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論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為免惹事，民間的論述往往也避而不談整個89年，連追憶八十年代的話題，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說笑，說在中國，1988年過後，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見了、失踪了？對一些人來說，那是永恆的記憶，正如香港記者協會為紀念89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出的書的名字：《人民不會忘記》。但人民真的不會忘記嗎？對絕大部份大陸的年輕人來說，89六四天安門事件從未進入過他們的意識，他們從沒看過有關的圖像和報導，更沒有家人或師友向他們解說過。他們不是忘記，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論上，假以時日，一整年是可以因為人們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週年，59年達賴喇嘛出走五十週年，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99年鎮壓法輪功十週年，所謂96521，弄得大家很緊張。所以也有人說笑，以後逢八進十好了，下次2018後，就提前進入2020。
不過，對何東生這一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說，89六四跟他們個人的關係已不大，他們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進入權力核心的，不擔負89六四的原罪。何東生事後想起來，2009年有驚無險，還不如2008年驚濤駭浪。倒是之後不久，外部環境再度驟變，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勢將引爆內部壓抑多年的矛盾，加上當時的黨政班子任滿換屆在即，這才是對黨的最大考驗。
何東生說：從2008年開始，貴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鋼鐵廠一連串事件，讓他意識到地方政府面對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是多麼脆弱——像在瓮安，當地政府和公安人員竟然棄甲而逃，而在通鋼，國家機器如果出動的話，鎮壓的將是產業工人。共產黨鎮壓產業工人，它的執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後他參加了一個中央機密小組，籌劃應變方案，沙盤推演中國以後若發生大範圍動亂將如何應對，最後製訂了幾個儲備方案，中央並據此開了多次與軍方、公安和武警的聯合統籌會議，數度把幾千名縣委書記和地方公安領導幹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訓。
在2009年，何東生已經清楚的意識到，全球經濟是會再度出現更重大的危機的，不過只要到時候中國政府處理得當，反而是絕妙的大好機會解決中國內部長期解不開的死結，化危為機。何東生甚至認為，中國能否提前進入盛世，一看國際形勢，二看內部是否及時出現一個機遇，讓現屆政府能覆手為雨趁機一舉撥亂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未竟全功之處。所謂機遇，說穿了就是一場大危機，只有大危機才能讓老百姓心悅誠服的接納專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黨執政，能夠讓老百姓接受的兩大理由：一是有利穩定，二是能夠集中資源辦大事。就是說，維持穩定只是它的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因為民主制度未嘗不能維穩，就以台灣為例，你以民主亂象譏它，但人家卻和平易權，政局一樣可以穩定。所以，光說能夠維穩是不夠的，更須證明一黨執政能辦民主制度辦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這點，它的存在價值仍是應該接受挑戰的。何東生等待的就是這個辦大事的機遇，私下稱之為“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名字很老套，但何東生卻甩不掉，思前想後，伴著他過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沒有一場及時的大危機，時任政府任滿換屆的時候則危矣。一來中共權力交替素來如此，黨內各派系權爭會很激烈；二來這幾年的確事多，從08年金融海嘯開始，社會矛盾尖銳化，官員動輒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處處為對手留下口實，這樣拖到黨代表大會，當權派下課似成定局。何東生不是當權派的核心成員，只是他當時作為兩朝元老，對誰稍不壞、誰比誰更壞心裡有數，他較願意襄助一些沒有什麼出身背景的技術官僚掌權。但是儘管如此，他也不願意被捲入權爭的風暴眼中，不願意看到中國的政局因為換屆而出現大動盪。他只是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本身難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說在換屆前一年左右，來一場恰當的大危機，而政治局決定援用並按部就班執行“治國平天下方案”，這樣，何東生心想，中國就有救了，雖然後世大概不會知道他處心積慮的貢獻，不會想到“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匹木馬是他何東生為黨永久執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帶來盛世，所有功勞將歸在最上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何東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他個人的投資策略，是跟美元對賭。在中南海這麼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員一樣，盡量把人民幣挪到國外換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資產，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份換成加幣作為自己獨生兒子在彼邦讀書的費用，並在溫哥華尚娜斯老布爾喬亞高級洋房區置業。剩下的美元則買了金礦、石油之類礦產、能源股，打算長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決定留住人民幣，或投資在人民幣的硬商品上，就是國內房產。他不玩國內股票，一是沒時間、二是討厭整個遊戲的不誠實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覺得他貪財。這些年他的反美投資策略帶給他可觀的回報，堅定了他對國際經濟的看法。當08年金融海嘯肆虐的時候，何東生早就有所預期，然而他還是覺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經濟理論，重構了他心目中世界經濟和中國發展之路，並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結合在他的“治國平天下方案”裡。
他看到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因為它們的兩黨或多黨民主制度緣故，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這只怪獸。美國的民選政客受制於利益集團：華爾街、大企業、軍事產業、地方勢力、教會、工會、特殊利益的公關遊說團，還要照顧媒體民意，故在需要他們團結辦大事的時候只能左顧右盼，小打小鬧，不敢忍痛刮骨療傷，更不可能大刀闊斧。他們國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及共和黨右翼更不斷扯後腿添亂，完全跟時代脫節，有破壞沒貢獻。何東生對西方代議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無寄望，更不相信美國那些與華爾街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財經決策官員有魄力作出正確救世界經濟的決定。反而，他越發認為中國的後極權專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駕御現階段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如果中國對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的話。
不過，何東生知道，中國的事情，光有正確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各級黨政部門都已經受利益集團和貪腐官員的過度把持，他們會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確的政策。所以，何東生心想，只有一場空前的危機，時任當權者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專政，政令上行下效，為蓄勢待發的中國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不過，何東生雖然預期世界經濟會出現比08年更嚴重的動盪，卻沒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機這麼快就到臨，而政治局在慌亂的第一天，就決定啟動了一個新鮮出爐的應變儲備方案，叫“冰火盛世計畫”。這個計畫當然是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集體智慧，只不過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東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國平天下方案”。
先說美國怎麼啦？怎麼學起我們中國，國家印鈔票賣債券，去救沒救的汽車公司、去注資已破產的銀行，錢都花不到點子上。結果，信貸沒有再活絡、房價繼續尋底、市場依然收縮、失業率照舊爬升，而美元則一台階一台階的往下走，美國的投資者不要美元、世界的投資者不要美元，連日本、俄羅斯、台灣的中央銀行也不敢只持美元，美國債券長期短期利息再好都難以出貨。美元在09年初曾一度回升，但之後兩年已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終於世界對美元的信心到了臨界點，在二月的一個交易日之內，噩夢驟然而來，美元被恐慌性拋售，隨之是美股崩盤，黃金二千美元一盎司，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和財政部長辭職，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史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等一起確認美國正式進入高通脹式大衰退，即中國媒體所說的冰火期。
這時候，世界大部份地方的經濟當然不妙了。中國的情況呢？中國也危了，出口停滯、失業人口驟增、股市連續跌停板，這次經濟的增長由正變負大概是逃不掉了。 2009年靠國家財政撥款直接投資來刺激經濟的行為，雖然有助於保證GDP增長，卻並沒有真正拉動消費內需，不少錢是投在可疑的大型項目和固定資產上的，受益者主要是官僚及央企的裙帶利益集團，反而助長了國企對市場的壟斷，壓縮了民企空間。
最要命的還是美元大幅貶值。在2004年前，中國每年的對外貿易順差不大。但從04年開始，中國越來越不需要外國製造的進口工業產品，而出口卻越做越猛，外匯儲備驟然攀升到超過二萬億美元，然後在一天內不見了三分之一以上價值。原來，中國雖然叫嚷了半天，其實並沒有像日本、俄羅斯、台灣等地的中央銀行在放美元，而是一直到最後還在挺美元、買美元資產，不是不想跟美元逐步脫鉤，而是因為缺乏其他選擇。我們是已經跟日韓東盟、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在鋪墊雙邊的貨幣交換安排，我們是已經在積極要求美國發行人民幣結算的債券，即外國媒體所說的熊貓債券。所以不是不做準備，而是時不我予，只能祈望美元暫時不倒，想不到美元偏偏這麼快就倒了。但政治是殘酷的，光是主權財富縮水這項罪名，加上事後可預期的國內經濟負增長，上一屆政府在黨內已威望全失，到一年後換屆的時候將全無招架之力，肯定都要下台，那將是一個親痛仇快的時刻。這就是上屆政府毅然決定採用冰火盛世計畫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呀，既然橫死豎也死，索性背水一戰，釜底抽薪，以期扭轉乾坤，勝則全勝，敗則……敗則管他洪水滔天，是下屆政府的事了。
美元大貶值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八，中國剛過了農曆年假期，除了部份工廠外，全面開市。那天早上幾乎所有新聞媒體都報導說世界經濟進入了冰火期。下午各城市就出現食品和日常用品搶購潮，到晚上已經人心惶惶。
國家機器去哪裡了？
其實，全國的公安、武警、解放軍當天都已經進入了戒備，中央向各級政府宣布：全國處於緊急狀態，冰火盛世計畫已經啟動。這個行動是一環扣一環的，必須全國一盤棋，按預定計劃走，才能竟全功。
第一環，除新疆和西藏立即戒嚴之外，其他地方沒有中央命令，國家機器不准出動。換句話說，國家機器在等。等什麼呢？等著看要多久才出現真的亂象。等著看民眾能夠忍受多長的無政府狀態。等著那一刻，人民呼喚政府不要拋棄他們，懇求國家機器出來拯救自己。就是說，等到全國人民再度心甘情願的委身給巨靈。
如果出現大規模打砸搶燒的情況，或居民集體逃離自己的居住地區，那就是國家機器出動的信號。結果，民眾度過了六天惶惶不可終日、謠言滿天飛的日子，到了第七天各地報上來的情況，已經有了動亂的跡象，但就是這樣，全國也只有少數地區出現大範圍打砸搶燒或居民集體逃難的現象。第八天正月十五，解放軍、武警部隊象徵性的開進全國六百多個城市，全無例外的受到居民的夾道歡迎。這說明在小康社會，人民怕亂多於怕專政，而且中國社會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無序，渴求穩定的人佔絕大多數，只要矛頭不是指向政府，一切都好辦。
那天下午，公安、武警、解放軍聯合宣布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社會秩序一下恢復，連偷雞摸狗行為都戛然絕跡。政府也宣布開倉派送中央儲備糧的大米，每天限量配給，完全免費，二十四小時來者不拒，確保老百姓不愁挨餓。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嫌國家儲備糧用的多季稻大米口感不好，都不愛吃，竟不踴躍領米，而且因為嚴打，投機份子也不敢去收購儲備糧倒賣給米酒廠。
方草地氣憤的問何東生：“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嚇唬老百姓？”
何東生像講課般的說：
危機開始的時刻是很關鍵的，一開始處理不好就很難收拾。這次危機是超嚴重的，足以誘發全國性的群體事件。它從經濟面開始，但會引爆各種潛伏已久的深層社會矛盾，如果政府的反應太溫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怨氣會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藥，有些階層又接受不了，會反彈。不管我們怎麼做矛頭都只會指向政府。
當時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除了涉及少數民族的群體事件可能是族群對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體事件，都是群眾與政府對立。很多老百姓已經有了定見，認定不鬧事問題不會得到解決，所以什麼雞零狗碎的事都動輒演變成群體性事件。
如果全國同時發生群體性事件，矛頭、怨氣都是指向政府的話，我們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個火頭一個火頭的去滅，或一個群體一個群體的去安撫，再多警力、軍隊、武裝力量都不夠，國家機器就崩潰了。
反過來說，只要矛頭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體性事件。個別不法之徒滋事並不構成群體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讓老百姓把所有的矛頭都同時指向政府。
推演來推演去，險中求勝的惟一方法是讓老百姓自己嚇唬自己，怕政府拋棄他們，怕無政府。無政府狀態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用他在《巨靈》或叫《利維坦》一書的說法，在自然的狀態下，人的生命，是孤獨、貧窮、齷齪、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那才是終極的恐怖。你們認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說怕中國會大亂，怕的不就是這個嗎？因為怕無政府，怕大亂，大家反而主動願意在一隻並不可愛的巨靈前面跪下，因為只有這隻巨靈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就是說讓國家成為暴力的惟一合法壟斷者，捨此別無選擇。也就是說只有讓人們真的感到，大難當前，只能指望我們共產黨了，我們才能接著集中資源辦大事。
小希頂了何東生一句：“現在談的是政府和無政府，沒有說政府必然就是你們共產黨！”
何東生說：“爭論這個沒意義，反正現在兩者是一回事”。
小希問：“你們製造無政府狀態，已經騙得民心，連北京老百姓都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了，還想怎樣？為什麼還要嚴打？你知道每次嚴打會有多少人枉死？”
方草地說：“我就是差點死在這次嚴打”。
何東生說：“憑良心說，我也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搞嚴打。但是，上一任政府為了在換屆前表現強硬，並且也真的為了辦好接下來的大事，不得不如此。全球經濟進入寒冬，中國要自救，就需要下猛藥調整經濟，但這樣一來社會有可能失控，政令會被扭曲，民眾會鬧事。國家必須完全控制了社會，馴服了老百姓，大家乖乖的聽話，才能共渡時艱。怎麼馴服呢？83年市場經濟出現亂象，老鄧不是也搞了一次嚴打，89六四，又是另一種形態的嚴打。懂嗎？為了辦大事，犧牲是難免的”。
小希和方草地覺得何東生這番話強辭奪理，想反駁，何東生示意讓他先把話說完。他說：1816年，也就是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戰爭效應消失，英國出現經濟大衰退，國債是GDP的兩點五倍。不巧的是因為1815年印尼發生人類有紀錄以來最大的火山爆發，全球灰雲蓋日，導至翌年歐洲農作全面失收。當時的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顧問你們知道是誰？就是鼎鼎大名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眼看大衰退將要引起社會大亂了，他們只用了一招作為危機處理。哪一招呢？就是取得議會同意，廢止Habeas Corpus，即英國的人身保護令，誰鬧事誰不聽話，政府可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來就關進監獄，用現代話說就是政府隨意踐踏人權。結果，整個大衰退期間英國的刁民都不敢鬧事，過一年後經濟就恢復了。神奇吧？
當然，這個期間人民是要吃苦挨餓的，而且以前資本主義衰退大多數是周期性的，一年兩年，撐過去就沒事。但這次跟三十年代那次經濟大蕭條一樣，可以拖它十年八年，硬撐撐不過，政府要進場。我的重點是，永遠是穩定第一，但穩定不是目的，穩定是為了辦大事，所以非常時期或緊急狀態一定要先嚴打，敲山震虎，然後，趁著嚴打的效應仍在，就放手推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