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自古以來，聖賢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於沒有方向。 “志”是“士心為志”，士是唸書人，唸書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裡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於求學；第二次是立志於行仁，第三次是立志於行道或求道。所以談到志向，三個字跟它有關，第一是學，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麼？五百一十一段話中，有五十八段討論“仁”；“仁”字共出現了一百零四次。從開篇念起，第三章就有一段很短的話：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
孔子說：“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這種人是很少有真誠心意的。”
孔子這麼說是不是太嚴格了。在今天這個時代，假如你去求職，你說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剛毅木訥，那誰會讓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時候，你一定要設法把話說得好聽，表情非常熱絡，才有機會。難道這樣做就“鮮矣仁”嗎？不要誤會，這裡的“仁”是指“真誠”。
學習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誠”二字的重要性。因為人是所有動物裡，唯一可能不真誠的動物。你什麼時候看見貓學狗叫，或狗學豬叫的？沒有。只有人會偽裝，會造作，會選擇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跟別人來往。西方人談到“人格”用“PERSON”這個字，“PERSON”源於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個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種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學校當老師，老師是你的面具；在家中為人妻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個人碰到不同的對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著調整。這是西方人的觀察，儒家也一樣。一個人怕就怕一輩子都不真誠，一直在演戲、做秀，玩兒假的，那就沒意思了。
所以，儒家講“仁”，從“真誠”開始，不虛偽，不掩飾，猶如赤子之心。 《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真誠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是教化的主要內容，使人進入社會立身處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真誠”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我要普遍的對每一個人都真誠；二、我的真誠也要看對象，什麼樣的對像要求我做什麼事，我都用真誠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記內心的真誠。譬如我在學校教書很久了，上課也會巧言令色，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但我的心是真誠，是為了讓學生願意聽。因此，只要能做到從真誠出發，巧言令色不是問題。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動”。人活在世界上，從小時候開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被動的。父母叫我們做這個，做那個；老師教我們這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我們被要求守規矩，按原則，一切都納入規範。如果有一天沒有人管我們，沒有人督促我們了，我們還會主動去做好事嗎？很難講，說不定只要沒人注意，我們就胡作非為了。所以，一個人是否做到主動行“仁”，關係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是被動的，什麼事都要別人看著、管著，那你是在應付別人，萬一出了事，也會找各種理由、藉口。孔子有一句話叫：“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機會離我很遠嗎？不是的，只要我願意，“仁”立刻就來了。譬如我坐公車，上來一位老太太，我願意讓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過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幫他一把，馬上也是“行仁”。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別人來往，一定有很多機會可以“行仁”，但是必須從被動變主動，成為自己願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價值。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論語·顏淵》）一個人要行仁，須從自己開始，而不能從別人開始。別人不能幫你行仁，或強迫你行仁。如果是別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別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個主體性——就是你自己，主體性確立之後，才能有主動性。
綜上所述，儒家所講的“仁”有兩個要求，一是真誠，二是主動。當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力量出現之後，就是孔子所謂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嚴和價值會被不斷地展現出來，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善與惡是我們都熟悉的概念。有人問，既然儒家叫我們行仁，那麼行仁與為善有什麼關係呢？它們是同樣的意思，或是說有不同的內容？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沒有好人？當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這樣的話，孔子又何必另造一個“仁”字來鼓勵大家呢，直接講“善”不就行了嗎？可見，行仁和為善還是有差別的，關鍵差別在於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會的規範或別人的期許，但不見得知道為什麼要做好人。知道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好事，牽涉到人性是什麼的問題。
儒家關於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兩種立場，一是本善，一是向善。 “向善”是我這些年以來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沒有說過人性是什麼呢？沒有明確說過，但他隱然接受的信念則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嗎？如果是性本善，應該說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個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當領導者體現出善行時，老百姓自然聞風景從，說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趨向。因此，“仁”這個字，雖然離不開“善”的含義，但不僅僅如此，孔子的“仁”與其說是名詞，不如說是動名詞，指涉動態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時也指涉動態的人之道——擇善固執。所以，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
孔子說：“只要立志行仁，就不會做壞事了。”
為什麼？因為“仁”既真誠又主動，一個人真誠而主動的為善，代表他行仁的開始。在儒家思想裡，真誠與邪惡是勢不兩立的，因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個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誠。一個人真誠向善，才會自發的要求自己去做該做的事。
舉個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貼著“童叟無欺”四個字。第一種考慮是為了我將來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樣價錢，絕不會欺騙你們，講信用；第二種是我不考慮將來生意好不好，只為了我應該“童叟無欺”，我就要做到“童叟無欺”。行仁與為善的差別就在於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種，是一種自我要求，一種道德價值，我不考慮外在的利害，只考慮我該不該做。接著孔子講到另外一段話：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孔子說：“只有行仁者能夠做到喜愛好人，厭惡壞人。”
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一般人是喜歡朋友，討厭敵人。但我們的敵人不見得就是壞人，他跟你為敵恐怕是因為利益或觀念上的某些衝突。真正的仁者怎麼做呢？客觀判斷，沒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顧慮。不能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壞事我也包庇縱容；這個人是我的敵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這樣一來，就變成不問是非了。如果對方也按照這種方式來對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對於壞人好人，都有一種客觀的評價，絕不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敵人，就喪失了公正的原則。
這就是善者與仁者的差距，也許表現出來的行為一樣，但內心的動機卻有差別。 “為善”可能還會考慮到將來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則只會考慮到自己該不該去做，不管外麵條件怎麼改變，也許要冒各種風險，也許會遭受批評，但是你只要認為自己該做，就可以堅持。相反，如果只考慮到外在的利害，那麼外麵條件一變，你恐怕也就跟著變了。所以，孔子對於“善人”總是不太放心，總覺得一個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種善的要求，不見得他內心真的覺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該做的事。兩者開始很相似，後面的表現，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泛道德主義，不是說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離開外在的事功，事業、功勞與德行要配合起來。
人生有目的嗎？如果有，目的是什麼？如果沒有，活著又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拿去問孔子的話，他恐怕會說，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聽到這樣的答案，大概每個人都會感到壓力，因為根據我的簡單研究，孔子在裡只稱讚六個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並且這六人當中的五位，下場都很淒慘。
《論語·微子》開篇就說，“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子離開了紂王，箕子淪為他的奴隸，比干勸諫他而被殺死。
換句話說，這三人能夠入選，都跟一位有名的壞人商紂王有關。第一位仁者微子啟是商紂王的庶兄，母親生他的時候還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後來被立為王后，生了紂，所以由紂來繼承王位。商紂王后來變壞了，微子屢次勸諫，紂王不聽。微子便跑到“微”這個地方，在今天山西、山東一帶，是他的封國。後來武王伐紂，微子“肉袒面縛乞降”，袒露上身，雙手捆縛於背後，跪地膝進，左邊有人牽羊，右邊有人秉茅，向武王請罪。武王將他釋放，宣布恢復他原有爵位，以示寬厚為懷。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紂王的叔父。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像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紂王變壞，只好裝瘋賣傻被當作奴隸，後來被關進牢裡。武王滅商後，把他釋放，親自向他請教治國之道。結果，箕子不願當周朝順民，領了幾千人經山東東渡朝鮮半島，就是今天的北韓，創立了朝鮮歷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乾脆落個順水人情——“以朝鮮封之”，現在北韓還有箕子的墓和廟。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紂王的叔父，被譽為“亙古第一忠臣”。他二十歲就以太師高位輔佐帝乙，又受託孤重輔帝辛即紂王。兢兢業業乾了四十多年，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富國強兵。卻在六十三歲上，因為諫言紂王被剖心而死。
除了這三人，另外兩位仁者的下場也令人同情。他們是孤竹國的兩位王子，一個叫伯夷，一個叫叔齊。伯夷為了讓叔齊繼承王位，離開國都，誰知叔齊知道後，也跟隨而去。兩人都不想繼承王位，跑到西邊周武王的地盤。當時周武王正準備起來鬧革命。伯夷叔齊說，你最好不要革命，因為商朝已經統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習慣了，你起來革命等於造反。但周武王說，商紂那麼壞，不革命不行，要對百姓有交待。結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紂王被殺了，變成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齊兩兄弟就說，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實食物哪里分什麼周朝商朝的。但這兩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陽山上活活餓死了。司馬遷寫《史記》時，特別給他們寫了列傳，替他們打抱不平，說天道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有這麼可怕的命運呢？等於善沒善報，惡沒惡報。可是孔子說，伯夷叔齊這兩個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們所追求的是行仁，也達到行仁的結果，因此不會抱怨。那麼，行仁是不是都會下場很慘，甚至殺身成仁呢？孔子並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不會為了追求活命而傷害仁義，他可以殺身成仁。但這是一種極端情況，一般情況下沒有必要如此。
這五位之外，裡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齊桓公的宰相，一輩子只有年輕時比較辛苦，後來都是榮華富貴。這樣一個人，孔子為什麼稱讚他呢？因為他做了一件事，通過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戰爭，使百姓不必經歷生靈塗炭。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論語·憲問》），“民到於今受其賜”，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還受到他的恩賜。所以孔子說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泛道德主義，不是說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離開外在的事功，事業、功勞與德行要配合起來。你要能夠替眾人積極地做一點好事，讓大家和睦相處，讓社會更為和諧，譬如你當縣長，能夠把整個縣治理得很好，孔子也會稱讚你做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這個字，孟子說是上天給人最尊貴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穩的住宅。儒家講“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從真誠開始，主動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眾的福祉結合在一起，做自己該做的事情，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應該是這種立場。孔子本人，雖然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但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最後以自己的德行和學問開創了儒家學派，使後世每一個人學過儒家都能了解人生的目的在於“行仁”，由這個目的出發，人的生命才能不斷成長，最後達至圓滿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因為一個人如果放棄志向，就會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裡航行，沒有了羅盤針，那麼它就根本沒有什麼“航海”的問題，只是在漂浮而已。
有一次，我得到一個機會到山東曲阜，參觀孔子研究院。一進門就看到四句話，前兩句是“志於道，據於德”，再往裡面走，是“依於仁，遊於藝”。孔子研究院一定認為這十二個字能夠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才放在進門的地方。但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先說了道、德、仁，最後又來了個藝術的“藝”呢？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
孔子說：“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確實把握德行修養，絕不背離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藝文活動。”
第一個“志於道”，“道”代表人生的康莊大道，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也就是說，你要做一個人，不能只做生物而已，要立志於走上人生的正途。人一般立志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代表現在還沒有做到，已經做到就不用立誌了。志於道的“道”恐怕一般人一輩子也做不到的，但是做不到也要有這個志向，沒有志向就沒有方向，沒有方向你的生命只會在原地打轉。
第二個“據於德”，“德”指個人的德行修養。一個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煉自己的道德，到最後會有心得，而這個心得你一定要緊緊把握住，要不然進一步退兩步就可惜了。 “據”就是要緊緊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煉出一點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個“依於仁”，“仁”是在個人身上顯示的人生正途。 “仁”與“道”不同，“道”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離開個人，是個人的路。每個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你是學者，你要就你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擇善固執，絕不背離，叫做依於仁。
最後“遊於藝”，“藝”是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可以統稱為藝文活動。 “遊”代表優游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緊張了，一天到晚講人格、德性、仁義，神經繃得很緊，會帶來壓力。人的生命需要調節，“遊於藝”是說你在休閒的時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鬆一下。今天所謂的運動休閒活動都屬於“藝”的範疇。由此也知，我們以前講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說成是硬梆梆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導別人，其實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豐富，愛好廣泛，情感細膩，這都跟“遊於藝”有關係。
接下來，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一個讀書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卻恥於粗糙的衣服與惡劣的食物，這樣的人不值得與他多談，因為他的立志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以生活貧困為恥，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讀書人，應該努力成為君子，應該努力培養才德、獲取官位、造福百姓。
當然，孔子這麼說，並不是讓讀書人一定要過貧窮的生活，而是說讀書人心裡掛念的不應該是生活條件，而是人生的理想。所謂“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讀書人如果留戀安逸的生活，就沒有資格做個讀書人。因為衣食住這種具體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例如，一個人需要吃飯，不吃飯就會餓死。因此吃飯是人的必要條件。但是光吃飯，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就是充分條件的意思。那麼，足以做人的東西是什麼呢？道。裡有一句話可以參考。子貢以前窮困，後來發財了，他請教老師，如果一個人貧窮而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老師以為如何？孔子說，不錯了，但是還不夠好，“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道”是人生正途。一個人不論在什麼環境下，如果都能堅持行道，並且以此為樂，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即使一國的軍隊可以被奪去主帥，一個老百姓的志向卻不可輕易放棄。因為一個人如果放棄志向，就會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裡航行，沒有了羅盤針，那麼它就根本沒有什麼“航海”的問題，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來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當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於道”，他就會有方向，每天順著方向努力去走，再怎麼慢，也有走到終點的一天。
我們讀時，對於孔門弟子的話要有一個分辨，就是：學生的話代表他們個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於”孔子的想法。
“一以貫之”這四個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裡說：“吾道一以貫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今天如果做測驗，讓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們回答，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恐怕大多數人會說出曾子那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嗎？
“一以貫之”第一度出現跟孔子的學生子貢有關。子貢小孔子三十一歲，非常聰明，口才了得，是言語科里的高材生。但聰明人說話愛犯一個毛病：比較。喜歡比一比誰好誰差。他觀察自己的老師，認為孔子“多學而識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賜（子貢的名為端木賜），你以為我是廣泛學習並且記住各種知識的人嗎？”子貢回答說：“是啊，難道不是嗎？”孔子說：“不是的，我是有一個中心思想來貫穿所有的知識。”
子貢以為老師年紀大，書念得多，記憶力不錯，然後出來教學生，好像一個有腳書櫥。但孔子認為自己不僅如此，他說我雖然有很多學問，卻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來貫穿。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把他的學說連貫起來，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好老師呢？又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家呢？可惜子貢沒有接著請教老師，到底什麼是您一以貫之的東西。這個事情就變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覺得孔子心里大概很想找個機會公開說一下自己“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他教五經六藝，教禮樂詩書，卻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為學生跟老師唸書是希望將來做官，做官只問你知識學會沒有，不問你有沒有學孔子的思想，因為孔子當時還活著，還沒有成為大家推崇的哲學家。孔子有一次上課主動對曾參提起這個話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孔子說：“曾參啊，我的人生觀是由一個中心思想貫穿起來的”。曾參說：“的確如此。”孔子出去後，別的學生就問曾子：“老師所指的是什麼？”曾子說：“老師的人生觀只是忠與恕罷了。”
曾子的說法恐怕有些問題。第一，曾參的年紀比孔子小四十六歲，比他更年輕的學生只有一位子張，比孔子小四十八歲。就算他十五歲跟著父親曾點去聽孔子的課，最多只有十年左右親炙孔子的機會。孔門的資深弟子甚多，跟著老師周遊列國的都算在內，也不見得有誰可以了解孔子。第二，曾參在孔子的學生中屬於反應比較慢的，孔子說他“參也魯”，魯就是魯鈍，資質與慧根均非上乘。至於本性善良、事親盡孝，則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了解孔子的道，大概還輪不到他。第三，何況，孔子曾經嘆息：“沒有人了解我啊！”“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然而，為何孔子會選擇曾參來表示心意呢？也許因為曾參年紀較輕、比較好學，可以乘機請教；也許因為曾參正好在孔子身邊。結果孔子主動提起這個話題，曾參卻回答：“的確如此。”孔子聽了，馬上離開教室，反應很激烈。也許他本來希望曾參回答：“何謂也？”老師，你以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沒想到曾參居然說：“是的”。連這麼年輕魯鈍的學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還說什麼呢……後面悲劇就發生了。別的學生問曾參，老師說的道是什麼？曾參回答，老師的人生觀只是忠與恕罷了。最後三個字“而已矣”不太負責任了，孔子這麼重視的一以貫之的道，居然被曾參說成“忠與恕而已矣”。這是初中生說話的口吻。
這是孔子教學失敗的案例。 “忠恕，違道不遠”語出《中庸》，忠恕離開道不遠，代表忠恕並不是道，只是離道不遠而已。孔子的道絕不只是“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朱熹《論語集注》），這只是人我關係，為立身處世的原則。孔子的道還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動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與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與人性，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字：仁。 “仁”才孔子“一以貫之”之道的標準答案，所以他才會說出“殺身成仁”“蹈仁而死”這樣的話。而曾參所說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對於孔子人生觀的理解，並不等於孔子的思想。我們讀時，對於孔門弟子的話要有一個分辨，就是：學生的話代表他們個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於”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過世時，曾子才二十七歲，即使認真致力於學與行，仍不表示他在年輕時就能領悟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我們後來看他談到“任重道遠”，指出仁與死的關係，則又顯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貫之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