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美學思想，基本上有兩個主張，第一是人文之美，第二是人格之美。主張人文之美的是孔子，主張人格之美的是孟子，兩者不一樣。在可以發現很多地方表現人文之美。簡單來說，人文修養所表現的美，就是人文之美。這種修養不僅僅是讀書、求知，也包括詩教和樂教；在今天這個時代，則包括了對音樂、繪畫、電影、戲劇、小說等各種藝術的愛好和欣賞能力。以孔子為例，他強調“《詩》《禮》《樂》《易》”五經，《詩》是中國古代的文學，樂是中國古代的藝術或音樂，兩者是中國古代最典型的藝術陶冶或人文修養。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人，必須有詩、禮、樂三方面的修養。詩教啟發人的原始情感，抒發出來可以發現人我的相通性，自然而然就會關懷別人、同情別人。樂教可以使人與人互相唱和，人與人之間不但溝通，而且進一步形成和諧。孔子教育弟子，重視詩教。他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就無法和別人交談，因為古人說話，喜歡使用比喻或典故，以適當的方式表達情感。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到一個國家，看到老百姓溫柔敦厚，就知道這是詩的教育所成就的，足見孔子對詩教的重視。
至於樂教，孔子本人有相當高的音樂修養，精通琴、瑟、磬這些樂器。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照樣弦歌不輟，曾經在齊國聽過韶樂之後，“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弟子們記錄他的生活起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只要那一天不哭，孔子就可能會唱歌，足見他對音樂的愛好和痴迷。如此深厚的藝術修養，使他本身成為人文之美的體現和結晶。弟子說他“溫、良、恭、儉、讓”，“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他進退有節、中規中矩、舉止優美、恰到好處。記載孔子在朝廷負責送賓客出去，走路“翼如也”，像鳥的飛翔一樣；連走路的姿態、手擺動的姿勢，都經過特別的訓練。這樣的人，你一看到，就覺得是宇宙大自然一個精彩的結果，在任何地方都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常和諧。子貢形容孔子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實在非常恰當。但是，這種“人文之美”的達成，需要很多條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譬如，一個人如果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大概很難具備詩、樂這些藝術修養。如果他還是要求一種美，只有走上人格之美一途，這正是孟子所走的路線。
孟子強調人本身俱有的條件，不必過於依賴傳統或靠別人教育，而要由自己的人格通過某種修養，達成人格之美。也就是說，要達成人格之美，是不需要外在條件的，不管有沒有受教育，即使是文盲，也可以企求人格之美。人格之美的基礎是什麼？人性向善論。美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品質，而是經由長期努力，實踐內心向善的要求，達到完美無瑕的地步所表現的境界。這種境界表現出來，就是善、信、美、大、聖、神人格六境。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
孟子說：“值得喜愛的行為，叫做善；自己確實做到善，叫做真；完完全全做到善，叫做美；完完全全做到善，並且發出光輝照耀別人，叫做大；發出光輝並且產生感化群眾的力量，叫做聖；聖到人們無法理解的程度，叫做神。”
這幾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容易引起誤解。有位美國學者翻成英文，說可欲之謂善，所以牛排是善的。我們聽了都覺得奇怪，怎麼孟子忽然講到吃牛排呢？所以這裡的“欲”不是指形體所對的感官世界，如食與色這些可欲之物。孟子以形體為人之“小體”，而以心靈為人之“大體”。可欲是指心靈之對象，如孝、悌、忠、信這些道德行為。譬如我坐車，看到一個年輕人把座位讓給老太太，會覺得很喜歡，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是他行善，我看到就覺得心中喜悅。這說明人性向善，任何一種善的行為，不用別人講，你自己就覺得很喜歡。
第二，有諸己之謂信，“信”代表“真”，“有諸己”就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做到了，叫做真。說明我本來只是向善，但是如果真的行善，我就是一個真正的人。換句話說，一般我們跟別人來往，只是在社會上互動而已，不見得真誠，也不見得真的做到那些善的行為。我喜歡善與我行善是兩回事。孟子強調你自己真的做到這些善的行為，才是真正的人。說來有趣，儒家強調真正的人要行善。道家的莊子也發明一個詞叫“真人”。他對真人的有許多描述：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謀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假於道者也若此。 （《莊子·大宗師》）你一看就知道做不到。而儒家講到真人相對來說容易做到，它是以善做基礎，我去行善就代表我是一個真正的人。
第三步叫“充實之謂美”，這是明白人格之美的關鍵一句話。 “充實”是指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善，沒有任何缺漏或遺憾。譬如在家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在校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在外遇到陌生人有困難，可以伸出援手。如果你在一切行為上都做到了善，那你的人格就沒有缺陷了，就可以稱做“美”了。
但是，這還不夠，你只是自己受用而已，還需做到第四步“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你自己做到善之後，並且發出光輝照耀別人，使人看到之後，都想跟你學習，這就是“大”了。我們看到有很多偉大人物，尤其宗教人物的畫像出現時，頭上都有光圈，代表他能夠發出光輝。這是各個民族不約而同的做法，好像一個人因為理性產生智慧，又有德行和良好的修養，整個人出現的時候，就可以發出光輝來照耀別人。孟子說過一句話叫“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人”是德行完備的人，大人要做什麼事呢？四個字：居仁由義；存心處心都以仁德為主，做事處事都順著義去做。儒家的思想說穿了，是從仁義一路走下去，到最後一個平凡人成為一個大人。成為大人之後，孟子還有很多描述，譬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像小孩子一樣，心靈非常純真。但小孩子心靈純真，為什麼不是大人？因為你可能天真幼稚，而大人是在了解所有事物變化的道理之後，依然能保持一顆純真之心，這才叫大人。
第五種境界“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人能產生一種力量，感化群眾，“大而化之”。我們今天講“大而化之”是不同的說法，好像這個人不拘小節，很多事情無所謂。但孟子的原意是能夠產生感化百姓的力量，化民成俗。聖人在上實施仁政，下面風動草偃，聞風景從，整個時代、整個人群都改變了，都可以行善避惡，這就是聖人的功績。莊子有一句話叫做“內聖外王”，我裡面是聖人，外面是帝王，才能產生力量。否則你光是聖人，沒有帝位，有光輝也不能照耀百姓，有力量也不能感動百姓。
最後一重境界最奇妙，“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什麼叫做神秘難測呢？什麼叫“不可知之”呢？人生的很多境界，不要先去畫下界線，境界是無法去限制的。一個人的修養到達一定程度的時候，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和大家一樣，但他內心達到的層次，你是無法了解的，因為你沒有體驗。佛教裡談到最高境界常用一個詞叫“不可思議”。基督教中世紀後期也談到，最高的神是一個無法去了解的神，是一個理性所不能知道的、隱藏起來的神。不管是佛教、基督宗教或是儒家，都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去了解的。人對自己的人格修養，一定要保留這種無限上升的空間，修養到最後恐怕是讓我們覺得，人可以變得跟神很接近，可以犧牲奉獻，可以死而後已，可以完全不在乎個人的利害得失，這樣的人可能嗎？可能。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人朝這個方向努力。
善、信、美、大、聖、神，是人格之美的六種境界。能做到嗎？不容易。孟子有一個很好的學生叫樂正子，孟子說他只做到信與大之間，“四之下，二之中”，連充實之美，都沒有完全做到。一般人大都如此，有時掛一漏萬，有時力不從心。但人格之美在孟子來說，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並且應該做到的。
小時候讀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第一句話就是“天地有正氣”。後來我到美國，看到美國人把這句話翻譯成：天地之間有“正確的空氣”，真覺得太離譜了。因為中國人所謂的“氣”，不光指空氣，也指精神力量。 “天地有正氣”指的就是一種正義的精神力量，而這個思想來自孟子。
孟子有很多學生，學生請教他，老師，您勝過別人的地方在哪兒呢？孟子說，我有兩點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第一“我知言”，能辨識言論，邏輯思維能力很強，知道怎麼判斷別人說話的用意；第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學生進一步問，什麼是浩然之氣呢？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醜上》）
孟子說：“很難說清楚的。那一種氣，最盛大也最剛強，以正直去培養而不加妨礙，就會充滿在天地之間。那一種氣，要和義行與正道配合，沒有這些，它就會萎縮。它是不斷集結義行而產生的，不是偶然的義行就能裝扮成的。如果行為讓內心不滿意，它就萎縮了。”
古人認為，“氣”原是一種實質的東西，為有形質的宇宙萬物的共同因素，也為人的形體所具。由於人是身心合一的整體，所以可以憑藉心志的修養而凝結形氣，再突破形體的局限，達到與天地相通的境界。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真正的君子經過之處都會感化百姓，心中所存則是神秘難測，造化之功與天地一起運轉。很多人看到這樣的話覺得很難理解。什麼叫做上下與天地同流呢？人是一個個體，天地這麼大，我怎麼跟他同流呢？這就是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就是把人的生命力發揮到極限，與萬物相通，塞於天地之間。要培養此氣，有三個條件：第一是用“直”來培養，“直”包含兩個意思，一是真誠，二是正直；第二用“義”來培養；義者，宜也，代表在各種情況下，你說話做事的正當性，也即你隨時要用理性做判斷；第三用“道”來培養，“道”代表人生的光明大道，譬如行善避惡，孝順守信等。因此，培養浩然之氣說穿了就是一種道德實踐。一個人如果做任何事都能夠真誠而正直，所做的事都是正當的，所走的路是人類應該走的路，那麼他就是在培養浩然之氣。這種內外合一、身心一致的作為，久而久之使人感受到整體的生命之力，動靜自得，人我相應，甚至於萬物亦可相摩相盪，以至於可以通於天地，亦即發生可大可久的影響了。
孟子提醒我們，“浩然之氣”的培養要“集義所生”，必須循序漸進、由小到大、由遠及近，終年累月慢慢做，每天做，長期連續做下去，才能自然有成。如果只是一暴十寒，做幾次休個假，或者有人在的時候做一做，只做表面功夫，是不會有效果的。儒家思想特別強調“慎獨”，一個人獨處時要能耐住寂寞，面對完整的自己，認清自己的真正意向，人生所有修養的工夫都從“慎獨”開始。更重要的是，“集義”必鬚髮自內心，有原有本，絕不能由外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更不能由外在的力量去幫助它達成。因為這種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定要在行事上努力，但不可預期成效；內心不能忘記它，但不可主動助長。孟子舉了一個例子，說宋國有個人，老是擔心自己的禾苗長得太慢了，就每天去把它拔高一點，結果使禾苗都枯萎了。孟子說，天下不幫助禾苗的人很少啊，以為養氣沒有用處而放棄的，是不為禾苗鋤草的人；主動助長的，是揠苗助長的人，不但沒有好處，反而傷害了它。因為在道義方面的成就，絕對沒有僥倖的餘地。我們唯有自己發心立志，集義養氣，才能體會到這種令人嚮往的境界。
儒家對“氣”的看法，從孔子到孟子經歷了一個變化。孔子認為人有“血氣”，血氣會帶來問題。所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未定、方剛、既衰”都不好。孟子進一步說明，氣有兩個層次，第一種氣和身體有關，代表各種可能出現的慾望，亦即孔子所說的血氣。血氣不代表人的本質，如果把血氣排除，人性可能是本善的。第二種氣則和心志、志向有關，一個人如果能以心志為主導，以身體、行動來配合，堅持下去，就可以排除雜念，內心充滿浩然之氣，而這種浩然之氣是可以跟天地的各種力量相結合的。怎樣結合呢？說起來有點神秘。談到人生修養，許多話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你必須自己去體驗才行。譬如從現在開始，每天認真地去做一點好事，不要求立刻有效果，不要求立刻變成不一樣的人，但是只要你長期堅持去做，時時惕勉，不可鬆懈，一定會體會到那股“浩然之氣”到底是什麼。
“仁、智、勇”是儒家的“三達德”。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氣，勇敢的人卻不一定能行仁。什麼意思呢？勇是從仁的實踐而來，一個人如果立志行仁，就會表現出諸如勇敢、正義、誠實、孝順等這些美好的品格。反之，就不一定了，勇敢的人未必可以稱得上仁。但什麼是勇敢呢？這是一個問題。說到勇敢，很多人會聯想起司馬遷寫的《史記·刺客列傳》。他筆下的刺客，個個勇猛異常，視死如歸，令人敬畏。孟子也曾談到三種勇敢，第一種勇敢就跟刺客類似。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候，惡聲至，必反之。 （《孟子·公孫醜上》）
北宮黝這樣培養勇氣：肌膚被刺不退縮，眼睛被戳不逃避；他覺得受到一點小挫折，就像在公共場所被人鞭打一樣；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國君主的羞辱；把刺殺大國君主看成刺殺平凡小民一樣；毫不畏懼諸侯，聽到斥罵的聲音一定反擊。
北宮黝是古代的勇士，他培養勇氣的方式很殘忍，不怕疼，不怕苦，“不膚撓，不目逃”，一般人很難做到。而且“惡聲至，必反之”，聽到有人斥罵他，必定要反擊。這樣的人確實很強悍，一個人如果連死都不怕，你就對他毫無辦法了。像老子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連死都不怕了，你再用死來嚇他是沒有用的。但是這種勇敢，一听就好像要同歸於盡了，而且需要的條件太多，武功要過人，身體要強壯。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這屬於一種向外發散的勇氣。第二種勇敢，孟子以另一個勇士孟施捨為例：孟施捨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子·公孫醜上》）
孟施捨這樣培養勇氣，他說：“對待不能戰勝的，就像對待足以戰勝的一樣；如果衡量敵得過才前進，考慮可以勝才交戰，那是畏懼眾多軍隊的人。我怎能做到必勝呢？不過是無所畏懼罷了。”
孟施捨培養勇氣的方式是一種心理建設，自我鞭策，自我激勵，心裡認為我一定可以勝。就像現在很多做直銷的人，推銷東西之前，會先跟自己說：“我一定可以成功，別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這種心理建設有時候會產生一種積極的效果。相對北宮黝的勇敢，孟施捨的勇敢比較內斂，是一種自我要求的勇敢。但是這兩種勇敢都不是孟子欣賞的。他欣賞的是第三種，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勇敢。孔子的話經由曾參傳下來，孟子引用曾子的話說：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上》）
從前曾參對子襄（曾子的學生）說：“你愛好勇敢嗎？我曾經聽孔子談過大勇的作風：反省自己覺得理屈，即使面對平凡小民，我怎能不害怕呢？反省自己覺得理直，即使面對千人萬人，我也向前走去。”
原來勇敢並不只是外在的行為表現，而是有其內在的基礎。 “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多麼動人的氣魄啊。這種氣魄在兩軍對陣、沙場激戰之時，最為明顯；但是在堅持理想、拒絕妥協之時，體認才真正深刻。然而，我憑什麼認為“千萬人”是錯的，而我所堅持的就是對的呢？所憑的只是“自反而縮”四個字。 “縮”是“直”，指正直有理。當我反省自己，發現自己正直有理，行為合乎正義，那麼就不必懼怕外力的壓迫。即使為了正義而犧牲生命，也是死得其所。這句話對於今天的政治領袖很有啟發。因為許多領導人一看到群眾意見，就覺得我應該尊重，但不要忘記群眾意見也像流水一樣，經常變化，如果你本身沒有原則，只是看外在的人多人少，最後恐怕會應接不暇，失去了道義。
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句話的前半段，就是當我們“自反而不縮”時，怎麼辦？總不能所有的道理、每一次的正義都站在我們這一邊啊！我們也可能由於認識不清、判斷錯誤，或動機不良、意志不堅，而偏離了正義之途。這個時候，不必考慮是否有“千萬人”，而只要對方是一個人，即使是像“褐寬博”這種沒有任何地位、權勢、財富的販夫走卒，我們照樣會覺得內心惴惴不安。
換言之，真正的勇敢是以內在的自我判斷為標準的。天下人都說我有理，我未必真的有理。反之，天下人起來反對我，我也未必是錯的。然而，在此必須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的誘惑，就是以自我作為萬事萬物的唯一權衡標準；卻必須以開放的心胸與謙虛的態度，真誠地反省。 “自反”二字提醒我們嚴格的自我檢討，時常設想自己可能犯了故意或無意的錯誤。通過這一關考驗，才能產生自信和勇氣。
孟子所說的三種勇敢：第一種向外發散，我反正一條命，拼了算了；這種勇敢有時會太過莽撞，有點像匹夫之勇，雖然可以當刺客，但是下場不會好。第二種勇敢是心理建設，認為自己一定可以成功，比較有自信，有自我要求。第三種勇敢是孔子的思想，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因為真正的勇敢就是不問對方人多人少，弱勢還是強勢，只問自己有沒有道理，如果我是憑良心，有道理，做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就不要在乎別人；如果我做錯了，道義上輸給別人，就要勇於認錯，向別人道歉，這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以道義作為依歸的，是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開始，求其表裡如一，知過能改，並且對一切人以平等之心互相尊重。
人格的修養，必須做到“知行合一”。否則光學習，不實踐，只是多一些知識而已，對自己的生命沒有什麼改善。一方面學習道理，一方面加以實踐，最後達到儒家所標舉的聖人理想，算是人格修養達到了完美境界。不過，說到聖人，很多年輕人開玩笑說是“剩下的人”，好像聖人很難做到，做到就變成一種很奇怪的狀態。聖人是否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呢？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做到成聖和成仁，我是不敢當的，只是努力去做而已。這並不是孔子謙虛，因為他所謂的聖人，指的是古代的聖王。到了孟子，他把“聖人”的觀念改了，擴大範圍，把古代的大臣和一般的讀書人如孔子，也列入聖人的範圍，並且認為原則上人人皆可成聖。他提到四位聖人，各有各的特點。第一位伯夷，非常清高：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孟子·公孫醜上》）
伯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理想的朋友不去結交。不在惡人的朝廷做官，不與惡人交談。在惡人的朝廷做官，與惡人交談，就像穿戴禮服禮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樣。把這種討厭惡人的心情推廣出去，他會想，如果與一個鄉下人站在一起，而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就會生氣地走開，像是被玷污一樣。因此，諸侯即使有好言好語來相請的，他也不會接受。不接受，也就是不屑於接近罷了。
伯夷和其弟叔齊，為孤竹君之子，互相讓位而逃離本國。伯夷後來逃到“週”這個地方，當時周還是諸侯。他看到周武王起來革命，就勸阻說，你最好不要革命，這是造反的事情。但周武王說，不行，天下百姓在受苦。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後，伯夷就不再食“週粟”，認為從商朝變周朝之後，連食物也改變了朝代。結果兄弟兩人餓死在首陽山上。像這樣一種作為，對人對事的要求都非常高，絕不妥協，在孟子看來可以達到聖人的標準，叫做清高。
第二位聖人非常負責任，叫做伊尹。伊尹是商湯的宰相，他輔佐商湯王推翻暴君夏桀，創建了商朝。伊尹的作風跟伯夷不一樣。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孟子·公孫醜上》）對於任何君主都可以服侍，對於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喚，天下安定出來做官，天下動亂也出來做官，這是伊尹的作風。伊尹為什麼這麼做，因為他強調：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孟子·萬章下》）
天生育了這些百姓，就是要使先知道的去開導後知道的，使先覺悟的去啟發後覺悟的。我是天生育的百姓中，先覺悟的人，我將用堯、舜的這種理想來使百姓覺悟。不是我使他們覺悟，又有誰呢？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這句話，我們到現在還朗朗上口。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些就是比較聰明，對於人生該做什麼，人性往哪裡發展，很容易就覺悟了；也有人只顧自己的生活，沒時間也沒興趣想這些問題。所以人才需要接受教育，由前面那些先知先覺之士，教育後知後覺之輩。我們一般人都屬於後知後覺，要有老師來教我們。我們懂了之後也去設法實踐所學的東西，這樣整個社會就慢慢改善了。伊尹曾經好幾次出來做官，別人不要他，他就退下來；別人需要他，他就出來做官，非常有責任感，總覺得我一個人得到堯舜之道的好處，也要讓天下人都得到，只要有一個老百姓沒有受到這樣的照顧，我就應該出來做事，幫大家的忙。這種行為，涉及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第三位聖人非常隨和，叫做柳下惠。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然不忍去也。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孟子·萬章下》）
柳下惠不以壞君主為羞恥，也不以官職低為卑下。入朝做官，不隱藏才幹，但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原則。丟官去職而不抱怨，倒楣窮困而不憂愁。與沒有教養的鄉下人相處，他態度隨和不忍心離開。 “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在我旁邊赤身裸體，又怎麼能夠玷污我呢？”所以，聽說了柳下惠作風的人，狹隘的變得開朗了，刻薄的變得敦厚了。
柳下惠和伯夷正好是對照。伯夷清高，稍微有一點看不順眼，就不願妥協。柳下惠隨和，完全不拘小節。兩個人在孟子心中都達到聖人的要求。說明什麼？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性格和作風，只要堅持真誠善意，努力做下去，都可以成為聖人。孟子這樣說了以後，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希望了，聖人不再是只有少數帝王像堯舜禹湯這些，一般唸書人只要能夠為百姓服務，堅持某種理想，都可以成為儒家的聖人。儒家思想的演變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這三種聖人，第一位非常清高，清者；第二位非常負責任，任者；第三位非常隨和，和者。第四種聖人，孟子認為是孔子，“聖之時者也”，是聖人中最合時宜的。這裡要分辨一下“時”這個字。古代講“時”是時機、適當的時候。也就是你要判斷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怎麼去做，該清高時清高，該負責時負責，該隨和時隨和，這需要判斷。孟子這樣描寫孔子：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萬章下》）
孔子離開齊國時，撈起正在淘洗的米就上路；離開魯國時，卻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應該速去就速去，應該久留就久留，應該閒居就閒居，應該做官就做官，這是孔子的作風。
離開一個國家，代表孔子沒有受到重用。離開齊國時，孔子把正在洗的米撈起來就走，等不及吃一頓飯。因為齊國不是孔子的祖國，離開時毫不留戀。但他離開魯國的時候，他說各位同學，慢慢走吧，這是離開我們父母之國的態度，表明孔子希望魯國的國君再把他請回去。所以什麼時候應該快走，什麼時候可以留下來，什麼時候可以做官，什麼時候應該隱居起來，孔子對這些都有智慧的判斷。孟子接下來講了兩個比喻，說孔子是集聖人的大成。所謂集大成就像古代演奏音樂，開始時先敲鐘，結束時擊玉磬；開始奏出旋律節奏，要靠智能，最後奏出旋律節奏，要靠聖德。智慧有如技巧，聖德有如力氣。像射箭，一百步之外，把箭射到目標區域，這不簡單，代表這個人力量很夠，但要射中靶心，靠的就不只是力氣了，還需要智慧。儒家思想的特色就在這裡。很多人學儒家，常常講修德行善，但不能是一種單純或單調的拼命做好事，很多時候你沒有判斷，不能夠分辨，好事也變成壞事。所以西方人強調，你要做對的事情，還要把事情做對。方法上要重視。儒家思想強調“守經達權”，你有原則，但是你做的時候要配合各種情況來選擇。孔子在孟子心目中就是這樣的聖人。
孔子曾經說過他跟別人不太一樣，他是五個字“無可無不可”。意思是，他沒有一定要怎麼樣，也沒有一定不要怎麼樣。有人說，這樣不是很滑頭嗎？好像牆頭草，隨風倒。錯了！這是讓我們從智慧方面去設法因應各種外在的情況，如果你只是抱殘守缺，膠柱鼓瑟，到最後恐怕就窒礙難行了，再好的理想也不能實現。儒家提醒我們，要讓心非常敏銳，注意到在什麼時機怎麼做才是恰當的。宋朝學者說，一個人修養要跟貓學習，貓捉老鼠，眼睛看著，耳朵聽著，全身都警戒著；人也一樣，待人接物，為人處世，要隨時注意察言觀色，保持一顆敏感的心，看看別人對你有什麼樣的要求，看看自己怎麼做才比較恰當。所以孔子作為聖人中的“時者”，最為孟子所推崇。孟子說過，如果讓我選擇，我要向孔子學習。很可惜，孔子過世一百多年，才有孟子。孟子只能夠自己找些材料，努力加以學習，學習得也非常好。他把聖人分為四種，而以孔子作為集大成，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也延續了並建構了儒家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