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我去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店的二樓，參加《讀書》雜誌的新春茶聚。這是一年一度的活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間斷的去了幾次，而自從2004年搬到北京後，我大概隔年去露個臉，跟老一輩的編輯、作者瞎聊幾句，算是讓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於年輕編輯、作者就算了，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覺得有必要認識我。
那天，氣氛和以前不一樣，大夥都特別亢奮。最近一兩年我也察覺到自己常常莫明的亢奮，但那天大伙的亢奮仍讓我有點詫異。三聯、《讀書》的編輯、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難得表現出亢奮。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幾兩二鍋頭，嗨嗨的。
《讀書》的創刊老人莊子仲已經很久不曾露臉，竟也坐著輪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紅光滿面，如枯木回春。但是圍著他轉的人太多，我沒過去打招呼。另外，三聯、《讀書》歷任所有的一把手、黨委書記，總經理，正副主編，只要活著的都來了，那真是個不大不少的奇蹟，以我跟三聯、《讀書》的人交往這麼多年，從沒看過這種盛況，太令人驚喜了。我對人性向來犬儒，不覺得哪個機構內部是完全和諧的，尤其是大陸機構，特別是國營企業，包括國營的文化單位。
那天，我認識的編輯、作者都過度熱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們繼續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忙著跟別人亢奮去了。這種遭遇其實很普通，在茶聚、酒會常見，尤其當你不是角兒的時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轉移掉後，我調整心態，其實也就是回到這麼多年來自己最熟悉的心態，一個不投入的旁觀者的心態。我得承認，我看到的仍讓我覺得感動：這麼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識界精英如此和諧的共聚一堂，臉上都掛著真誠的愉悅，甚至集體亢奮，現在一定是個名副其實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極好，但腦中有個奇怪的念頭讓我覺得我該離場。我從聚會出來，打算順便逛逛書店。我先在二樓隨便看看藝術書，再到一樓體會一下最新的暢銷書、商業書、旅遊書。那天書店擠滿人。書還有這麼多人看，真好！我想起書香社會四個字。我從一樓的樓梯下到地下層，梯階兩側坐滿了專注看書的年輕人、學生，幾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層。我滿心歡喜、小小翼翼的走下去，這是我每次到三聯書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層佔很大空間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學術書區。我一向認為這類書能夠在這個城市有這麼慷慨而具尊嚴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個看文史哲和政治書的城市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層比較冷清，應該說，是特別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層，我也沒有了細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書找到就算。要找什麼書，卻一時記不起來。我朝地下層裡面走，心想可能看到書就會想起自己在找什麼。我過了哲學區，轉往政治區、歷史區，這時候突然胸口有點鬱悶。是地下層空氣不好嗎？
我快步離開地下層。沿梯階重上地面，心想著不要碰撞到兩旁坐著看書的年輕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褲腳，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著我，不是年輕人，是個年紀不輕的女人。
“老陳！”她瞪著我說。
“小希”，我說著，心想小希怎麼幾年不見，這麼顯老，頭髮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還想這人是不是老陳！”她說話的神情好像是在說：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沒上去《讀書》的茶聚？”我問。
“我來了才知道……我沒。你現在有空嗎？”她像抓住一條救命草，懇切的等我回應。
我說：“有，我請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陣才說：“我們邊走邊聊”，然後她鬆手放開我的褲腳。
出了三聯她就朝著美術館方向走，我並排跟著，等她說話，她不語，我主動問她：
“宋大姐好嗎？”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兒子好嗎？”
“嗯！”
“多大了？”
“二十多了”。
“這麼大了？”
“嗯”。
“在唸書還是在做事？”
“在唸書。不要說他！”
我愕然，還記得她疼愛這個孩子的樣子。我說：“要不我們去華僑大廈喝杯咖啡？”
“就在這裡好了”。
我們走進美術館旁的小公園。
她停下來說：“老陳，你感覺到嗎？”她懇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該回答“感覺到什麼”？因為她好像在測試我，像是在問口令，我若答得不對，她就不會向我說心裡話。作為作家，我喜歡聽別人的心裡話。作為男人，我想听這個女人的心裡話。
我面有難色的吱唔著，她說：“是不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我勉強點頭。我一生中，曾有過多次在我毫無感覺的時候，被別人要求我描述對一件藝術品或一段音樂的感覺。我憎恨這種沒感覺的感覺，但也因為訓練有素，擅以吱唔應對。
她繼續：“太好了，我就知道。剛才在書店看到你走下樓梯，我就在想，老陳會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樓梯等你上來”。
大概在小希的印像中，我是個見多識廣、通情達理的人。我喜歡別人對我有這個印象。
我指一下長椅說：“我們坐一會”。
我這個建議是對的，坐下後她放鬆了，閉上眼睛說：“終於，終於”。
她曾是我喜歡的那種女人，這麼多年輪廓和體形都沒有變樣，可是臉缺保養多了縐紋，頭髮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發憂鬱。
她好像在閉目養神。我看著看著，呯然心動一下，還是喜歡這個女人，我喜歡憂鬱的女人。
她閉著眼睛說：“我連個談話的人都沒有，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人越來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戀”。
我說：“別犯傻，誰不孤獨，再孤獨也得活著”。
她沒有理會我的陳腔濫調：“沒人記，我記。沒人說，我說。難道是我瘋了？什麼痕跡都沒有了，什麼證據都沒了，都沒人管”。
我喜歡她說北京話的腔調。
她閉著眼睛說：“你說，我們算是老朋友了，怎麼就這麼多年都不見，你說說。”
“我以為你出國了呢。”
“沒有！”
“沒有就好，現在大家都說，哪裡都不如中國”。
她睜開眼睛，瞪著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麵無表情。她露出笑容：“虧你有心情開玩笑”。我哪是在開玩笑，但我立即順著她，也笑一笑。
她說：“差點以為是我兒子在說話”。
“你兒子，剛才你說不要說他，你們怎麼啦？”
她語氣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學，入了黨。”
我含糊說：“那，很好，將來好找工作”！
她說：“他要進中宣部”。
我以為聽錯，該是中移動、中石化、中銀、中信之類吧。 “中宣部？”
小希點頭。
我說：“中宣部可以報考嗎？”
“他說是他人生的目標。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沒話。你見著他，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與小希挨坐著，有一種幸福感。好一個初春的下午，陽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園來消磨時間了，也有些煙民在抽煙……煙民？兩位煙民一根煙抽完，再抽第二根。我愛看偵探推理小說，我還真寫過偵探推理小說，這樣的情景很有幻想餘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節。不過在現實裡，我只是個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暢銷書作家，並無一點被跟踪的價值。在中國，有人的地方就有煙民，很平常。
我聽小希還在向我傾訴：“這算添亂嗎？算折騰嗎？是，這兒沒我的事，但是總不能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怎麼說變就變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麼刺激？她兒子，還是她個人惡夢般的過去有後遺症？
她看著我說：“有一次在藍旗營一家小館，跟一個你們台灣男人相親，是在大陸做生意的台商，說起話來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資世界大局，沒完沒了，沒有他不知道的，把我悶的，到我剛說了幾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訓我，說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氣壞了，真想抽他，太可惡了”。
“台灣男人也不見得個個如此”，我覺得有必要替“我們”台灣男人說句話，然後好奇的問：“後來你跟那人怎麼啦？”。
她現出笑容：“他只顧著教訓我，屁股就坐了一個椅子邊兒，隔桌有個挺高挺壯的男孩結完賬起來，走過的時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撲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問。
小希：“年輕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麼表示？”
“什麼表示？就走了唄！樂死我了。”
“你認識他？”
“不認識。倒真想認識”。
我有點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覺得好得很。我現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見過太多暴力，難免受影響，我想起了自己當年不敢和她過份接近的原因。 “那台灣男人後來怎樣？”
“他凶巴巴的站起來，想開罵，又找不到對象，就罵了一句：'沒文化'。你看，你們台灣人還是看不起我們”。
“現在哪敢？”我知道以前兩岸三地人心底都有點互相瞧不起，不過現在怕都改變了。
我問：“那次相親就黃了？”
小希說：“人家想找年輕的”。
我心想，女人不該不染頭髮。 “你生活還可以嗎？”
她鎖一下額、翹一下嘴，在陽光下暴露了更多縐紋：“生活可以，周圍的人都變了，心裡難受，現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沒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臉茫然的望著前方地面。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陽光穿過乾枯的樹枝篩落的一地斑駁碎影吸引了她，還是她忽然想起些什麼而走神了？片刻，她回過神來：“哎呀，我得走了，待會高峰車擠”。
我把名片給她：“我們約吃飯，跟你媽、兒子”。
她溫柔的說：“看吧”。她站起來，說一聲“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還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從後面看還真有看頭，身材、動姿都像年輕女人。她從公園南側出去，我愉悅的漫步走向公園東側出口，突然想起兩個煙民，轉身一看，發覺他們也已走到公園南側出口處，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術館方向，走出我的視線，那兩個煙民等了幾秒鐘，也跟著往美術館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