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了解孔子？孔子在裡公開說，沒有人了解他。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孔子說：“沒有人了解我啊。”子貢說：“為什麼沒有人了解老師呢？”孔子說：“不怨恨天，不責怪人，廣泛學習世間的知識，進而領悟深奧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門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二人。怎麼孔子還說沒人了解他呢？是他教的不好，還是學生沒認真學呢？其實，要了解孔子，有幾個簡單的辦法。第一、了解孔子的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使老年人都得到安養，使朋友們互相信賴，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顧，這是孔子一生的志向。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了解“殺身成仁”的意義。 “仁”是孔子一以貫之的“道”。孔子認為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覺悟人性向善，為了行善而犧牲生命是完成生命的要求，不但不是犧牲，反而是一種成全。而善是什麼？善是我跟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別人”從父母兄弟姐妹開始，到天下每一個人。所以，孔子的志向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觀念上的。了解這一點，才能理解他的思想。不過，裡提到的有些人似乎是了解孔子的，但不是他的學生，而是道家的隱者。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孔子居留衛國時，某日正在擊磬，有一個挑著草筐的人從門前經過，說：“磬聲裡面含有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說：“聲音硜硜的，太執著了！沒有人了解自己，就放棄算了。所謂'水深的話，穿著衣裳走過去；水淺的話，撩起衣裳走過去。'”孔子說：“有這種堅決棄世之心，就沒有什麼困難了。”
這個人實在是孔子的知音。因為他只是聽到孔子敲磬，就能明白孔子的心聲。 “鄙哉！”鄙是不夠高尚，不夠超脫，太執著了。 “深則厲，淺則揭”出自《詩經·邶風·匏有苦葉》，過河的時候，河水太深，就不用把衣服脫了，反正一樣濕掉；河水不深的時候，才把衣服撩起來，走過去。什麼意思呢？這個人勸孔子，你生在一個亂世，就不必自鳴清高了；既然想要關懷人間，從政做官，就不要怕沾鍋，不要怕跟別人做一些同流而不合污的事情；現實世界雖然黑暗，但你還不放棄，要堅持到底！不必如此啊！沒有人了解你，就放棄算了，自得其樂，獨善其身吧！孔子聽了，回答說，有這種堅決棄世之心，就沒有什麼困難了。為什麼？因為他不忍心脫離這個世界，不忍心一個人獨善其身，他要利用一切機會來改善這個社會，絕對不能夠一個人過好日子就算了。所以，即使碰上了解自己的人，卻“道不同，不相為謀”，沒有辦法。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一個亂世。人不能選擇自己生存的時代，卻可以選擇自己在時代中的處事態度。在亂世裡，人可以堅持原則，鍥而不捨，也可以得過且過，消極無為。因為亂世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隱者這一群體選擇的路線，便是離開這個社會，另外選擇一種生活方式，過自己的日子，讓自己快樂。因為如果繼續奮鬥，對社會的改變很小，反而犧牲了自己的一生，那還不如選擇過一種自得其樂的生活。這些人智慧極高，但並沒有像老子、莊子一樣，將自己的思想以著作的方式表達出來，而是隱居在各地，經常遷徙。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途中，好幾次碰到這類人。除了“荷蕢者”之外，他在楚國還碰到一位狂放不羈的接輿。接輿經過孔子的馬車旁，唱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他把孔子比喻為鳳，鳳是罕見、高貴的鳥，也即承認孔子的學問和道德境界是極高的。但“何德之衰”，為何要為政事到處奔走，栖栖惶惶，經常風餐露宿，弄得如此落魄呢？然後，他提醒孔子過去的已不能追悔，未來的還可以把握；罷了罷了，現在的從政者都是很危險的。孔子聽了，便想下車與這位隱士交談，但接輿卻避開了。
表面看起來，似乎這些隱士比較聰明，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知道行不通，就接受它，把它當作自己的命運。而孔子明明知其不可，還要為之，最後的結果仍然不行，卻是為什麼呢？因為儒家有一個歷史觀念：生命會傳承，歷史會發展，社會會演進，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做不到的事，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未必做不到。人的生命有它的限制，有它可憐的一面，但是人的生命，也有一種昇華的偉大情操的顯現，可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與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人，遙想呼應，產生共鳴。這就是為什麼千載之下，我們今天仍在閱讀，探討孔子的原因。這也是儒家入世情懷的表現，始終認為只要我有能力，一定要盡我的力量來改善社會。隱士們雖然對孔子的評價一針見血，令人激賞，孔子本人也有知音之感，但也僅止於此，不能進而共襄盛舉，為百姓謀福。
那麼，兩千多年下來，那麼多人讀，尤其宋朝有那麼多重要的哲學家都去研究孔子，他們了解孔子嗎？不一定。只能說如果沒有把孔子的志向以及“殺身成仁”的道理說清楚，他們是否是孔子的知音，是值得懷疑的。
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同寢室有個日本同學。有一天我和他在校園裡聊天，來了一位美國女同學，她跟日本人同系，三個人一起聊。聊著聊著，這位女同學突然想到了什麼事，指著日本人說，你們日本人惡名昭彰，因為你們歧視女性。這位日本同學念過，立刻指向我說，你不能怪我們日本人，都是孔子害的。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陽貨》）
孔子說：“只有女人與小人是難以共處的；與他們親近，他們就無禮；對他們疏遠，他們就抱怨。”
孔子一定沒有料到，這句話千古以來被當成他歧視女性的證據，使他成為近代女權運動者攻擊的目標。但這個說法對嗎？我認為是一個誤會。人說話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第二種是發表個人的特定主張。孔子說這句話，我認為屬於第一種，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古代社會是“男有分，女有歸”，“男主外，女主內”，女子沒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一個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就很難開發潛能，進而無法在經濟上獨立；經濟上不獨立，人格上也很難挺立，心胸和視野都會受到很大限制，出現所謂“難養”，難以相處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孔子的話雖然尖銳，確是古代的實情。而且，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只有中國古代的女性才受委曲。據我所知，在希臘時代的雅典，一般的女性也都是在家里活動，很少有機會參與社會、政治、軍事等公共事務，所以她們同樣也很委屈。這種不合理的情形在古代許多民族都是常見的。
今日的女性與古代的女子在教育機會、經濟能力、自主意識等方面已大不相同。假如孔子生在當今這個時代，想必也會把“女子”一詞刪去，專就“小人”來批評吧。所以，實在不可不考慮時代背景就批判孔子歧視女性，現在只須把注意力轉到“小人”身上，因為在今日看來，小人倒是可以不分古今，不分男女的。
“小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在裡是與“君子”相對的人。孔子口中好像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小人，一種是君子。我小時候念，念到君子、小人，就有點自卑，因為我們好像就是“小人”啊，那顯然太差了嘛。後來我才了解，“小人”亦指小孩子，尚未入學的小孩比較“難養”，大概是每個家庭都有的體認。小孩長大之後，心態上沒有改變，依然跟小時候一樣，靠本能、靠慾望、靠衝動生活，很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這就成了真正的小人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缺乏“立志”。小人與君子的區別在於有沒有“志向”。所謂“君子立恆誌，小人恆立志”，這個志向最主要是改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最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可以學習，可以思考，他發現有好的東西，可以設法學習和實踐，改變的不光是外在，更主要是內在，通過自我德行的修養，堅持理想，堅持原則，達成生命的目的。孔子首先開創平民教育，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人才，減少小人，引導他們立志求學問道，從而使生命出現轉機。
裡有很多君子和小人的對比，譬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盪，小人長戚戚”。在今日社會，“小人”絕不限於一般的小市民，甚至達官顯貴也在面對更高的威權時，表現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態度——親近了，就恃寵而驕，言行無禮；疏遠了，又自覺被棄，卻依然自鳴清高。我有時候想自己也不例外，我在大學裡教書，校長如果對我特別好，我自然就覺得好像高人一等，很得意；校長如果不理我，我就難免心生抱怨。因此，“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人情之常的表現，很少有人可以過這一關，孔子只是一語道破相關現象的癥結而已。
了解這些，大概不會再責怪孔子歧視女性了。孔子三歲父親過世，是母親把他帶大的，他有同父異母的姐姐九人，你說他歧視誰呢？孔子看重的是每一個人都有內在的價值。不論男女，只要受過教育，能夠開發潛能，選擇正確的人生方向，不斷上進，就值得肯定；如果不肯上進，就難免被孔子認為是“難養”了。
儒家思想其實更注重在實際情況下配合自己的身分遵守相關的禮儀和法律，並不是真的歧視女性，我們看孟子的表現就知道。孟子的學生樂正子曾經希望魯國國君主動去拜訪一次孟子，結果有人反對，理由是“孟子後喪踰前喪”。孟子的父親先過世叫“前喪”，母親後過世叫“後喪”。孟子為母親辦喪事的豪華隆重程度遠遠超過為父親辦的喪事。為什麼？因為孟子年輕時是一個士，他父親過世時，他只能以士之禮來為他父親辦喪事；後來當到大夫，母親過世了，他當然就以大夫之禮為母親辦喪事了，而且他後來也比較有錢了，給母親買了最好的棺木。結果被人誤會他為母親辦的喪禮更隆重。事實上，這完全無關乎父親還是母親，而是關乎做兒子的身分、角色和能力。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有男有女，你不可能重男輕女。說實在的，我們有時候對母親的感情還要更深一些。所以，千萬不要再誤會孔子歧視女性，如果有人歧視女性，跟孔子絕對無關。
我念中學時，一位老師教孔子的一句話：“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老師翻譯成：孔子說，自己帶了肉乾來找我，我是沒有不教的。結果同學哄堂大笑。這樣翻譯，孔子好像成了個開補習班的，你只要交學費，我就教。後來我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談到孔子時說他是一位至聖先師，拿他跟希臘大哲蘇格拉底比，比到最後馮先生說，孔子還是比不上蘇格拉底，為什麼？因為蘇格拉底教學生不收學費，並且嚴詞批評別人收學費；但孔子是收學費的，而且公開聲明：“只要交了學費，我是沒有不教的。”馮先生還加了一句，說這也不能怪孔子，因為生活總是要維持的，教書收費無可厚非。
我念到這一段心裡很感慨，事實真是這樣嗎？在仔細蒐集了各種資料，認真研究之後，我發現大家其實冤枉了孔子。因為這裡所說的“束脩”並不是指肉乾，而是指可以行束脩之禮的人，也就是十五歲以上的人。換言之，只要是十五歲以上的孩子，孔子就願意教誨。這正是“有教無類”的心懷與抱負。至於實際是否帶著肉乾這樣的薄禮，反而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了。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這句話的讀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帶著/薄禮或學費/來見我的”的意思。但是從古人說話的句法來看，整部《十三經》裡沒有任何一處是以“自行……以上”來表達的，反而“自……以上”的句法出現過兩次。 《周禮·秋官司寇》記載“自生齒以上，皆錄於版”，亦即從一歲（長出牙齒）以上的小孩，就要登記戶口。這無疑針對“年齡”而言。因此孔子這句話應該念成“自/行束脩/以上”，從十五歲以上。因為古代男子十五歲入學，所備之禮即為束脩，行此禮之男子的年齡可用“行束脩”稱之。東漢鄭玄為“束脩”所下之注語即是：。
第二個理由是“自”這個字在裡出現了二十次，其中十次當作“從”來講，譬如“有朋自遠方來”，從遠方來。還有十次作為反身動詞的主詞當“自己”來講，譬如自道，說自己；自辱，侮辱自己；後面不會再有受詞。而且古代不像今天有月曆年曆，很容易知道今年幾歲。在古代，你問一個人幾歲？他說比去年多一歲。那去年幾歲？比前年多一歲。到底幾歲搞不清楚。古人更在乎的是你是否經過了某一個階段，譬如女孩子十六歲要行及笄之禮，頭髮束起來，別人一看就知道她待字閨中，準備嫁人了。男孩見面要問“加冠”了沒有，男子二十歲行冠禮，以示成年。行束脩則是貴族子弟十五歲上大學時要送十束肉乾，後來就用來代表十五歲。孔子自己沒有機會念大學，他十有五志於學，到處訪求名師指點，最後卓然有成，推己及人，回饋社會，公開宣布十五歲以上我沒有不教的。他要求弟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怎麼可能大聲宣傳自己要收費教徒呢？
還有一個理由，是孔子的學生編的，如果這句話真有“收肉乾”的負面意思，恐怕會被刪掉。但事實上這句話完全印證了孔子有教無類的胸襟。況且他有弟子三千，每人送十束肉乾，就是三萬束肉乾，怎麼吃呢？吃了還有命嗎？ 《論語·鄉黨》裡有一句話鐵證如山：“沽酒市脯不食”，孔子很注重飲食衛生，對於市面上買來的酒和肉乾是不吃的，他怎麼可能跟學生說，你送肉乾來我就教你呢？這完全違反孔子的生活習慣。
很多人說，那孔子不收肉乾，他生活怎麼辦？事實上孔子年輕時做過一些基層公務員工作，管過倉庫、牧場，後來主要的生活來源是替別人辦喪事。辦喪事在古代是一種高尚的行業，因為人生自古誰無死，一旦過世就需要專家來幫忙料理後事。所以孔子有他的生活資源，這一點實在不需要我們來擔心，我們要擔心的反而是他的學生不太長進，以至於後來墨家的學者批評說孔子這些學生真不像話，聽說有錢人死了就很高興，為什麼？吃飯的機會來了。由此可知，孔子的學生也是以辦理喪事為重要的生活資源的。這是老師教的嘛。但是他們忘記一點，辦喪事要心存哀戚，要能體諒喪家，不能想著這是我吃飯的機會來了，好像我要開始工作上班一樣，絕對不能有這樣的想法。
孔子的生活非常簡樸，甚至很窮困。這一點可以在裡找到許多例證。所以他教學的時候，弟子誠心送來薄禮，他也沒有理由拒收。但是本末輕重不宜混淆，說孔子教書要收肉乾當學費，我認為不然。因為像顏淵這樣的學生，一貧如洗，孔子還對他讚譽備至。把“束脩”當成學費，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割不正，不食”這句話我們都熟悉。肉沒有割正，孔子就不吃。當時我們對孔子的印象實在不好。有肉吃就不錯了，還那麼挑剔幹嘛？後來念到這段原文，才知道孔子對食物的挑剔何止“割不正，不食”，他有八種東西不吃，三種東西不多吃。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論語·鄉黨》）
食物不以做得精緻為滿足，肉類也不以切得細巧為滿足。食物放久變了味道，魚與肉腐爛了，都不吃。顏色難看的，不吃。味道難聞的，不吃。烹調不當的，不吃。季節不對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對的肉，不吃。沒有相配的調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較多，也不超過所吃的飯量。只有喝酒不規定分量，但從不喝醉。買來的酒與肉乾，不吃。薑不隨著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有人根據“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認為孔子是一位美食主義者。 “厭”這個字在古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為食物愈精巧愈好，肉切得愈細緻愈好。其實不是的，這裡的意思是說孔子吃東西不在乎是否精巧，是否細緻，因為他很能夠自得其樂。他曾經說自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哪怕過的是粗茶淡飯的簡陋生活，也不在乎。他稱讚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可見孔子對於生活的享受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他為什麼又有八種食物不吃呢？養生的考慮。俗話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古代醫藥衛生不太發達，一旦生病，不容易治愈。怎麼辦呢？預防勝於治療，而預防的最好方法就是吃東西要小心一點。譬如切割方式不對的肉，不吃。我年輕時不太理解這句話，自己過了五十歲以後才知道，肉的切割方式不對，確實不容易咬爛，再加上年紀大了牙齒不好，吃下去很可能不消化。所以，孔子的飲食看似挑剔，其實是以飲食為養生及享受之途，原本應該多加註意。
孔子還有三種食物不多吃，肉不多吃，酒不多喝，薑不多吃。這些生活經驗都非常切合實際的情況。譬如人的酒量跟身心狀況有關；今天心情很差，一杯酒就醉了；我就看過一個朋友，心情壞到極點，大家聚餐的時候，一杯酒之後，人不見了，為什麼？到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而心情好的時候，往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孔子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從來不會喝醉失態。他說自己“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替別人辦喪事時，不敢不盡力把喪事辦好，不因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擾。顯示出孔子的人生態度：做任何事都恰如其分，盡好自己的本分，即使對飲酒同樂，也有明確的守則，適可而止。這確實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和自製之力。
孔子是一個重視身體健康，注意養生的人。除了對食物很挑剔，他的起居作息也有頗多值得參考之處。譬如“食不語，寢不言”，吃飯時不交談，睡覺時不說話。這樣做不但對健康有益，也可培養人做好每一件事的專注力。再譬如，“寢不屍，居不客”，睡覺時不像死屍一樣，仰天平躺；平日坐著，也不像見客或做客一樣，跪著兩膝在席上。這兩件事似乎都合於養生之道。側睡是既正確又舒服的姿勢，尤其向右側睡，對腸胃較好。平日居家，當然不必像見客或做客一樣，連坐著都嫌拘謹，應有個人家居的自在與怡然。甚至連生病吃藥，孔子都很慎重。有一次他生病了，魯國的大夫季康子送藥給他，孔子“拜而受之”，但是說：“我不清楚這種藥的藥性，所以不敢服用。”有人據此認為孔子可能深通醫理。因為藥必須對症，不能隨便服用，對一個人是良藥，也許對另外一個人是毒藥，不可不慎。
從孔子的養生的觀念可知他是一個全方位的思想家，不只談一些高尚的人生理想，也注意到人生的實際情況的方方面面，從每日的食、衣、住、行開始，每一步都走在人生的正途上，不要因吃喝玩樂而忘記了人生理想。而這些養生觀念，不僅對古人，對我們今天的人也非常有用。現在很多人得所謂的“富貴病”，大都是因為飲食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問題造成的。經濟繁榮之後，我們不應該只把注意力放在飲食享受上，而要設法加強人生的修養。因為真正的快樂在內不在外，你從外面得到的樂趣會隨著刺激效應的遞減而慢慢減少，到最後求樂反苦；而通過自我修養，由內而發的快樂卻是真正持久的。孔子一再強調我們對於食物要重視，是因為人生的時間非常寶貴，應該抓緊時間修養自己，生病雖然難免，但總要設法避免。
人類歷史上最短的自傳是孔子說的，只有三十七個字：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慾不踰矩。 （《論語·為政》）
我十五歲時，立志於學習；三十歲時，可以立身處世；四十歲時，可以免於迷惑；五十歲時，可以領悟天命；六十歲時，可以順從天命；七十歲時，可以隨心所欲都不越出規矩。
這是孔子一生的自我描述。但我要減掉一個“耳”字（六十而（耳）順），因為這個字不但在整段話的文脈上說不通，而且與孔子生平的事蹟也毫不相干。首先，“耳”這個字在裡出現過四次，兩次當語助詞，沒有意思，如“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汝得人焉耳乎”（《論語·雍也》）；還有一次明指耳朵，“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耳朵裡面充滿了音樂的旋律；第四次就是“六十而耳順”了。由孔子自述生平的其他各階段來看，如“志於學、立、不惑、知天命、從心所慾不踰矩”，都是他在中反复聲明的題材，唯獨對“耳順”卻無一語提及。
再看孔子六十歲前後所做的事情，跟耳朵沒有任何關係。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周遊列國，到處奔波。有一次子路清早進城，守門人問他從哪兒來？子路說：“從孔家來的。”守門人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還一定要去做的人嗎？可見當時有很多人用“知其不可而為之”形容孔子。為什麼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實現，還要去做呢？因為要順天命。
孔子有一次到了衛國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叫做“儀”。 “儀封人”，也即這個地方的封疆官員，想跟孔子見面。談完之後，這人出來反而安慰孔子的學生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各位同學，你們何必擔心沒有官位呢？天下混亂已經很久了，上天要以你們的老師孔子作為教化百姓的木鐸。古時候有金鐸、木鐸，金鐸是金口銅舌，裡面的鈴鐺是用銅做的，敲起來聲音刺耳尖銳，一般用於軍事作戰。木鐸是金口木舌，聲音鈍鈍的，代表宣傳教化。儀封人說，上天要以你們老師作為木鐸，代表教化百姓正是孔子的天命。孔子在周遊列國時兩次生命遇險，也都訴諸於天。第一次在匡，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上天如果還不讓我們的文化消失，匡人又能對我怎麼樣呢？第二次在宋，司馬桓魋要殺害他，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是我這一生德行的來源，桓魋又能對我怎麼樣呢？可見，孔子對自己是在奉行天命充滿信心，有恃無恐，認為你們不能對我怎麼樣。這正是他基於知天命、畏天命，而表現的順天命。因此，“六十而順”是在順天命，跟耳朵完全無關。如果這些還不能證明的話，可以看原文，每一句“而”字後面都是一個動詞：而志於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 “六十而”後面又為何多出一個耳朵呢？實在令人費解。
《孟子》《荀子》《大學》《中庸》《易傳》這些早期的儒家經典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提到“耳順”兩個字。孟子特別喜歡學孔子，如果耳順是孔子六十歲的境界，孟子沒有理由不去研究發揚。但孟子只說順天命，易傳裡面也同樣提到順天命。順天命的觀念在古代是可以理解的，“順”是下對上，譬如順父母，順國君，順長輩這些。前面講得很清楚，五十而知天命，後面就要順天命，順著五十歲所知的天命。
我在荷蘭有一次主持一個小型的國際會議。一位學者對儒家也有一些研究，我跟他說這個“耳”是多出來的，應該是六十而順天命。他覺得很有道理，但最後加了一句，說我們外國人認為“耳順”很神秘，愈神秘愈好，因為很多人覺得你神秘的話，就可以猜測。確實有人猜測“耳”與聖有關。在繁體字中，“聖”（繁體聖）字從耳從口，可見必須耳從口直，才可成聖。如果這種解釋對的話，那麼孔子自謂“六十而耳順”，豈不等於自行宣稱是個聖人或至少接近聖人了嗎？但孔子明明說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朱熹用心良苦，認為耳順是“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這四句話值得推敲。 “聲入心通”是說聽到什麼都懂了，其實這只是“不惑”。 “無所違逆”，所指不論是自己的感受或對別人意見的反映，都難逃“鄉愿”的批評。 “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可參考《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也是把孔子當成聖人。後代的學者當然可以把孔子當成聖人，但是孔子自己斷然不會認為自己在六十歲就抵達了聖人的境界。他由“志於學”著手，所學之具體內容為禮，故“三十而立”是立於禮。立身處世與人交往，四十歲明白人間應行之事的道理，所以不惑。然後，下學而上達，對個人命運及使命得到透徹的體認，是謂“知天命”。接著，六十而順天命，周遊列國，希望得君行道，安定天下百姓。到了七十歲，達到“從心所慾不踰矩”的境界，代表他與天命合二為一。因此，孔子這一生，無論怎麼解釋，“耳順”都令人費解。所以真相可能是：“耳”是多出來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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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老師，大概每個人心情都有點嚴肅，尤其是像孔子這樣的老師，被尊為“至聖先師”，恐怕是像雕像一樣，很少說話，不茍言笑，道貌岸然的。但事實上真實的孔子是很有幽默感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裡提到一段故事：孔子帶學生周遊列國，到了鄭國的時候跟學生們走散了。走散之後，孔子就在城門底下等著，等學生來找他。這時候有人跟子貢說，城門底下站了個人，腦門像堯，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產，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好像一條無家可歸的狗一樣。子貢找到老師，把這段話說給他聽。孔子聽了之後說，對啊，他說的沒錯啊，我就是喪家之狗嘛。 （原文為：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現在有人據此把孔子說成“喪家狗”，卻不了解這其實是孔子幽默的一種表現。
孔子平常跟學生說話，有時候語氣是很輕鬆的。裡有兩段很明顯的表現出來。第一段：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孔子到了武城，聽到彈琴唱詩的聲音。孔子微微一笑說：“殺雞何必用宰牛的刀？”子遊回答說：“我以前聽老師說過：'做官的學習人生道理，就會愛護眾人；老百姓學習人生道理，就容易服從政令。'”孔子接著向學生們說：“各位同學，偃說的話是對的。我剛才只是同他開玩笑啊。”
這裡所謂“君子”是做官的，“小人”是老百姓，學道的“道”指裡包含的做人處事的道理。作為孔門弟子，當然從老師那裡學過，然後自己在武城（今山東平邑南魏莊鄉，曲阜附近的小邑）當縣長的時候，就把它拿來教化老百姓，教百姓唱唱詩，學習古代的藝術修養。而孔子認為是治國的一種方法，子遊學會之後拿來治理一個縣，有點小題大做的樣子。子遊覺得老師在批評他，就反駁了一通。孔子聽了，有點不太好意思，只好說各位同學，子遊說的話是對的，我剛才呢，是跟他開玩笑。這段話有兩個特色，第一孔子“莞爾而笑”，笑得很可愛；第二孔子說“前言戲之耳”，代表孔子也喜歡開玩笑。因為他看到學生學習之後，能夠把所學用在實際工作上，他這個當老師的當然很開心。
子遊這個學生是很特別的。 《禮記·禮運》裡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大段描寫人類理想中的大同社會的話，就是孔子參加完祭典之後，出來告訴子遊的，子遊把它記了下來，而且學以致用，表現出來孔子學生應該有的水平。
第二段體現孔子幽默感的話是在一次大難之後。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
孔子被的群眾所圍困，顏淵後來才趕到。孔子說：“我以為你遇害了呢？”顏淵說：“老師活著，回怎麼敢死呢？”
孔子有個弟子，曾為魯國季氏的家臣陽貨駕車，現在也為孔子駕車。陽貨曾經欺負過匡人，所以匡城老百姓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團團圍住。圍住之後準備動手，孔子看情勢危險，就拿出琴來唱詩。匡人聽到裡面傳來彈琴唱詩的聲音，就想會不會是搞錯了，陽虎這個大老粗大概不會有這麼好的修養吧。結果一打聽，果然認錯人了，這才跟孔子的學生們道歉。危機解除之後，顏淵才趕過來。兵荒馬亂之下，劫後餘生的孔子看到自己最喜愛的學生，心情大好，喜出望外。他說，顏淵啊，我還以為你遇害了呢。顏淵也很幽默，回答說，老師您還活著呢，我怎麼敢死。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師生之間的深厚情感。
孔子在匡城事件中也說過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如果不想讓我們的文化傳統消失，匡人又能對我怎麼呢？這是孔子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把文化傳統傳承下來，方法之一就是透過不斷的教育學生。在生命遇到危險時，他把自己內心最深的信念表達出來，同時也跟學生開開玩笑，自我解嘲。
我一個朋友在高校擔任校長二十多年，退休後有一天碰到我，說你是學哲學的，能不能我給一點建議。我問什麼建議。他說我現在年紀大了，很怕死，怎麼辦？我說你千萬不要怕死，你要是不死才要害怕，怎麼別人都死了就你沒死呢？這當然有點開玩笑的意味，但事實上死與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過我們中國人偏偏對“死”有點忌諱，樓房沒有四樓，門牌號碼沒有四號，跟“死”相似的發音都不想听到。最近幾年“生死學”很熱門，很多學校開設了這樣的課程，市面上也出版很多書。有一本《西藏生死書》，我看了之後發現整本書並沒有講生，而是專門談死亡的，原文應是《西藏死者書》，但是死人的書誰敢買呢？所以寫成《西藏生死書》，讓人覺得對於生也可以了解。
孔子很少談生死的問題，裡一段關於生死問題的對話，只不過不太湊巧，也不太理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子路請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說：“沒有辦法服侍活人，怎麼有辦法服侍死人？”子路又問：“膽敢請教死是怎麼回事？”孔子說：“沒有了解生的道理，怎麼會了解死的道理。”
鬼神包括天神、地袛、人鬼等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子路問，人應如何和他們保持適當的關係？孔子的回答很清楚：先懂得如何與人交往，然後自然知道如何與鬼神交往。在此請注意：孔子從來不曾懷疑或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希望我們善盡人事，再以合宜的態度對待鬼神。子路再問死亡是什麼？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一個人只有知道如何生與為何生，才能明白死的意義；若不認清生是怎麼一回事，也就不肯能明白死是怎麼一回事。換句話說，離生而言死，只是誕妄；離死而言生，只是愚蒙。但是許多人根據這句話判斷孔子連“生”都沒有搞清楚，更不要談“死”了。因為死亡這個題材是所有宗教都談的話題，孔子作為儒家的代表不能談死亡，一比就比下去了；宗教界的人會說儒家只談活著的道理，短短幾十年有什麼好談的，我們宗教談死後有輪迴，有審判，很多東西可談。但這麼說是很冤枉的，為什麼？因為孔子並不是沒有搞清楚生死，只是因材施教這樣告訴子路罷了。如果提這個問題的是顏淵或者子貢，孔子肯定會有不同的說法，但偏偏提問的人是子路。子路這種行動派的學生喜歡實際的政事、軍事，不喜歡去做一種比較思辨的、深刻的、形而上學的思考，。
根據我的簡單統計，這本薄薄的書裡，“生”一共出現過十六次，“死”出現三十八次，有誰敢說孔子不知死的道理？一個不了解死亡的人會說“殺身成仁”嗎？會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嗎？我以為“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裡最深刻的一句話。早上明白了人生正道，懂得為何而生為何而死，那麼晚上即使要為此而犧牲生命，也是無所遺憾的。朱熹的學生問，孔子難道不希望一個人聞道之後有實踐道的機會嗎？譬如聽懂了道，給半年時間實踐，之後再死不是比較好嗎？朱熹說，當然是希望如此。但朱熹這樣講也不太對。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生命的轉向，生命轉向“道”，轉向光明，就發生了“質變”，一切都值得；生命如果沒有轉向，做再多的好事，只是“量”，不是“質”，很可能進一步退兩步。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左右兩邊各釘了一個強盜。左邊的強盜嘲笑耶穌；右邊的強盜跟耶穌說，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兒子，就請你原諒我吧。耶穌回答，你今天晚上就能上天堂。什麼意思？因為這個強盜覺悟了自己的錯誤願意悔改，雖然他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來不及做什麼好事，但只要悔改了，就會上天堂。另一個例子大家更熟悉，是佛教所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與孔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不是類似的意思嗎？
因此，“朝聞道，夕死可矣”包涵著一種深刻的宗教情懷，而孔子所堅持的“道”就是“仁”。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行仁即是人生的目的所在。人有自然的生命，隨著時間的演進，走過生老病死的過程；但是沒有人會以死亡為人生目的，卻總是設定一些值得奮鬥的價值理想，譬如個人的人格修養、事業成就、嘉言懿行或者家族的生命綿延、聲名美譽，以及國家社會的繁榮安定，由小康走向大同等。這些價值理想的範圍很廣，但是可以用一個字“仁”來概括，其要點則是：每一個人活在世間，都有重要的使命，因此應該珍惜生命，好自為之。
常常有人問我，孔子到底有沒有信仰？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我的答案是：當然有。但是孔子從來不談他的信仰，為什麼？因為信仰是一個人內心最深刻的關懷，不能隨便去說，孔子也不是宗教家。但是我們可以從他最謹慎的三件事看出他對信仰的態度。
子之所慎：齊、戰、疾。 （《論語·述而》）
孔子以慎重的態度對待的三件事是：齋戒、戰爭、疾病。
這三件事是有順序的。排第三的是疾病。孔子對於什麼食物不吃，什麼食物不多吃，非常謹慎。他生病時，會小心不亂吃藥，因為古代醫藥衛生不太發達，人一生病，一不小心就很難治好了，因此豈能不慎？排第二的是戰爭。孔子對戰爭的態度很謹慎，因為戰爭是一種群體性的作戰，決定國家的興衰榮辱與個人的生死存亡。孔子認為戰爭不到絕對必要時，根本毫不考慮。譬如他稱讚六個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但其中五位的遭遇都相當悲慘，只有一位管仲得享榮華富貴。孔子為什麼稱讚他？因為管仲利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戰爭，讓春秋初期各國之間透過外交合約而維持和平。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說，沒有管仲的話，我們可能已經淪為夷狄，披頭散發，穿著左邊開口的衣襟了。 “被發左衽”是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管仲輔佐齊桓公運用外交政策抵禦當時某些北方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侵擾，保護了周王室與諸侯國，使中原的典章制度和傳統文化不至於消亡，所以孔子稱讚他。
但孔子最謹慎的事是“齋戒”，這恐怕是很多人沒有料到的。孔子對於齋戒的謹慎超過對個人疾病和群體戰爭的擔憂。為什麼？因為古人齋戒只有一個目的：祭祀。祭祀的對像是祖先與神明，合稱鬼神。齋戒在順序上排第一，表明孔子對於鬼神的誠敬態度。他尊重人的理性與職責，但並未因此懷疑和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對於祭祀的表現，論語中有一段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祭祀時有如受祭者真的臨在。祭鬼神時有如鬼神真的臨在。孔子說：“我不贊成那種祭祀時有如不祭祀的態度。”
前兩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弟子對他祭祀時的描述，形容他的虔誠。 “如”是在弟子看來“好像”，在孔子則真心相信祖先成為鬼神，祭祀時莊重虔誠，好像祖先站在面前一樣。學生問他，老師祭祀時這麼莊重是怎麼回事呢？孔子說了一句話：“吾不與祭如不祭”。一般的解釋，連朱熹註解的在內，都斷句成“吾不與祭，如不祭”，翻譯成“我沒有參加祭祀，就好像我沒有祭祀一樣。”這根本不成話，難道別人沒有參加祭祀，可以像是祭祀過一樣嗎？合理的斷句應是“吾不與，祭如不祭”，我不贊成那些祭祀時好像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馬馬虎虎的人。唐朝韓愈提到這句話，說孔子“譏祭如不祭者”，祭祀時態度散慢、隨便，好像不在祭祀的人，孔子是予以譏諷和批判的。為什麼？因為祭祀是何等重要的事，一個人如果對祖先也心意不誠，他又怎能對別人講求信義呢？對個人如此，對國家亦然。當時漸入亂世，人心浮動不安，信仰也趨於俗化，祭祀是為了現實功利，缺乏虔誠態度。孔子除了以身作則外，還能多說什麼？但是無論如何，他公然反對“祭如不祭”的人，也算表達了一番苦心。
從孔子對待祭祀的態度中可以看出，孔子當然是有信仰的。其實，古人有宗教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說：“天生烝民”，天是老百姓生命的最後根源。但是老百姓不是父母生的嗎？當然，不過父母再由父母所生，往上推溯，推到最後還是要有個最後根源，古人稱它做“天”，亦即相信“天生烝民”。這是中國傳統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影響非常深遠。譬如帝王作為人間的統治者，被稱作“天子”，天的兒子，代表他的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來自全民信仰的“天”。 “天”是老百姓的父母，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天子有義務照顧老百姓，這是他的“天命”。孔子也信“天”，但他有一個轉變叫“五十而知天命”。以前很少有人敢說這樣的話，因為天命是神聖的符號，只有帝王可以得到天命，但孔子說他五十歲時了解了自己的天命，亦即講明人性自覺的潛能與使命，像“木鐸”一樣，教化百姓，喚醒蒼生。換句話說，從孔子開始，每一個人都可以覺悟到自己的天命。以儒家來講，這個天命就是肯定人性向善，這一生要擇善固執，最後止於至善。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的要求，每一個人都有的天命。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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