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整庵就是羅欽順（1465—1547年），整庵是他的號，少宰是官職名，明清常用作吏部侍郎的別稱。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他潛心格物致知之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在當時王學盛行的情況下，羅欽順一方面批判王守仁的心學，一方面又對程朱理學進行了批判的改造，從而創立了自己獨具特點的氣學思想。正德十五年（1520年）夏，羅欽順請假住在老家，聽說時任江西巡撫的王陽明將溯贛江至贛州，就寫了《與王陽明書》，在王陽明經過泰和時交給他。 《答羅整庵少宰書》即是王陽明對該信的答复。
某頓首啟：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复紛沓，先具其略以請。
來教雲：“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聽見而遂以為極則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曉喻，惻然唯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
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鄙人頓首謹啟：昨日承蒙教誨《大學》，因匆匆搭船，未能一一奉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閒，我又再次拜讀了您的信。唯恐到江西後雜事紛陳，擾攘不斷，先在這裡簡略回复，請您指教。
您信中說：“明白聖道固然很難，但是身體力行於道更難。道的確不易明白，但是學問也的確不能不講。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觀點當做最高標準吧？”
不勝榮幸！我從哪裡能得到這樣的教誨呢？我怎敢自以為達到最高標準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著尋訪天下有識之士以便討論聖道。數年來，對於我的學說，天下之人，有的譏諷，有的辱罵，有的不屑一顧。這些人願意教導我嗎？他們哪里肯為了教誨我而反复比喻、心存仁慈只怕不能糾正我的紕漏呢？這樣看來，普天之下愛護我的人，沒有像您這般深切備至的，感激之情非言語可以表達！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孔子最為憂慮的。而後世的學者稍微能誦經訓詁，就自以為是有學問了，於是就不再有探究學問的迫切願望了，這實在是很可悲呀！聖道必須身體力行才能明白領會，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後再去身體力行。聖道必須學習後才能明白，並非在講求學問之外還有其他的認識聖道的途徑。世上的研學者有兩種，一種是講究身心體認的，一種是講究口說耳聽的。用口耳的人，通過揣摩推斷，力求擴大自己的影響；用身心的，力行自省，所言所行，的確是自己具備的東西。知道這些，就知曉了孔子的學說。
在王陽明那裡，道德實踐的內在根據，具體即表現為以良知、心體為形式的德性。作為道德行為所以可能的條件，德行的形成展開為一個“實有諸己”的過程。所謂實有諸己，即是通過自身的體察與踐履，使道德意識成為主體的內在德行。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复，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
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 《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即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
在信中，您認為我之所以恢復《大學》的舊本，是因為我認為人做學問只需要求諸於心，而程朱的格物學說卻免不了向心外探求，於是不採信朱熹的分章法，並刪掉了他增補的傳。
我並不敢這樣。學習哪還分什麼內外呀？ 《大學》舊本乃是孔門傳下來的，朱熹懷疑它有遺漏和錯誤的地方，而加以改正補充，而在我看來，舊本中本來就沒有什麼遺漏和錯誤之處，所以就完全採信古本罷了。我的過失可能在於過分相信孔子，絕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並刪掉他增補的傳。
做學問最重要的是用心來體悟。如果心裡認為不對，即使是孔子所說的話，我也不敢說它是正確的，何況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裡認為正確，即使是普通人說的話，也不敢認為是不對的，更何況是孔子說的話呢？況且《大學》舊本已經流傳了幾千年，現在閱讀，書中詞語句子還明白通順，論述的學問功夫，又簡明易懂而容易下手。有什麼依據斷定這一段一定在這裡，那一段一定在那裡，這裡缺了什麼，那裡又有什麼錯誤，於是加以改正增補輯錄？這難道不是更看重是否違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違背了孔子嗎？
這段話基本上把陽明的論說策略與評判原則給亮了出來。 “傳”往往不可信，故須由傳回到原典（舊本），如果說尊傳與尊賢相連，那麼，尊經是與尊聖相連。經無疑比傳具有更高的合法性，此評判原則亦與聖比賢具有更高的合法性相連。但回到原典並不是終點，尊經是為了尊道，而最終必落實於“尊心”上面。
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功夫也？”
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 “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 “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事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無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您信中指出：“如果必須強調做學問不靠到心外探求，只是要以在心中反省體察為第一要務，那麼'正心誠意'這四個字還有什麼沒有說盡的呢？又何必非得在學問的著手處用格物的功夫讓人困惑呢？”
正是，正是！若講學問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經足夠，何必又要講“正心”呢？ “正心”這兩個字就足夠了，何必又要講“誠意”呢？ “誠意”兩個字也就盡夠了，何必還要講“致知”，又講“格物”呢？之所以這樣，只是要使做學問的功夫詳細而周密，而概括起來只是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學問，這裡正是不得不深思的。天理沒有內外之分，本性沒有內外之別，所以學問也沒有內外之別。講習討論，未嘗不是內；反觀內省，未嘗就遺棄了外。如果說學習必須要從外在事物上求，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內外兩部分了，這就是“義外”“用智”；如果說反觀內省必須要從內心來求得，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內外兩部分了，就是“有我”“自私”，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知道人性沒有內外之分。所以孔子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講：“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由此便可以明白“格物”的學說了。 “格物”是《大學》實際下手的地方，從頭至尾，自兒童啟蒙以至成為聖人，只有這一個功夫，並非僅僅在剛開始學的時候有“格物”的功夫。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都是為了“修身”，而格物所下的工夫，每天都可以見到效果。所以“格物”就是清除自己內心的物慾，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慾，清除自己認識上的物慾；“正心”就是糾正物慾之心；“誠意”就是使物慾之心精誠；“致知”就是致其物慾的良知。這哪有內外彼此之分呢？理只有一個。從理的凝聚上來說就是性，從凝聚的主宰處來說就是心，從主宰的發動上來說就是意，從發動的明覺上來說就是知，從對天理的光明覺悟的感應上來說就是物。所以理就物而言就是格，就知而言說就是致，就意而言就是誠，就心而言就是正。正就是正心，誠就是誠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為了窮理而盡性。天下沒有本性之外的理，沒有本性之外的物。聖學不昌明，都是因為後世儒生認為理屬於內，物屬於外，而不知道孟子曾經批評過“義外”的學說，以至於沿襲並陷入錯誤而不自知，這難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難以明白之處嗎？不可不仔細體察啊！
您之所以質疑我的格物學說，無非是認為我肯定內求而否定外求；認為我一定專門致力於反觀內省，而放棄了外在講習討論的功夫；認為我一定一心在綱領本原的框架上，而忽視了詳細的條目；認為我一定沉溺於枯槁虛寂的偏執中，而不能窮盡事理人情的變化。如果真是這樣，豈是只得罪了聖門和朱熹？這簡直是用邪說欺騙百姓，離經叛道，人人都可以殺了我，更何況您這樣的正直之士呢？如果真是這樣，世上稍稍明白訓詁，聞聽過先賢往哲緒論的人，都知道它是謬論，更何況您這樣的高明之士呢？我所說的“格物”包含了朱熹的九條，但我的格物學說自有重要的地方，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條不同，實在只是差之毫釐。然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
王學絕不像普通學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它和朱學的差別也很微渺，不是隨便一瞥就可以辨認出來的。凡什麼讀書稽古講習討論，朱子所從事者，陽明也未嘗不從事。但在朱子，知是知，行是行，講習討論是講習討論，反觀內省是反觀內省，劃然各為一事；在陽明，則提出個良知做頭腦，講習討論是致良知，反觀內省也是致良知，無論知還是行，都是從良知出發。只要一個“致良知”，就把什麼功夫都“包羅統括於其中”。前者是多元的，而後者是一元的。前者是頭疼治頭，腳疼治腳；而後者是直抉根源。
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則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
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猶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某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孟子批評楊朱、墨翟，說他們是“無父無君”。其實這兩位先生也是當時的賢明之士，假如他們和孟子同處於一個時代，那麼孟子也未必就不認可他們的賢德。墨子的“兼愛”思想，是行仁行過頭了；楊朱的“為我”思想，是行義行過頭了。他們的學說，並不是要滅天理、亂綱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產生的弊端，孟子用禽獸、夷狄來比喻，說他們用學術殺害了天下後世的人。當今學術的弊端，能說是學仁過頭了嗎？或者說是學義過頭了？還是學不仁不義過頭了？我不知道它們和洪水猛獸有何分別！孟子說：“我難道是好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呀。”因為楊墨的學說充塞天下！
孟子所處的時代，天下的人對楊朱、墨子學說的崇信，應當不亞於當下人們對朱熹學說的崇拜，而只有孟子獨自一人與他們爭辯。哎，可悲呀！韓愈說：“佛道兩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甚於楊朱與墨翟。”可見，韓癒的賢明遠不如孟子，孟子沒能做到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卻想恢復世道人性於敗壞之後，他這是自不量力，後來我們果然看到他把自己置之於政治的危險境地也沒有人救他以至於死去。
唉！像我這樣的人，更是自不量力，發現自己面臨危境，卻沒有人能救我於死地！大家正在高興地嬉笑，我卻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我卻獨自憂心忡忡疾首蹙額。這如果不是我喪心病狂，就一定是有大苦隱於心中，如果不是天下最仁愛的人，那麼，誰又能明察呢？
我寫《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其中，書上年代的早晚，的確有些未經考證，雖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寫於晚年的。我的本意是就世間關於朱熹和陸九淵的紛爭進行調和，以昌明聖學於天下為重。我一生始終把朱熹先生的學說奉做神明，一旦要與它相背離，內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為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學說相抵觸，而又不得不這樣做，是因為聖道本來就是這樣的，不作直說，道就不能顯現啊！您說我“決心和朱熹相對立”，在下怎敢欺騙自己的心呢？
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學是天下共同的學，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對天下公有的東西，應該秉公而論，所以只要說得對，即便與自己的不同，也對自己有益；說得不對，即便與自己的相同，也對自己有損害。對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會喜歡；對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厭惡。那麼，我今天所講的即使與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歡的。子貢說：“君子的過錯就像日食月食一樣：有過錯時，人人都看得見；改正的時候，人人都仰望著。”然而子夏又說：“小人對自己的過錯一定要掩蓋文飾。”我雖然不賢，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對待朱熹先生。
在這裡，王陽明以孟子自喻，而把朱子看做了墨子、楊子一類的人物。王陽明這裡所言及的“公道”“公學”等概念，可以與黃宗羲等人所言及的以“公天下”為代表的“公權”同樣看做是宋明儒學內部邏輯演變的結果。這種在學問與思想上鄙視世俗權威，尊重個人自我意識的做法在後來被黃宗羲總結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依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
執事所以教，反複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啟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捨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您的諄諄教誨，反反复複數百言，都是因為沒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學說。如果明白了我的學說，那麼，您所講的都可以不用辯論也能毫無疑問。所以我今天不敢再詳細陳述，以避瑣碎之嫌，可是我除非面對面和你解說清楚，斷不能僅憑信上所寫的這幾句話就完全能說明白。唉！您開導啟迪我的話，真的是非常之懇切詳盡了，關愛我的人，沒有超過您的！我雖然很愚鈍，怎麼能不感激佩服您呢？然而我不敢捨去心中的真誠而輕易接受您的看法，正是因為不敢辜負您的厚愛，也是想對您有所回報呀。秋後返家時，我一定登門拜訪，當面向您請教，到時還請千萬不要吝惜賜教。
由於羅欽順與王陽明的觀點不一，所以有此一封書信辯論。此段文字是王陽明對羅欽順表示的敬佩之情，也是全信內容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