，顯示超強的記憶力，因為這些資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所以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光是背誦不算什麼，他還能靈活運用，把古典引入現實處境，讓諸侯無言以對，只能茫茫然地點頭認可。
孟子的仁政並非純屬理論，而是要由經濟政策著手，對農業社會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加以適當的教育，提升人倫秩序的水平，國家自然上軌道。要推行仁政，國君必須減輕賦稅，照顧百姓，或者就抓緊四個字：“與民偕樂”。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說明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並未引起共鳴，因為若要與民偕樂，則諸侯首先就得放棄“作威作福”的權力，還須克制“好色、好勇、好貨”的無窮慾望，然後呢？再經常聽取孟子的教訓。
孟子的教訓其實很好聽，因為十分生動。他實在喜歡說話，往往是國君提出一個問題，他就引申發揮為一篇演講，讓國君上了一課。孟子說話除了引述經典與史實之外，還有創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們今天還在用的許多成語格言，都出於孟子之口。譬如“一暴十寒”這個成語，就來自孟子和齊宣王的對話。
孟子跟齊宣王宣傳他的仁政理想，但一時不見有什麼效果。於是有人就問，是不是國君太笨了。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對於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覺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東西，如果曬它一天，再凍它十天，沒有能夠生長的。我與大王相見的次數太少了，我一離開，那些給他澆冷水的人就來了，我對他剛萌芽的一點善心又能怎麼樣呢？”
孟子實際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陽，把齊宣王比作植物的種子。太陽曬一曬，他開始發芽，開始成長。但是孟子走了之後，別人都來澆冷水，說這個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為“仁政”先要自我約束，替百姓設想，這太難了；而且別的國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來，齊宣王就灰心了。 “一暴十寒”的典故就源於此。
古代的國君因為權力太大，權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斷時很難考慮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來輔佐，但是只靠一個好的大臣偶爾說一些好的意見，國君是不容易堅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仁德戰勝不仁德，就像水戰勝火一樣。現在實踐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車木材的火；火沒有熄滅，就說這是水不能戰勝火，這樣就給了不仁德最大的幫助。最後連原先的一點點仁德也會喪失的。”
什麼意思呢？水要勝火，需要相當的“量”。你看到一整車的木材著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麼可能熄滅火呢？數量上相差太遠了。仁的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轉，孟子跟大王見一次面，別的潑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見十次面；一次給他溫暖，另外十次給他寒冷，種子再怎麼樣發芽，也無法成長。那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長期而大量的去行仁，才能勝過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別人做十件壞事。你說我這一件好事怎麼能勝過他做的十件壞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勝過了。
孟子強調一個人行善要有恆心，要不斷累積，到了一定時候才能夠改變形勢。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懷抱理想主義，一旦發現理想不能實現，很容易就放棄鬥志，變成虛無主義。西諺說得好：“理想主義的旁邊就住著虛無主義。”認為理想沒用，反正實現不了，人生再奮鬥也一樣，好人壞人都沒有得到報應。這種想法會使很多人放棄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抑鬱寡歡，而讓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輕人，感覺更加失望，可以說是對人性很大的傷害。而孟子教導我們，凡事都要避免“一暴十寒”，我們做好事，不能說只做一件，就希望改變這個世界，我們需要不斷的努力，累積到最後，正義一定可以勝過不義，這就是儒家的信念。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歡講兩句話：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Do the thing right，把事做對。做對的事和把事做對，都需要正確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齊宣王談話，發現齊宣王老是有一些話不願意說出來。孟子旁敲側擊，問他：“大王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可以說來聽聽嗎？”齊宣王笑而不答。孟子接著問：“是為了肥美的食物不夠吃嗎？輕暖的衣服不夠穿嗎？還是艷麗的色彩不夠看嗎？美妙的音樂不夠聽嗎？乖巧的侍從不夠使喚嗎？”齊宣王說：“不，我不是為了這些。”那是為了什麼呢？齊宣王還是不說。最後，孟子自己把話說出來了，因為齊宣王的願望，他其實早就知道了。齊宣王的願望其實就是戰國七雄共同的願望。
孟子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那麼，大王最大的願望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想要開拓疆土，讓秦國與楚國都來朝貢，君臨天下並且安撫四周的外族。然而，以您的做法追求您的願望，就好像爬到樹上去捉魚一樣。”
成語“緣木求魚”就出自這裡。抓魚應該上溪邊，爬到樹上怎麼能抓魚呢？孟子的意思是，齊宣王想要達成這個願望的做法不對頭。孟子給的方法是什麼呢？行仁政。在正常情況下，小國不能勝大國，但是孟子卻堅信他的仁政理想可以所向無敵，這是由於他對人性的洞見。亦即人性向善，人們自然也必然歸向於善的政治。可惜從來沒有國君願意去試試看，都覺得這個理想太高了，很難做到。孟子提醒齊宣王不要“緣木求魚”。齊宣王說：“若是其甚與？”有那麼嚴重嗎？
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說：“爬到樹上去捉魚，雖然捉不到魚，不會有什麼後患。以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願望，如果費心盡力去做，一定會有禍患在後面。”
齊宣王的做法是什麼呢？是想要透過戰爭和武力來統一天下。這種做法必然會帶來後遺症。從歷史上可以看到，雖然最後統一六國的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以武力統一天下，以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結果秦朝只維持了十五年，就結束了。說明什麼？用法家也許可以統一，卻不能維持。用儒家能不能統一，能不能維持呢？沒有做過試驗。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其實是四個字“陽儒陰法”，表面是儒家，內裡還是法家。政治領袖高高在上，想盡辦法“尊君卑臣”，一般老百姓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照顧，儒家的仁政理想永遠束之高閣。
孟子還說過一句跟“緣木求魚”中的“木”有關的話：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穀者。 （《孟子·滕文公上》）
我只聽說有從幽暗山谷飛出來，遷移到高大的樹木上的，沒有聽說從高大的樹木飛下來，遷移到幽暗山谷中的。
現在有朋友搬家，我們祝他“喬遷之喜”的“喬遷”就出自這裡，也即從比較不好的地方遷到更理想的地方。孟子為什麼講這句話呢？當時有一位從南方楚國來的學者陳相，他本來是學儒家推行仁政的，到了滕國之後，見到一個人叫許行的人，就開始轉行，跟著許行學習農家。農家奉行神農氏學說，也是諸子百家之一，其特點是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主張每一個人連同國君在內，都要耕田養活自己，耕田之後才有飯吃，類似於一種人人平等的觀念。孟子就問了，如果一定要自己耕田才能吃飯，那也一定要自己織布才穿衣嗎？自己織帽子才戴帽嗎？自己做的鍋盤碗盞才用嗎？陳相說：“不是的，是用糧食換回來的。”孟子就反問他，那為何不兼作瓦匠鐵匠，樣樣東西都自己動手來做呢？陳相只好說，不可能一面耕田，一面做這些工作。孟子說：“那麼難道治理天下也能一面耕種一面操作嗎？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並且，一個人身上的用品，要靠著各種工匠來製作才能齊備，如果一定要自己製作而後使用，那將率領天下人疲於奔命了。”接著，就是那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換句話說，一個社會中，分工合作是重要的，每一個人盡己所能，做他能做的事，然後互相交換，這才是正確的途徑。而陳相這位學者，放著好好的儒家不去研究，居然跟著許行去學農家，孟子感到很難過，說他好像從高大的樹木飛下來，飛到了幽暗的山谷裡。
不過，孟子並不是反對農業，不是說種地不好，而是強調分工合作。一個國家需要有人來領導，但你叫領導人每天種地，他哪有時間來想國家大事呢？孟子認為，你當儒家學者，把五經、六藝學會了，可以做官造福百姓，但是你卻不努力，轉到農家，豈不是太可惜。因為孟子覺得還是儒家思想比較能夠兼顧人類生命的全方位需要，尤其是政治領袖，做一個正確決策發揮的效應，絕對勝過你親自耕田。
“與民共享”的意思是：國君要跟老百姓分享他所擁有的東西。這句話出自孟子和齊宣王的一段對話。孟子在齊國擔任國家顧問，有機會就向齊宣王建議，希望他推行仁政，不斷改善及照顧百姓的生活。久而久之，齊宣王大概覺得孟子很可靠了，就跟他講了一些真心話。他說：“寡人有疾。”我有毛病，有什麼毛病呢？好勇（愛好勇敢）、好貨（愛好財物）、好色（愛好美色）。孟子聽到這兒，大概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因為這三種毛病在裡也出現過。孔子說君子有三戒，戒色、戒鬥、戒得。孔子把三種毛病分成人生的三個階段來說，但事實上很多人是不管生命的任何階段，都同時具備這三種毛病，齊宣王就是例子。不過齊宣王身為國家領袖，居然承認自己有病，膽氣可嘉。只要承認自己有病，就有可能把病治好；怕就怕有病而不肯面對，諱疾忌醫。但是他為什麼跟孟子說他有病呢？這使我想到一句尼采的話：哲學家是文化的醫生。一個時代的文化出了問題，要問哲學家。哲學家孟子的特色是，他認為人性向善，每一個人只要真誠，都會發現內心有一種力量在要求自己向善、擇善和行善。
齊宣王在承認自己有病這個問題上很真誠，他說自己的第一個毛病是“寡人好勇”。
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孟子·梁惠王下》）
希望大王不要愛好小勇。手按劍柄，怒目而視，說：“他怎麼敢抵擋我！”這是平凡人的勇敢，只能對付一個人。希望大王擴而大之。
孟子說，勇敢分兩種，第一種叫小勇，出於意氣沖動。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瞪我一眼，就怒目而視，拔刀相向，這是匹夫之勇。第二種叫大勇，是為了主持正義，照顧百姓。譬如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發怒就安定了天下百姓，這叫做大勇。孟子說，大王愛好勇敢沒有問題，如果愛好的是大勇，老百姓還害怕你不“好勇”呢。他不但沒有批評齊宣王，還希望他把勇敢發揮到正途上，把天下的壞人、壞事全部斷絕，為百姓主持正義。
齊宣王接著說了，我還有一個毛病，“寡人好貨”，喜歡財物。這是人之常情，孟子並沒有責怪他。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乃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從前公劉愛好財物，《詩經·大雅·公劉》上說：“糧食囤積在倉庫，包裹乾糧裝橐囊，安定百姓顯聲威。把箭張在弓弦上，干戈刀斧都齊備，這才出發向前行。”因此，留守的人有囤積的倉庫，出行的人有滿載的干糧，然後才可以出發遠行。大王如果愛好財物，與百姓共同享用，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
公劉，傳說是后稷的曾孫，周朝的先祖。他帶領百姓積極從事經濟生產，使周朝的基業漸漸興盛起來。孟子說，您愛好財物沒有關係，如果能像公劉一樣，把財物與老百姓共享，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有一句話說得好，叫“藏富於民”。老百姓有錢，國君根本不用擔心錢的問題；相反，國君一個人拼命收集錢財，皇宮裡堆著珍珠寶貝，而老百姓生活苦得要命，國君還能夠享受嗎？
齊宣王又說了，我還有第三個毛病，“寡人好色”，喜歡美女。這更是人之常情了。孟子也沒有責怪他，而是舉了一個詩經裡的故事。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下》）
從前太王愛好美色，寵愛他的妃子。 《詩經·大雅·綿》上說：“古公亶父，清晨騎馬奔馳，沿著西邊河岸，到了岐山腳下，於是姜氏女子，一起來此居住。”在那個時候，沒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也沒有不娶而單身的男子。大王如果愛好美色，與百姓共同分享，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
齊宣王想說，我很好色，一個人想把天下佳麗都藏在后宮。孟子說，你好色不是問題，那讓天下人都好色，男有分，女有歸，各個都有感情的歸宿，這不是很好嗎？從這裡可以看出，儒家並不是真的反對自然慾望，不像朱熹說的“存天理，去人欲”。說這種話的人，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孔孟思想是了解人的慾望，順著它去發展，但有一個原則，要由自我中心的慾望推廣到非自我中心的慾望。我一個人有慾望，要知道別人也跟我一樣有慾望，我不能只為個人慾望的滿足而傷害其他人，或者讓別人不要有慾望，我一個人來盡量享受，這樣是不行的。
孟子真是聰明，他一再以“於王何有”來鼓勵齊宣王，對於齊宣王坦誠的種種毛病，不但沒有疾言厲色的加以批駁，而是“誘之以利”，鼓勵他施行仁政。孟子說，你這些毛病都沒有錯，關鍵在於是否“與民共享”，讓老百姓也能滿足這些自然慾望。所以，一個國君只要能做到“推己及人、與民共享”，就算他好勇、好貨、好色，也問題不大。因為一個社會的繁榮發展，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滿足自己正當合理的願望，國君也不例外。
齊宣王有一天坐在堂上，堂下有人了牽一頭牛從他前面經過。這頭牛拼命哀鳴，叫喚得很慘。齊宣王見了就問：“這頭牛要牽到哪裡去啊，它好像沒犯什麼罪就被判死刑了嘛，叫得那麼淒慘，把它放了吧。”牽牛的人說：“請問大王要廢除祭鐘的典禮嗎？”古代的禮儀，一口鐘鑄好之後，要殺一頭牛，把牛的血塗在鐘上，鐘才可以開始用。所以牽牛的人的意思是，你既然不讓殺牛，那麼祭鐘的典禮就沒法舉行了。齊宣王說：“你怎麼那麼笨，換一頭羊不就完了。”
這件事傳出去之後，老百姓議論紛紛。大家覺得大王未免太小氣了，牛比羊貴，所以他祭鐘的時候就用羊換牛。這話傳到齊宣王耳朵裡，他覺得心裡很委屈。這時候正好孟子來見他，主動提起這件事，說：“我知道大王不是因為吝嗇才以牛換羊，而是因為不忍心看到這頭牛被殺啊。”齊宣王一聽，“於我心有戚戚焉”，覺得孟子真是了解他，說：“齊國雖然小，我怎麼會吝惜一頭牛呢？就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牛恐懼發抖的樣子，好像沒有犯罪就被置於死地，所以才用羊來代替它啊。”孟子怎麼回答呢？他是想盡辦法，利用一切機會，希望勸醒當政者來行仁政。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大王不必責怪百姓以為您吝嗇。用小的代替大的，他們怎麼了解您的想法？大王如果可憐它沒有犯罪就被置於死地，那麼牛和羊又有什麼分別呢？”
什麼意思呢？孟子說，大王你聽到牛在哀嚎，看到牛的樣子，覺得很可憐，難道羊就不可憐嗎？換句話說，你就算看到牛和羊都很可憐，那你看到了百姓的可憐了嗎？看到百姓恐懼發抖，民不聊生的樣子了嗎？既然大王的恩惠能夠推廣到牛羊身上，可是功績卻照顧不到百姓，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如果大王看到百姓因為戰爭、飢荒、剝削而陷於生離死別的痛苦中，難道不會心生憐憫嗎？同情牛羊而無法體恤百姓，這實在是不分本末輕重到了極點。
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當時諸侯爭霸，征戰連綿，各國都在為了達到稱霸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一般老百姓的境遇非常悲慘。孟子有一次在和梁惠王談話中提到“率獸食人”四個字，道盡亂世的荒謬。
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梁惠王上》）
廚房裡有肥肉，馬厩裡有肥馬，可是百姓面帶飢色，野外有餓死的屍體，這等於是率領野獸來吃人。
廚房裡有肥肉，代表豬養得很肥；馬厩裡有肥馬，代表馬吃得很好。動物的糧食都很充裕，老百姓卻瘦弱不堪，乃至於餓死，這不等於是帶著野獸來吃人嗎？孟子說這段話之前，先問了梁惠王兩個問題。他說：“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用木棍把人打死與用刀把人殺死，有什麼不一樣嗎？梁惠王說，沒有不一樣啊。孟子接著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用刀把人殺死與用苛政把人害死，有什麼不同嗎？梁惠王就不敢說話了。原來孟子說來說去，說的是他。國君看到老百姓死於非命，然後還說這不是關我的事，是今年收成不好，運氣不好，事實上呢，“苛政猛於虎”，孔子所處的時代就有這樣的說法，一百年後情形更為嚴重。最後，孟子說：“野獸相互殘殺，人們尚且厭惡；身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卻不免於率領野獸來吃人，這又怎麼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和這些國君談話非常懂得運用語言技巧，穿插的各種比喻非常生動。這些國君就算再怎麼不喜歡唸書，不喜歡思考，也一听就懂，懂了之後就要問自己，要不要改善？怎麼改善？然後孟子就藉機說出他的“仁政”理想，勸他們推行仁政，勤政愛民。孟子通過這兩個關於動物的比喻提醒國君，你們見到牛和羊很可憐，不要忘記老百姓也很可憐；你讓自己養的動物食物充裕，卻讓老百姓活不下去，這是絕對錯誤的。當然，話雖如此，孟子說到最後還是不忘鼓勵齊宣王一下，稱讚他的不忍之心是“仁心”的發端。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梁惠王上》）
沒有關係，這正是仁德的表現，是大王見到牛而沒有見到羊的緣故。君子對於禽獸，看到它活著，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聽到它的哀鳴，就不忍心食用它的肉。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君子總是會與廚房保持距離。
這裡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或有德者。 “君子遠庖廚”一語，不是為了給君子理由不下廚房燒菜，而是擔心君子的“不忍”因為接近庖廚而減損，最後對人也不再憐惜。孟子希望齊宣王能把對牛羊的“仁心”擴而充之到老百姓身上，能夠體恤百姓的疾苦，為百姓著想。孟子的這番苦心實在讓人感嘆。
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環境的配合。譬如孩子要學英文，你是找一個美國人當老師，還是找一個中國人當老師呢？答案很清楚，當然找美國老師，因為英語是人家的母語，中國老師英文再好，難免說一說就想用中文來解釋，小孩在這種環境下，語言不容易學得好。
我自己就有經驗。我在美國唸書時，女兒五歲。我把她放到美國小學念一年級，兩個月之後，她英文講得比我都好。因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發音、腔調，她講得跟美國小孩一模一樣，非常地道。但是回台灣唸書之後，她的英文底子就忘了。她後來怪我怎麼不讓她繼續學英文。我說你在台北讓你學英文，學習的效果會很差，因為語言的學習尤其要環境配合，你沒有在那個環境下，根本沒辦法跟別人溝通，你不知道這句話在書上念起來和實際說出來是不是一回事。我現在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英文很差，因為打開《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很多字已經看不懂了，為什麼？因為時代在發展，他們漸漸改變了一些口頭用語，而你沒有在那個環境生活，你就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由此可知，環境對人學習語言的影響有多麼大。為人處事也是一樣。孟子有一次跟宋國大夫戴不勝談話。戴不勝說，有個叫薛居州的人，是個大好人，讓他在我們國君身邊，國君也會慢慢變好吧。孟子就講了一個學習語言的比喻。他說：“假定有一位楚國大夫想讓他的兒子學習齊國話，那麼是請齊國人來教？還是請楚國人來教？”戴不勝說：“請齊國人來教。”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他，許多楚國人干擾他，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齊國話，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帶他到齊國都城的街坊住上幾年，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楚國話，也不可能做到。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讓他住在大王宮中。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壞事呢？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好事呢？單靠一個薛居州，能對宋王起什麼作用呢？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古時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因為會有體罰，小孩子學習學不好，要受到老師的鞭打。孟子以此為比喻的用意是要強調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環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如果周圍都是好人，你想做壞事也沒機會；相反，周圍都是壞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當然，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每一個人自主自由的力量，而是因為在古代社會，一個國君擁有極大的權力，真的需要有許多好的大臣來輔佐才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老百姓等著你實行好的政策，可以讓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沒有這麼做，他會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極限就要起來造反了。孟子生活的時代天下已經很亂了，他總是想各種辦法希望國君可以盡快改善。因為國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著好，這是古人的想法。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國君如果做得不對，老百姓也要跟著受苦了。
如何能讓國君實行仁政呢？孟子認為，光靠一個好人薛居州，或是個別幾個好的大臣，在他身邊教導，是起不了作用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輩，那麼宋王想要作惡也不大容易了。這段話的道理雖然很平凡，但是足以告訴我們一個信息，就是儒家絕不是單單講究個人之發心立志，好像一個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獨自成就偉大的人格似的。事實上，從孔子的”擇不處仁，焉得知“一語開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體生命與外在環境之間，有著極為深刻的互動關係。人的價值當然是由內而發的，基礎在於自覺和自願；但是這種價值必須落在人際關係的網絡中，才能得以實現。同時，人的自覺與自願不能離開對於具體處境的判斷，也就不能離開四周的環境了。
“事半功倍”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總希望做事情花一半的力氣，達到一倍以上的效果。孟子有一次跟弟子公孫醜聊天，談到當下局勢，他說如果哪一個國君能夠在今天這個時代推行仁政，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什麼？因為“仁德的君主不出現，沒有比現在等得更久的；百姓受暴政壓迫的痛苦，沒有比現在更嚴重的”。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孟子·公孫醜上》）
飢餓的人吃什麼都容易滿足，口渴的人喝什麼都容易接受。孔子說：“德政的流行，比驛站傳達政令還要快。”現在這個時候，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實行仁政，百姓的喜悅就像解除了倒懸的痛苦一樣。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這個時候是如此。
孟子說，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吃什麼都好吃；相反，你如果已經吃得很飽，就算讓你再吃山珍海味，你恐怕也吃不下；同樣的，一個人口渴的時候，喝杯白開水就很高興了；如果根本不渴，給你喝再好的東西，你恐怕也不覺得好喝。所以，伙食好不好吃，水好不好喝，要看你本身的需要情況。如果現在天下太平，你行仁政，老百姓可能會覺得很自然；相反的，天下大亂了，民不聊生，這時候你來行仁政，天下人會非常羨慕你的百姓，就自然來支持你。最後，“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不僅是一倍的效果，甚至是四倍的效果了。
孟子的說法好像有些誇張。他生活的時代，各國都在富國強兵，爭霸天下，老百姓只好犧牲奉獻，活得很苦。他用“倒懸”兩個字描寫老百姓的痛苦，等於人被倒掛著，頭在下，腳在上，是非顛倒，痛苦不堪，老百姓的生命完全無法安頓，活著只是受罪而已。孟子說這時候如果你能實行仁政，那效果可是不得了的。說實在的，聽到這樣的話，每一個國君恐怕都會動心，但這些國君有沒有做呢？沒辦法做。因為儒家讓你行“仁政”，首先要做到自我約束，節制慾望，不能有那麼多奢華的享受；不能說我國君在上面吃喝玩樂，你們底下人去行仁政吧，這是不可能的。行仁政首先要減少稅收，稅收一少，國君就無法充分享受了。所以，國君在行仁政與自身的利益之間必須做個抉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真正能把孟子的話聽進去，並加以實行的國君就少之又少了。這時候，孟子該怎麼辦呢？他提到自己的選擇，說了四個字“綽綽有餘”：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公孫醜下》）
我聽說過，有固定官位的，無法行使職權就該離去；有進言責任的，無法以言進諫就該離去。我既沒有固定官位，也沒有進言的責任，那麼我的行為要進要退不是寬綽而大有餘地嗎？ ”
孟子說這段話有個背景。他的朋友蚔蛙本來是齊國一個縣長，後來到齊宣王身邊擔任監察官，負責諫言，告訴國君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結果乾了一段時間，沒什麼表現。孟子就跟他說，你縣長不干，幹監察官，那你應該向國君諫言啊，讓他改善一下。蚔蛙於是真的去向齊宣王進諫，結果國君不採納，他就辭官走了。別人批評孟子說，你看你為蚔蛙考慮得倒是很好，那你自己呢？你不是也在齊國政府裡面擔任某些職務嗎？孟子當時在齊國擔任國策顧問，地位崇高，但是沒有正式的官位，也沒有進言的責任。所以孟子說這了段話，作為回應。孟子說，你不要批評我，我在齊國既無官守也無言責，所以不能怪我。換句話說，孟子是顧問的身分，空有仁政理想，但使不上力。他認為我要進要退綽綽有餘，很從容。
這兩段話前面講”事半功倍“是針對政治領袖，如何花很少的力氣，產生巨大的效果。因為”時機“很特別，天下大亂，別的國家都在瞎搞、亂搞，你這邊如果好好實行仁政，老百姓會非常感恩。後面講到”綽綽有餘“是孟子自己。孔子曾提到做官有兩種，第一種叫做具臣，有專業能力的、盡忠職守的臣子；第二種叫做大臣，以正道來服侍君主的臣子。孔子用八個字描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我用正道來服侍國君，如果行不通，我就停下來，辭職了。孔子認為自己的學生中，像子路、冉有都有”具臣“的能力，但是還沒有辦法達到”大臣“的標準。孟子認為如果他有機會的話，他可以做到”大臣“，但是很可惜，沒有機會。他本身不是齊國人，只是客卿，從外國來幫忙的；雖然想勸導齊宣王推行仁政，進而匡濟天下百姓，但是國君不聽，他也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