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為梁任公先生為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所作，原分上下篇。李競芳曰：“梁先生在寧講學數月，每次講稿，均先期手自編定。此次因離寧在即，應接少暇，故本講稿僅成其上篇，下篇則由競芳筆記，僅為附識。”云云。
諸君！我對於貴會，本來預定演講的題目是“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中間因為有病，不能履行原約。現在我快要離開南京了，那個題目不是一回可以講完，而且範圍亦太窄，現在改講本題，或者較為提綱挈領於諸君有益罷。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又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裡弟兄姊妹們便佔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地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裡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產品，都用我們極優美的文字記錄下來，雖然記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隨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志、譜牒，以至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歷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只六經皆史？也可以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為裡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裡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採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復許多公共產業。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去年所著的《歷史研究法》和前兩個月在本校所講的《歷史統計學》裡頭已經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肯循著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礦太大了，非分段開採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著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夠徹底開通三幾處礦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因此我們感覺著有發起一個合作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劃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底，各人分擔三兩門做“窄而深”的研究，拼著一二十年工夫下去，這個礦或者開得有點眉目了。
此外，和史學範圍相出入或者性質相類似的文獻學還有許多，都是要用科學方法研究去。例如：
我們的單音文字，每一個字都含有許多學問意味在裡頭，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作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
我國幅員廣漠，種族複雜，數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並存。試到各省區的窮鄉僻壤，更進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裡頭蠻夷傳所記的風俗來參證，我們可以看見現代社會學者許多想像的事項，或者證實，或者要加修正。總而言之，幾千年間一部豎的進化史，在一塊橫的地平上可以同時看出，除了我們中國以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國了。我們若從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我們因為文化太古，書籍太多，所以真偽雜陳，很費別擇，或者文義艱深，難以索解，我們治國學的人，為節省後人精力而且令學問容易普及起見，應該負一種責任，將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審定一番，解釋一番。這種工作，前清一代的學者已經做得不少。我們一面憑藉他們的基礎，容易進行；一面我們因外國學問的觸發，可以有許多補他們所不及。所以從這方面研究，又是極有趣味的事。
我們有極優美的文學美術作品，我們應該認識他的價值，而且將賞鑑的方法傳授給多數人，令國民成為“美化”。這種工作，又要另外一幫人去做，我們裡頭有性情近於這一路的，便應該以此自任。
以上幾件，都是舉其最重要者。其實文獻學所包含的範圍還有許多，就是以上所講的幾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無數的細目。我們做這類文獻學問，要懸三個標準以求到達：
凡研究一種客觀的事實，須先要知道他“的確是如此”，才能判斷他“為什麼如此”。文獻部分的學問，多屬過去陳跡，以訛傳訛失其真相者甚多。我們總要用很謹嚴的態度，仔細別擇，把許多偽書和偽事剔去，把前人的誤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來。這種工作，前清“乾嘉諸老”也曾努力過一番；有名的清學正統派之考證學便是。但依我看來，還早得很哩。他們的工作，算是經學方面做得最多，史學、子學方面便差得遠，佛學方面卻完全沒有動手哩。況且我們現在做這種工作，眼光又和先輩不同，所憑藉的資料也比先輩們為多。我們應該開出一派“新考證學”，這片大殖民地，很夠我們受用咧。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單文孤證便下武斷，所以要將同類或有關係的事情網羅起來貫串比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學的人，採集各種標本，愈多愈妙。我們可以用統計的精神，作大量觀察。我們可以先立出若於種“假定”，然後不斷的搜羅資料，來測驗這“假定”是否正確。若能善用這些法門，真如韓昌黎說的，“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許多前人認為無用的資料，我們都可以把他廢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兩個條件，荀子說：“好一則博”；又說：“以淺持博。”我們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擇一兩件專門之業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從極狹的範圍內生出極博來。否則，便連一件也博不成。這便是“好一則博”的道理。又，滿屋散錢，穿不起來，雖多也是無用。資料越發豐富，則駕馭資料越發繁難。總須先求得個“一以貫之”的線索，才不至“博而寡要”。這便是“以淺持博”的道理。
“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生一種毛病，這毛病我替他起個名，叫做“顯微鏡生活”。鏡裡頭的事物看得纖悉周備，鏡以外卻完全不見，這樣子做學問，也常常會判斷錯誤。所以我們雖然專門一種學問，卻切不要忘卻別門學問和這門學問的關係；在本門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關係，這些關係有許多在表面上看不出來的，我們要用銳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關係，才可以成通學。以上上篇
以上關於文獻學，算是講完，兩條路已言其一。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裡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
近來國人對於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那卻不然。我們的祖宗遺予我們的文獻寶藏，誠然足以傲世界各國而無愧色，但是我們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此。其學為何？即人生哲學是。
歐洲哲學上的波瀾，就哲學史家的眼光看來，不過是主智主義與反主智主義兩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來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過歐人對主智，特別注重；而於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貼近人生。蓋歐人講學，始終未以人生為出發點；至於中國古哲就不然，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歸納於人生這一途，而於西方哲人精神萃集處之宇宙原理、物質公例等等，倒都不視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純以人生為出發點，所以以“人之所以道”為第一位，而於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諸第二位。而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即研究他們所謂的形上學。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索，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號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著這條路去發揮，至全棄其師傳，而復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里斯多德出，於是又反趨於科學。後人有謂道源於亞里斯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於科學方面，有所創發，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後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於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與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漸進於迷信。宗教方面，本來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純以客觀的上帝來解決人生，終竟離題尚遠。後來再一個大反動，便是文藝復興，遂一變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講範疇，範圍更過於嚴謹，好像我們的臨九宮格一般。所以他們這些，都可說是沒有找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鏗等出，才感覺到非改走別的路不可，很努力的從體驗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但是真果拿來與我們儒家相比，我可以說仍然幼稚。
總而言之，西方人講他的形上學，我們承認有他獨到之處。換一方面，講客觀的科學，也非我們所能及。不過最奇怪的，是他們講人生也用這種方法，結果真弄到個莫明其妙。譬如用形上學的方法講人，絕不想到是從人生的本體來自證，卻高談玄妙，把冥冥莫測的上帝來對喻。再如用科學的方法講，尤為妙極。試問人生是什麼？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用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再如達爾文之用生物進化說來講人生，徵考詳博。科學亦莫能搖動，總算是壁壘堅固，但是果真要問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安在？人既自猿進化而來，為什麼人自人而猿終為猿？恐怕他也不能給我們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總之，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夠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懂的。歐洲人卻始終未徹悟到這一點，只盲目的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徬徨莫知所措。蓋中世紀時，人心還能依賴著宗教過活；及乎今日，科學昌明，賴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據。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化而來，哪裡有什麼上帝創造？宇宙一切現象，不過是物質和他的運動，還有什麼靈魂？來世的天堂，既渺不可憑，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懷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們所謂的“世紀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於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於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以下便略講講我們的祖宗精神所在。我們看看是否可以終身受用不盡，並可以救他們西人物質生活之疲敝。
我們先儒始終看得知行是一貫的，從無看到是分離的。後人多謂知行合一之說，為王陽明所首倡，其實陽明也不過是就孔子已有的發揮。孔子一生為人，處處是知行一貫。從他的言論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學而不厭”，又說“為之不厭”，可知學即是為，為即是學。蓋以知識之擴大，在人努力的自為，從不像西人之從知識方法而求知識，所以王陽明曰：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所以說這類學問，必須自證，必須躬行，這卻是西人始終未看得的一點。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絕不是另外一件東西，乃是人生的活動，故宇宙的進化，全基於人類努力的創造。所以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看得宇宙無圓滿之時，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濟”終。蓋宇宙“既濟”則乾坤已息，還復有何人類？吾人在此未圓滿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創造；這一點，柏格森所見的，也很與儒家相近。他說宇宙一切現象，乃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更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識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作精神生活，是要從內省直覺得來的。他們既知道變化流轉，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變化流轉之權，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點，所以他的人生觀，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盡的宇宙當中，不過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點是一點，既不望其成功，苦樂遂不繫於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謂“無入而不自得”。有了這種精神生活，再來研究任何學問，還有什麼不成？那末，或有人說，宇宙既是沒有圓滿的時期，我們何不靜止不作，好嗎？其實不然，人既為動物，便有動作的本能，穿衣吃飯，也是要動的。既是人生非動不可，我們就何妨就我們所喜歡作的，所認為當作的作下去，我們最後的光明，固然是遠在幾千萬年幾萬萬年之後，但是我們的責任，不是叫一蹴而就的達到目的地；是叫我們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們的祖宗，堯、舜、禹、湯、孔、孟，……在他們的進行中，長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亦跑過數寸，積累而成，才有今日；我們現在無論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為現在即將來的人類受用，這都是不可逃的責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以我們雖然曉得道遠之不可致，還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後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正為其知其不可而為，所以生活上才滿含著春意。若是不然，先計較他可為不可為，那末，情志便係於外物，憂樂便關乎得失；或竟因為計較利害的原故，使許多應做的事，反而不做。這樣，還那裡領略到生活的樂趣哩？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認人是單獨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會，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仁”字從二人，鄭玄曰：“仁，相人偶也。”（《禮記》注。）非人與人相偶，則“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執異，絕非儒家所許。蓋人格專靠各個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沒有別人，我的人格，從何表現？譬如全社會都是罪惡，我的人格受了傳染和壓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個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各個自己化合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這個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立人達人，非立達別人之謂，乃立達人類之謂。彼我合組成人類，故立達彼，即是立達人類；立達人類，即是立達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來體驗這個達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一書，講仁字的，屢見不一見。儒家何為把仁字看得怎麼重要呢？即上面所講的，儒家學問，專以研究“人之所以道”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仁之概念，與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謂之仁。知乎人與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惡，即是人的好惡，我的精神中，同時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現世的人為然，即如孔、孟遠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潤在國民腦中不少，可見彼我相通，雖歷百世不梗；儒家從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實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種精神，影響於國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業，我可以說真是全世界唯一無二的至寶。這絕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可研究得來的，要全用內省的工夫，實行體驗。體驗而後，再為躬行實踐，養成了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觀，生趣盎然的向前進；無論研究什麼學問，管許是興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憂”，就是這個道理。不幸漢以後這種精神便無人繼續的弘發，人生觀也漸趨於機械。八股制興，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後人日稱“尋孔顏樂處”，究竟孔、顏樂處在哪裡，還是莫明其妙。我們既然誦法孔子，應該好好保有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觀——才不愧是聖人之徒啊！
此外，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傳於印度，但是盛於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正法一派，全在中國。歐洲人研究佛學的日多，梵文所有的經典，差不多都翻出來。但向梵文裡頭求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禪宗，真可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的確是印度以外才能發生，的確是表現中國人的特質，叫出世法與入世法並行不悖。他所講的宇宙精微，的確還在儒家之上。說宇宙流動不居，永無圓滿，可說是與儒家相同。曰“一眾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達人之意，蓋宇宙最後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實現之圓滿相，絕非求得少數個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於現世的居多；一偏於出世的多。至於他的共同目的，都是願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現在自由二字，誤解者不知多少，其實人類外界的束縛，他力的壓迫，終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隸，儒、佛用許多的話來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縛，解放淨盡，頂天立地，成一個真正自由的人。這點佛家弘發得更為深透，真可以說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產品。這話，東西人士，都不能否認。此後全世界受用於此的正多，我們先人既辛苦的為我們創下這分家業，我們自當好好的承受，因為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這種安身立命之具，再來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種學問，那末，才算盡了人生的責任。
諸君聽了我這兩夜的演講，自然明白我們中國文化，比世界各國並無遜色。那一般沉醉西風，說中國一無所有的人，自屬淺薄可笑。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這邊的諸同學，從不對於國學輕下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固然，我也聽有許多人諷刺南京的學生守舊，但是只要舊的是好，守舊又何足詬病？所以我願此次的演講，更能夠多多增進諸君以研究國學的興味！以上下篇（《國學研究會演講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