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今天來找我的女人舉止正經、措辭嚴密，因為她是個律師。
她帶來了我的妻子曹英與我離婚的通知，並出示了曹英給律師的委託書以及她單方面擬好的離婚協議。
兩份文書像兩張薄餅，在我手裡捏著。它們非常滾燙，儘管從遙遠的英國發出，經歷了數万里路的風涼，卻依然熱度未減。它們能讓我怒火中燒。不是嗎？我忍受了三年和曹英分居的痛苦，為了出國和她團聚，我還蒙受了屈辱，做了我不該做的事。我犧牲自尊和人格，甚至出賣自己的學生，換來了學校出國的准許。眼看著拿到出國的簽證，正擇日啟程，妻子的離婚通知卻突如其來，像晴天的霹靂。這紙文書更像是利刃，要將我和曹英的婚姻關係一刀兩斷。可我是愛她的呀！並且也忠於她，至少在性方面我寧可手淫都不和愛我的女性上床。可曹英愛我嗎？忠於我嗎？她能做到不和勾引她的男人上床嗎？那些如狼似虎的外國佬，以及同她一起出去把愛人留在國內的那幾個如飢似渴的中國男人，他們能放過美麗而懦弱的彰文聯的妻子嗎？ 答案就在我的手裡，一份離婚協議說明了一切。 “拿筆來，”我對曹英的律師說，見她愣著，我又說：“有筆嗎？” 曹英的律師掏出筆，遞給我，說：“你不是不可以考慮。” 我說：“對一個失去了妻子情愛的丈夫來說，還需要考慮嗎？”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師說，“在利益方面，你有需要增加或刪減的地方，可以提出來，進一步協商。” 我笑了笑，看了曹英的律師一眼，在協議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離婚協議又回到曹英的律師手上，她像對待證據一樣看護著它，把它收好，因為那上面已經有了我的簽字。就是說協議產生了效力，它改變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關係，或宣示了一樁婚姻的死亡。 “那麼，現在我們走吧，”曹英的律師說，她把茶杯往茶几中央推了推，“如果你方便的話。” 我懵懂地看著曹英的律師。 “有了協議，可以去辦正式的離婚手續了呀！”曹英的律師說。 我恍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腦袋，“哦，是的。” “當然，你情緒不好，我們約個時間再去。” “我情緒不好嗎？”我說，“眼看婦女解放、新生、獨立、自由，我情緒能不好嗎？我又不是地主惡霸。” 曹英的律師一笑，可能是因為她覺得我幽默。這是今天她到我家後露出的第一個笑容。 “好吧，那我們現在就去。離婚證能早些辦也好，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你？去離婚？”我看著不是我妻子的女人說。 “當然，我是你妻子的律師。她不在，我可以代理。” “那麼，你去辦就是了。我可不可以不去？” “除非你也請一個律師。” 一個小時後，我坐在了曹英的律師車上。我不得不和她去辦離婚手續，因為我沒有律師。我不需要律師，就像一個注定終審也將維持原判的人，不想破費一樣。縱使我花再多的錢，我的婚姻也無法挽救，因為我和曹英的問題不是錢能解決的。她現在不是因為窮才不愛我，就像當年她不因為我沒錢就不愛我一樣。想當年我拮据得只能抽九毛錢一包的“鐘山”煙，因為我工資的一半都援助了讀書的弟弟，但曹英的愛卻使我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富有的人。而現在我抽煙的規格已經提高到了十五塊錢一包的“555”，偶爾還能抽上三四十塊錢一包的“玉溪”、“中華”，我的生活質量蒸蒸日上，但婚姻卻走向了墳墓。我現在正朝墳墓駛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再有一個小時，我和曹英的婚姻將徹底地被埋葬。即或婚姻存續，我還是曹英的丈夫，曹英還是我的妻子，愛情死去了，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曹英的律師開著車，進城穿街游刃自如，想必已有不短的車齡。她的年紀也不過三十出頭，就成了價值超過二十萬的汽車的車主。如果這樣的女車主貌美風騷，那是勢在必得。可這位女子算不上美，只能說不難看而已。相貌平平的女人比比皆是，擁有香車的能有幾個？而我身邊的這位女人竟能出類拔萃，這是為什麼？ “看來，律師真是個好職業。”我說。 “此話怎講？”她歪了一下頭說。 “因為，”我說，“多少當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託在你們律師身上呀！” “這話說的，我怎麼覺得特別陰毒呀？好像我們律師是資本家剝削者似的。” “有為弱者或無助者親自開車和竭誠幫助的資本家剝削者麼？” “沒有。” “那律師怎麼會是資本家剝削者呢？” 她又歪過頭來，看了看我，說：“你真應該去當律師。” “為什麼？” “因為你會狡辯。” “我的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會的，她也是一名律師。” “再過一會，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硬的東西還在信封裡。那是我和曹英的結婚證，我花了近一個小時才在床底下的鞋盒找到它。誰把它裝在了那裡？什麼時候？不記得了。一個沒有鞋的鞋盒子，誰想結婚證會藏在其中？誰想到結婚證在結婚後還會那麼重要？它有教授的職稱資格證重要么？沒有。結婚是為了離婚，或結婚才有離婚，結婚證是留著離婚用的，誰想到呀？ 我把結婚證從信封裡拿出來，看著這個折騰我的東西，我百感交集，像失敗者看見紅旗一樣。我多久不看這紅本子了？三年？五年？我想是六年，因為我和曹英結婚已經六年了。六年前為了得到這本東西，我是費了多大勁呀！它是我倆與曹英的父母鬥爭的成果，因為曹英的父母反對女兒嫁給我，所以我們才要鬥爭。那鬥爭可真叫殘酷，最後是曹英以與父母斷絕關係為代價，才嫁給了我。這本結婚證來之不易呀！可現在我得把這本結婚證交出去，把六年前鬥爭取得的勝利果實拱手奉送，我於心不忍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妻子已經不愛你了，不願跟你同甘共苦了，你能強迫她回心轉意麼？就像牛不願喝舊泥塘的水了，老鼠掉進米缸裡了，你再把它們拉回過原來的生活，有幸福可言麼？ “其實，你不必這麼愁眉苦臉。”曹英的律師說，她注意到我拿著結婚證發呆。 “我想，你應該是一個灑脫的人。你有那麼多的學生。” 我盯著曹英的律師，因為她的話讓我敏感。 “聽你的意思，好像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師說，她看著前方，沉默了一會，“你應該比一般的離異者更容易……重新找到幸福。” “因為我桃李芬芳？近水樓台先得月？” “難道不是嗎？” “那要看我是怎樣的人。” “你是個很受學生歡迎乃至崇拜的老師。” “想不到你的當事人也會褒揚我。” “不，我是聽東西大學的人說的。” “東西大學？我受歡迎？被人崇拜？嗨，我連教授都評不上你聽說了嗎？” “我有個妹妹在東西大學讀書，我從她那知道的。” “那你妹妹一定與眾不同。” “是，當然，”曹英的律師說，她停住車，因為前面出現了紅燈，“我妹妹在東西大學誰也看不起，除了你。” “有那麼高傲的學生嗎？她應該去讀北大。” “想知道她叫什麼嗎？” “不想。” “米薇。”曹英的律師說，她平靜地看著我，想知道我是什麼反應。 “哦，米薇呀，”我說，我強迫自己沉著、平靜。 “認識嗎？” “認識。” “熟嗎？” “熟。” “很熟嗎？” “很熟。” 這個自稱米薇的姐姐看著我，像監視學生考試的老師一樣。 這時候，紅燈消失綠燈亮起，我說綠燈亮了，快看。她端正了臉，踩了油門，把車開過道口。勻速地行駛後，她說：“該你問我了。” “米薇怎麼會是你的妹妹呢？你們不是一個姓，再說，你們長得也不像呀？”我說。 “我知道你會這麼問我，”她說，“但我們確實是姐妹。至於我們為什麼不一個姓，很簡單，我們的父母離了婚，我歸爸爸姓莫，她隨母親姓米。” “還有呢？” “還有，我們姐妹為什麼長得不像是吧？”她嘆了一口氣，“現在也不怕跟你說。因為我母親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想必是個帥哥，因為妹妹生下來很漂亮，而且越長越美，和我相比，簡直是兩個爹生的。我爸爸於是起疑，藉口帶妹妹去北京旅遊，在北京做了親子鑑定，證實了他的臆斷。這就是我和妹妹不相像的原因，也是父母離婚的原因。”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說。我突然想起了托爾斯泰。 米薇的姐姐瞟了我一眼，我心裡現在把她當作米薇的姐姐了。她彷彿也是以米薇姐姐的身份在看我，像是要從我身上找出我和她當事人離婚與她的妹妹有什麼瓜葛一樣。 這個社會的關係錯綜複雜我知道，可如此那般的千絲萬縷我卻沒想到。人和人之間怎麼都有聯繫呀？我和曹英離婚本來與米薇沒有關係，毫不相干，可曹英請來的律師竟是米薇的姐姐！ ？這個城市太小了麼？也不小。五百萬人口的城市，竟也不能讓我和妻子在離婚這件事情上變得單一一些，純粹一些。 “你妹妹，不錯，”我不得不說米薇，既然她姐姐把她扯了進來。 “她的崇拜者、追求者，可要比我的多得多。” “我們現在不談米薇，我是你妻子曹英的離婚代理人，別忘了。”她說，米薇的姐姐變成了曹英的律師。 “好，很對，是的，”我說，“我們離婚去吧。” 我突然沉默不語，因為我的心情變得沉重了起來。我正在去離婚，就像一個死到臨頭的人已經在行刑的路上。我與曹英的家庭正在走向毀滅，婚姻的死亡就要成為現實。我的愛情就要被埋葬了，但掘墓人卻不在場。現在和我去離婚的女人，竟不是我的妻子！ ？曹英你真是心狠啊，連面都不跟我見，連個電話都不打也不接，這是何苦呢？你不能親身體驗離婚過程的悲哀，不能承受離婚現場的難堪，難道我就樂於體驗、甘願承受麼？ 一幢青磚紅瓦的小樓兀立在我們的面前。曹英的律師領我走了進去。陳舊的標語，斑駁的牆壁，木樓梯，像老電影的畫面勾起我腦海裡的印記。我肯定我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在二樓的樓梯，我看見一個缺陷，那是我跪倒的時候膝蓋骨碰壞的——我因為太激動了、太迫切了，拉著曹英上樓。我光顧著看曹英，顧不著別的，腳一踩空，撲通跪下！我的骨頭像錘子往階級上一敲，把木邊給敲出了一塊。我當時並不覺得疼痛，只覺得不祥！而曹英卻和我相反，我看著她因為我跪倒而心疼得流淚的樣子，不祥的感覺轉瞬就沒有了。這麼心疼我的女人上哪去找呀？這麼恩愛的一對男女結婚以後怎麼可能還會分手呢？結婚之前的這一跪，不說明什麼，是不小心捱的。我不相信不吉利。我美好的想法散佈著我的身體，像麻藥一樣，麻醉了我六年。 如今，六年前的那個不祥感覺或兆頭又來了，它正在得到驗證。我的膝蓋骨突然疼痛無比，六年前的創傷過了六年才鑽心刺骨，像麻醉期過了或麻藥失效了一樣。 我步履艱難地隨曹英的律師上樓。她領著我，熟門熟路的樣子讓人感覺她是個離婚專業戶。 事實上就是這樣。婚姻部的辦事員都認得她，而且對她還十分尊重，又是請坐又是倒茶，稱她莫大律師，彷彿她是能給人們帶來福利的使者。是的，從當事人的角度看她是，比如曹英現在一定很感謝她，她幸福的希望就寄託在她身上。她能替人把事辦成了，把彰文聯的妻子變成了彰文聯的前妻，那麼在曹英看來，莫律師真是勞苦功高啊。 莫律師出示曹英的委託書，讓我把結婚證拿出來交給辦事員。然後我得到一份表，在莫律師的指導下，把表填好了，最後莫律師和我分別在表上簽名。當表交還辦事員的時候，辦事員已經把離婚證辦好了，遞給我們。那是兩本藍顏色的本子，我和莫律師各執一本。 我手持離婚證往另一隻手一拍，說：“完了？” 莫律師說：“完了。” 我扭身就走，莫律師跟著出來。在樓門前，莫律師說你沒事吧？我說沒事。 “我送你回去吧。” 我看著莫名其妙關懷我的女人，說：“那我會哭的。” 於是她給我一張名片，還給了一段話：“律師是世界上最希望被人請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害怕被人請的人。因為，他只能站在僱請他的一方的立場上，而冒犯了另外的一方，尤其是他維護的一方佔上風或勝訴的時候。” “原來律師也有痛苦，”我說，“不僅幸福著勝方的幸福，還痛苦著敗方的痛苦。律師的良心昭然若揭哪！但願我的前妻也像你一樣，她也是一名律師。” 她冷靜地看了我一眼，像是不屑我的講話。她沒有回敬我的話就走了。她坐上她那部與她相貌不符卻與身份相符的車子，把它開走。 莫笑蘋。我看著她留給我的名片上的名字。這個女子不尋常呀，像她同母異父的妹妹米薇。她是心志不尋常，而米薇的不尋常是她魔鬼般的身體。 我突然想見米薇，特別想見她。我想告訴她我離婚了，想知道她是怎樣的態度？她會不會高興得手舞足蹈？並且給我安慰。我現在需要別人安慰，真的很需要。 我在電話亭用肩胛夾著話筒，手指撥的卻是李論的號碼。
“祝賀！衷心祝賀！” 李論念念有詞，頻頻舉杯，向我祝酒。他把我的離婚當成一件很大的喜事，眼里和嘴裡盡是艷羨和嫉妒的神情與口吻，彷彿離婚是每個事業有成的男人難以實現的夢想，誰實現了誰便是三生有幸的男人。有道是：戀愛是迷誤，結婚是錯誤，離婚是覺悟。如此說來我是個覺悟的男人。可我覺悟了什麼呢？曹英和我的婚變讓我得到了什麼？ “首先祝賀你獲得了自由，”李論說，“砸爛了婚姻的枷鎖，你解放了！” “離婚不是我提出來的，我並不想離婚。”我說。 “然後就是祝賀你將迎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李論不顧我的說明，“美麗的大學像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你就是花園的蜜蜂，風流在大學這個美麗的花園裡！”李論篡改一首兒歌，唱道。 “我是園丁，不是蜜蜂。” “然後嘛，就是祝賀你和我仍然能狼狽為奸，”李論還是不顧我的說明，“你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他在篡改一首詩，說道。 “你這麼反動，我不會再與你為伍的，”我說，“你曾糟蹋過我的女學生，以後你別想了，沒門。” 李論說：“那我們換女教師好了，呵？” 我忽然嚴肅起來，說：“李論，我來找你是希望你安慰我，不是來聽你煽動和挑唆的。” “好呀！”李論看著我，“我這就安慰你，”他遞過一張餐紙，“你擦眼淚，可你得哭呀？你不哭，你說你心在流血，好，”他抓起酒瓶，“你把這瓶酒喝了，它能止血！”他晃動瓶子，像江湖郎中鼓搗藥液一樣，“喝了它，包好！” “喝就喝！”我一把接過酒瓶，盯著裡面透明的液體，猛地往我嘴裡倒灌。 我像一口淺薄的井子，咕嚕咕嚕地吸收著水酒，沒多少便冒頂了，多餘的都噴了出來。 李論擦著噴濺到他身上的酒漬，冷冷地笑了笑，說：“你不就是想出國嗎？現在和老婆離婚了，這國嘛也就沒理由出去了，所以你憤懣、窩火，想找一個地方對一個人傾吐、發洩。但是你不痛苦，你的神情告訴我，你有的只是痛快。你像白岩松，痛并快樂著。” 我怔怔地看著李論，他彷彿一台透視機，在冷酷地對待著我。 “你的心本來沒有流血，”李論手指著我說，“但經我這麼一捅，流血了。” 我再一次抓過酒瓶，把剩餘的酒都喝了進去。 我居然沒吐，灌進去的酒像流向了深淵。 李論點點頭，又是冷冷一笑，說：“這回我相信，你是真的痛了。”
我拒絕李論的護送，坐出租車回了大學。我的錢包裡全是美元和英鎊，我掏出十英鎊給了司機，被他退了回來。我說不認識這是英鎊麼？那我給你美元。我拿出一百美元給了司機，又被他退了。我說你連美元都不要，難道你只認識人民幣麼？司機說美元英鎊我都認識，可惜你上車的時候，你的朋友已經給了我一百元人民幣了，負責把你送到家。我說我已經到家了，我的家就在樓上。司機說我送你上樓去。我說不用，我自己能走。司機說既然這樣我找你四十六元。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你不需要我按你朋友的話做，所以我只能按表收費。我說錢是我朋友給你的，你找給他吧。他說我哪兒去找你的朋友去呀？我說那好，你開著車，在校園裡兜，看一看這所腐朽大學的美麗夜色，兜夠一百元，行嗎？他說腐朽？美麗？那我倒是要看一看。我謝了實在和好奇的司機，獨自上樓。 一團黑糊糊的東西定在我住所門口，我以為是什麼人蹲在那裡。等我到了跟前，才看清那不是人，而是一大籃鮮花！誰把鮮花放在我的門口？是誰在我離婚的當天就送來了祝福和吉祥？誰把我離婚的醜聞當成了喜訊？ 我試了幾把鑰匙，才把自己住所的門打開。我抱著花籃走了進去。 我在花籃裡找到一張紙條，紙條上的字歪歪扭扭，是女性的手筆，寫著： 翅膀沒有在天空中留下痕跡，但我真的飛過…… 這是一句泰戈爾的詩，但手寫這句詩的人卻肯定不是泰戈爾。泰戈爾早死了，只有他的詩活著。這句詩我在課堂上講過，還把它寫到黑板上。現在，是誰記著這句詩又把它抄送給了我？ 我知道是誰。其實，從看到花籃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是誰送的。她是我離婚後最想見的一個人，但是我沒有見她。我最不想見的人是李論，但是我卻見了李論。我真想有一個人告訴我這是何苦？為什麼？也許只有泰戈爾能告訴我，這個雖死猶生的詩人，也許能做我導師。是的，他當之無愧。 這籃鮮花芬芳馥郁，她的芳香也沒有痕跡。
兩份文書像兩張薄餅，在我手裡捏著。它們非常滾燙，儘管從遙遠的英國發出，經歷了數万里路的風涼，卻依然熱度未減。它們能讓我怒火中燒。不是嗎？我忍受了三年和曹英分居的痛苦，為了出國和她團聚，我還蒙受了屈辱，做了我不該做的事。我犧牲自尊和人格，甚至出賣自己的學生，換來了學校出國的准許。眼看著拿到出國的簽證，正擇日啟程，妻子的離婚通知卻突如其來，像晴天的霹靂。這紙文書更像是利刃，要將我和曹英的婚姻關係一刀兩斷。可我是愛她的呀！並且也忠於她，至少在性方面我寧可手淫都不和愛我的女性上床。可曹英愛我嗎？忠於我嗎？她能做到不和勾引她的男人上床嗎？那些如狼似虎的外國佬，以及同她一起出去把愛人留在國內的那幾個如飢似渴的中國男人，他們能放過美麗而懦弱的彰文聯的妻子嗎？ 答案就在我的手裡，一份離婚協議說明了一切。 “拿筆來，”我對曹英的律師說，見她愣著，我又說：“有筆嗎？” 曹英的律師掏出筆，遞給我，說：“你不是不可以考慮。” 我說：“對一個失去了妻子情愛的丈夫來說，還需要考慮嗎？”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師說，“在利益方面，你有需要增加或刪減的地方，可以提出來，進一步協商。” 我笑了笑，看了曹英的律師一眼，在協議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離婚協議又回到曹英的律師手上，她像對待證據一樣看護著它，把它收好，因為那上面已經有了我的簽字。就是說協議產生了效力，它改變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關係，或宣示了一樁婚姻的死亡。 “那麼，現在我們走吧，”曹英的律師說，她把茶杯往茶几中央推了推，“如果你方便的話。” 我懵懂地看著曹英的律師。 “有了協議，可以去辦正式的離婚手續了呀！”曹英的律師說。 我恍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腦袋，“哦，是的。” “當然，你情緒不好，我們約個時間再去。” “我情緒不好嗎？”我說，“眼看婦女解放、新生、獨立、自由，我情緒能不好嗎？我又不是地主惡霸。” 曹英的律師一笑，可能是因為她覺得我幽默。這是今天她到我家後露出的第一個笑容。 “好吧，那我們現在就去。離婚證能早些辦也好，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你？去離婚？”我看著不是我妻子的女人說。 “當然，我是你妻子的律師。她不在，我可以代理。” “那麼，你去辦就是了。我可不可以不去？” “除非你也請一個律師。” 一個小時後，我坐在了曹英的律師車上。我不得不和她去辦離婚手續，因為我沒有律師。我不需要律師，就像一個注定終審也將維持原判的人，不想破費一樣。縱使我花再多的錢，我的婚姻也無法挽救，因為我和曹英的問題不是錢能解決的。她現在不是因為窮才不愛我，就像當年她不因為我沒錢就不愛我一樣。想當年我拮据得只能抽九毛錢一包的“鐘山”煙，因為我工資的一半都援助了讀書的弟弟，但曹英的愛卻使我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富有的人。而現在我抽煙的規格已經提高到了十五塊錢一包的“555”，偶爾還能抽上三四十塊錢一包的“玉溪”、“中華”，我的生活質量蒸蒸日上，但婚姻卻走向了墳墓。我現在正朝墳墓駛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再有一個小時，我和曹英的婚姻將徹底地被埋葬。即或婚姻存續，我還是曹英的丈夫，曹英還是我的妻子，愛情死去了，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曹英的律師開著車，進城穿街游刃自如，想必已有不短的車齡。她的年紀也不過三十出頭，就成了價值超過二十萬的汽車的車主。如果這樣的女車主貌美風騷，那是勢在必得。可這位女子算不上美，只能說不難看而已。相貌平平的女人比比皆是，擁有香車的能有幾個？而我身邊的這位女人竟能出類拔萃，這是為什麼？ “看來，律師真是個好職業。”我說。 “此話怎講？”她歪了一下頭說。 “因為，”我說，“多少當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託在你們律師身上呀！” “這話說的，我怎麼覺得特別陰毒呀？好像我們律師是資本家剝削者似的。” “有為弱者或無助者親自開車和竭誠幫助的資本家剝削者麼？” “沒有。” “那律師怎麼會是資本家剝削者呢？” 她又歪過頭來，看了看我，說：“你真應該去當律師。” “為什麼？” “因為你會狡辯。” “我的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會的，她也是一名律師。” “再過一會，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硬的東西還在信封裡。那是我和曹英的結婚證，我花了近一個小時才在床底下的鞋盒找到它。誰把它裝在了那裡？什麼時候？不記得了。一個沒有鞋的鞋盒子，誰想結婚證會藏在其中？誰想到結婚證在結婚後還會那麼重要？它有教授的職稱資格證重要么？沒有。結婚是為了離婚，或結婚才有離婚，結婚證是留著離婚用的，誰想到呀？ 我把結婚證從信封裡拿出來，看著這個折騰我的東西，我百感交集，像失敗者看見紅旗一樣。我多久不看這紅本子了？三年？五年？我想是六年，因為我和曹英結婚已經六年了。六年前為了得到這本東西，我是費了多大勁呀！它是我倆與曹英的父母鬥爭的成果，因為曹英的父母反對女兒嫁給我，所以我們才要鬥爭。那鬥爭可真叫殘酷，最後是曹英以與父母斷絕關係為代價，才嫁給了我。這本結婚證來之不易呀！可現在我得把這本結婚證交出去，把六年前鬥爭取得的勝利果實拱手奉送，我於心不忍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妻子已經不愛你了，不願跟你同甘共苦了，你能強迫她回心轉意麼？就像牛不願喝舊泥塘的水了，老鼠掉進米缸裡了，你再把它們拉回過原來的生活，有幸福可言麼？ “其實，你不必這麼愁眉苦臉。”曹英的律師說，她注意到我拿著結婚證發呆。 “我想，你應該是一個灑脫的人。你有那麼多的學生。” 我盯著曹英的律師，因為她的話讓我敏感。 “聽你的意思，好像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師說，她看著前方，沉默了一會，“你應該比一般的離異者更容易……重新找到幸福。” “因為我桃李芬芳？近水樓台先得月？” “難道不是嗎？” “那要看我是怎樣的人。” “你是個很受學生歡迎乃至崇拜的老師。” “想不到你的當事人也會褒揚我。” “不，我是聽東西大學的人說的。” “東西大學？我受歡迎？被人崇拜？嗨，我連教授都評不上你聽說了嗎？” “我有個妹妹在東西大學讀書，我從她那知道的。” “那你妹妹一定與眾不同。” “是，當然，”曹英的律師說，她停住車，因為前面出現了紅燈，“我妹妹在東西大學誰也看不起，除了你。” “有那麼高傲的學生嗎？她應該去讀北大。” “想知道她叫什麼嗎？” “不想。” “米薇。”曹英的律師說，她平靜地看著我，想知道我是什麼反應。 “哦，米薇呀，”我說，我強迫自己沉著、平靜。 “認識嗎？” “認識。” “熟嗎？” “熟。” “很熟嗎？” “很熟。” 這個自稱米薇的姐姐看著我，像監視學生考試的老師一樣。 這時候，紅燈消失綠燈亮起，我說綠燈亮了，快看。她端正了臉，踩了油門，把車開過道口。勻速地行駛後，她說：“該你問我了。” “米薇怎麼會是你的妹妹呢？你們不是一個姓，再說，你們長得也不像呀？”我說。 “我知道你會這麼問我，”她說，“但我們確實是姐妹。至於我們為什麼不一個姓，很簡單，我們的父母離了婚，我歸爸爸姓莫，她隨母親姓米。” “還有呢？” “還有，我們姐妹為什麼長得不像是吧？”她嘆了一口氣，“現在也不怕跟你說。因為我母親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想必是個帥哥，因為妹妹生下來很漂亮，而且越長越美，和我相比，簡直是兩個爹生的。我爸爸於是起疑，藉口帶妹妹去北京旅遊，在北京做了親子鑑定，證實了他的臆斷。這就是我和妹妹不相像的原因，也是父母離婚的原因。”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說。我突然想起了托爾斯泰。 米薇的姐姐瞟了我一眼，我心裡現在把她當作米薇的姐姐了。她彷彿也是以米薇姐姐的身份在看我，像是要從我身上找出我和她當事人離婚與她的妹妹有什麼瓜葛一樣。 這個社會的關係錯綜複雜我知道，可如此那般的千絲萬縷我卻沒想到。人和人之間怎麼都有聯繫呀？我和曹英離婚本來與米薇沒有關係，毫不相干，可曹英請來的律師竟是米薇的姐姐！ ？這個城市太小了麼？也不小。五百萬人口的城市，竟也不能讓我和妻子在離婚這件事情上變得單一一些，純粹一些。 “你妹妹，不錯，”我不得不說米薇，既然她姐姐把她扯了進來。 “她的崇拜者、追求者，可要比我的多得多。” “我們現在不談米薇，我是你妻子曹英的離婚代理人，別忘了。”她說，米薇的姐姐變成了曹英的律師。 “好，很對，是的，”我說，“我們離婚去吧。” 我突然沉默不語，因為我的心情變得沉重了起來。我正在去離婚，就像一個死到臨頭的人已經在行刑的路上。我與曹英的家庭正在走向毀滅，婚姻的死亡就要成為現實。我的愛情就要被埋葬了，但掘墓人卻不在場。現在和我去離婚的女人，竟不是我的妻子！ ？曹英你真是心狠啊，連面都不跟我見，連個電話都不打也不接，這是何苦呢？你不能親身體驗離婚過程的悲哀，不能承受離婚現場的難堪，難道我就樂於體驗、甘願承受麼？ 一幢青磚紅瓦的小樓兀立在我們的面前。曹英的律師領我走了進去。陳舊的標語，斑駁的牆壁，木樓梯，像老電影的畫面勾起我腦海裡的印記。我肯定我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在二樓的樓梯，我看見一個缺陷，那是我跪倒的時候膝蓋骨碰壞的——我因為太激動了、太迫切了，拉著曹英上樓。我光顧著看曹英，顧不著別的，腳一踩空，撲通跪下！我的骨頭像錘子往階級上一敲，把木邊給敲出了一塊。我當時並不覺得疼痛，只覺得不祥！而曹英卻和我相反，我看著她因為我跪倒而心疼得流淚的樣子，不祥的感覺轉瞬就沒有了。這麼心疼我的女人上哪去找呀？這麼恩愛的一對男女結婚以後怎麼可能還會分手呢？結婚之前的這一跪，不說明什麼，是不小心捱的。我不相信不吉利。我美好的想法散佈著我的身體，像麻藥一樣，麻醉了我六年。 如今，六年前的那個不祥感覺或兆頭又來了，它正在得到驗證。我的膝蓋骨突然疼痛無比，六年前的創傷過了六年才鑽心刺骨，像麻醉期過了或麻藥失效了一樣。 我步履艱難地隨曹英的律師上樓。她領著我，熟門熟路的樣子讓人感覺她是個離婚專業戶。 事實上就是這樣。婚姻部的辦事員都認得她，而且對她還十分尊重，又是請坐又是倒茶，稱她莫大律師，彷彿她是能給人們帶來福利的使者。是的，從當事人的角度看她是，比如曹英現在一定很感謝她，她幸福的希望就寄託在她身上。她能替人把事辦成了，把彰文聯的妻子變成了彰文聯的前妻，那麼在曹英看來，莫律師真是勞苦功高啊。 莫律師出示曹英的委託書，讓我把結婚證拿出來交給辦事員。然後我得到一份表，在莫律師的指導下，把表填好了，最後莫律師和我分別在表上簽名。當表交還辦事員的時候，辦事員已經把離婚證辦好了，遞給我們。那是兩本藍顏色的本子，我和莫律師各執一本。 我手持離婚證往另一隻手一拍，說：“完了？” 莫律師說：“完了。” 我扭身就走，莫律師跟著出來。在樓門前，莫律師說你沒事吧？我說沒事。 “我送你回去吧。” 我看著莫名其妙關懷我的女人，說：“那我會哭的。” 於是她給我一張名片，還給了一段話：“律師是世界上最希望被人請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害怕被人請的人。因為，他只能站在僱請他的一方的立場上，而冒犯了另外的一方，尤其是他維護的一方佔上風或勝訴的時候。” “原來律師也有痛苦，”我說，“不僅幸福著勝方的幸福，還痛苦著敗方的痛苦。律師的良心昭然若揭哪！但願我的前妻也像你一樣，她也是一名律師。” 她冷靜地看了我一眼，像是不屑我的講話。她沒有回敬我的話就走了。她坐上她那部與她相貌不符卻與身份相符的車子，把它開走。 莫笑蘋。我看著她留給我的名片上的名字。這個女子不尋常呀，像她同母異父的妹妹米薇。她是心志不尋常，而米薇的不尋常是她魔鬼般的身體。 我突然想見米薇，特別想見她。我想告訴她我離婚了，想知道她是怎樣的態度？她會不會高興得手舞足蹈？並且給我安慰。我現在需要別人安慰，真的很需要。 我在電話亭用肩胛夾著話筒，手指撥的卻是李論的號碼。
“祝賀！衷心祝賀！” 李論念念有詞，頻頻舉杯，向我祝酒。他把我的離婚當成一件很大的喜事，眼里和嘴裡盡是艷羨和嫉妒的神情與口吻，彷彿離婚是每個事業有成的男人難以實現的夢想，誰實現了誰便是三生有幸的男人。有道是：戀愛是迷誤，結婚是錯誤，離婚是覺悟。如此說來我是個覺悟的男人。可我覺悟了什麼呢？曹英和我的婚變讓我得到了什麼？ “首先祝賀你獲得了自由，”李論說，“砸爛了婚姻的枷鎖，你解放了！” “離婚不是我提出來的，我並不想離婚。”我說。 “然後就是祝賀你將迎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李論不顧我的說明，“美麗的大學像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你就是花園的蜜蜂，風流在大學這個美麗的花園裡！”李論篡改一首兒歌，唱道。 “我是園丁，不是蜜蜂。” “然後嘛，就是祝賀你和我仍然能狼狽為奸，”李論還是不顧我的說明，“你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他在篡改一首詩，說道。 “你這麼反動，我不會再與你為伍的，”我說，“你曾糟蹋過我的女學生，以後你別想了，沒門。” 李論說：“那我們換女教師好了，呵？” 我忽然嚴肅起來，說：“李論，我來找你是希望你安慰我，不是來聽你煽動和挑唆的。” “好呀！”李論看著我，“我這就安慰你，”他遞過一張餐紙，“你擦眼淚，可你得哭呀？你不哭，你說你心在流血，好，”他抓起酒瓶，“你把這瓶酒喝了，它能止血！”他晃動瓶子，像江湖郎中鼓搗藥液一樣，“喝了它，包好！” “喝就喝！”我一把接過酒瓶，盯著裡面透明的液體，猛地往我嘴裡倒灌。 我像一口淺薄的井子，咕嚕咕嚕地吸收著水酒，沒多少便冒頂了，多餘的都噴了出來。 李論擦著噴濺到他身上的酒漬，冷冷地笑了笑，說：“你不就是想出國嗎？現在和老婆離婚了，這國嘛也就沒理由出去了，所以你憤懣、窩火，想找一個地方對一個人傾吐、發洩。但是你不痛苦，你的神情告訴我，你有的只是痛快。你像白岩松，痛并快樂著。” 我怔怔地看著李論，他彷彿一台透視機，在冷酷地對待著我。 “你的心本來沒有流血，”李論手指著我說，“但經我這麼一捅，流血了。” 我再一次抓過酒瓶，把剩餘的酒都喝了進去。 我居然沒吐，灌進去的酒像流向了深淵。 李論點點頭，又是冷冷一笑，說：“這回我相信，你是真的痛了。”
我拒絕李論的護送，坐出租車回了大學。我的錢包裡全是美元和英鎊，我掏出十英鎊給了司機，被他退了回來。我說不認識這是英鎊麼？那我給你美元。我拿出一百美元給了司機，又被他退了。我說你連美元都不要，難道你只認識人民幣麼？司機說美元英鎊我都認識，可惜你上車的時候，你的朋友已經給了我一百元人民幣了，負責把你送到家。我說我已經到家了，我的家就在樓上。司機說我送你上樓去。我說不用，我自己能走。司機說既然這樣我找你四十六元。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你不需要我按你朋友的話做，所以我只能按表收費。我說錢是我朋友給你的，你找給他吧。他說我哪兒去找你的朋友去呀？我說那好，你開著車，在校園裡兜，看一看這所腐朽大學的美麗夜色，兜夠一百元，行嗎？他說腐朽？美麗？那我倒是要看一看。我謝了實在和好奇的司機，獨自上樓。 一團黑糊糊的東西定在我住所門口，我以為是什麼人蹲在那裡。等我到了跟前，才看清那不是人，而是一大籃鮮花！誰把鮮花放在我的門口？是誰在我離婚的當天就送來了祝福和吉祥？誰把我離婚的醜聞當成了喜訊？ 我試了幾把鑰匙，才把自己住所的門打開。我抱著花籃走了進去。 我在花籃裡找到一張紙條，紙條上的字歪歪扭扭，是女性的手筆，寫著： 翅膀沒有在天空中留下痕跡，但我真的飛過…… 這是一句泰戈爾的詩，但手寫這句詩的人卻肯定不是泰戈爾。泰戈爾早死了，只有他的詩活著。這句詩我在課堂上講過，還把它寫到黑板上。現在，是誰記著這句詩又把它抄送給了我？ 我知道是誰。其實，從看到花籃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是誰送的。她是我離婚後最想見的一個人，但是我沒有見她。我最不想見的人是李論，但是我卻見了李論。我真想有一個人告訴我這是何苦？為什麼？也許只有泰戈爾能告訴我，這個雖死猶生的詩人，也許能做我導師。是的，他當之無愧。 這籃鮮花芬芳馥郁，她的芳香也沒有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