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老師應該有六十歲了。他高中畢業來到我們小學時，我正上二年級。小學，都是女老師多，來了個男老師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還因為他總穿一身退了色的軍裝；我們還當他是轉業軍人，其實不是，那軍裝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處理物資。
因為那身軍裝，還因為他微微地有些駝背，很少有人能猜準B老師的年齡。 “您今年三十幾？”或者：“有四十嗎，您？”甚至：“您面老，其實您超不過五十歲。”對此B老師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糾正。
他教我們美術、書法，後來又教歷史。大概是因為年輕，且多才多藝，他又做了我們的大隊總輔導員。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我記得，大隊日過得開始正規；出旗，奏樂，隊旗繞場一周，然後各中隊報告人數，唱隊歌，宣誓，各項儀式一絲不苟。隊旗飄飄，隊鼓咚咚，孩子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莊嚴。 B老師再舉起拳頭，語氣昂揚：“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孩子們齊聲應道：“時刻準備著！”那一刻藍天白雲，大夥更是體會了神聖與驕傲。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大隊室也變得整潔、肅穆。 “星星火炬”掛在主席像的迎面。隊旗、隊鼓陳列一旁。四周的牆上是五顏六色的美術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類。我們幾個大隊委定期在那兒開會，既知重任在肩，卻又無所作為。
B老師要求我們“深入基層”，去各中隊聽取群眾意見。於是乎，學習委員、勞動委員、文體委員、衛生委員，以及我這個宣傳委員，一干人馬分頭行動。但群眾的意見通常一致：沒什麼意見。
宣傳委員負責黑板報。我先在版頭寫下三個美術字：黑板報（真是廢話）。再在周圍畫上花邊。內容呢？無非是“好人好事”，“表揚與批評”，以及從書上摘來的“雷鋒日記”，或從晚報上抄錄的謎語。兩塊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禮拜日休息時寫滿。
春天，我們在校園裡種花。同學們從家裡帶來種籽，撒在樓前樓後的空地上。 B老師釘幾塊木牌，寫上字，插在鬆軟的土地上：讓祖國變成美麗的大花園。
秋天我們收穫向日葵和蓖麻。雖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簍，但儀式依然莊重。這回加了一項內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隊委念一篇獻詞。然後推選出幾個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簍，隊旗引路，去獻給祖國。祖國在哪兒？曾是我很久的疑問。
那時的日子好像過得特別飽滿、色彩斑斕，彷彿一條充盈的溪水，顧自歡欣地流淌，絕不以為夢想與實際會有什麼區別。
B老師也這樣，算來那時他也只有二十一、二歲，單薄的身體裡彷彿有著發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節演節目，他扮成一棵大樹，我們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們中間，貼一身綠紙，兩臂搖呀搖呀似春風吹拂，於是我們紛紛開放。他的嗓音圓潤、高亢：“啊，春天來了，山也綠了，水也藍了。看呀孩子們，遠處的濃煙那是什麼？”花朵們回答：“是工廠裡爐火熊熊！是田野上燒荒播種！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們要為這偉大的時代做些什麼？”“努力學習，健康成長，為人類貢獻甘甜的果實！”
新年又演節目，這回他扮成聖誕老人——不知從哪兒借來一件老皮襖，再用棉花貼成鬍子，腳下是一雙紅色的女式雨靴。舞檯燈光忽然熄滅，再亮時聖誕老人從天而降。孩子們擁上前去。聖誕老人說：“猜猜孩子們，我給您們帶來了什麼禮物？”有猜東的，有猜西的，聖誕老人說：“不對都不對，我給你們送來了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台詞應該說設計不俗，可是壞了，共產主義藍圖怎麼是聖誕老人送來的呢？又豈可從天而降？在當時，大約學校裡批評一下也就作罷，可據說後來，文革中，這台詞與B老師的出身一聯繫，便成了他的一條大罪。
B老師的相貌，怎麼說呢？在我的印象裡有些混亂。倒不是說他長得不夠有特點，而是因為眾人多以為他醜——脖子過於細長，喉結又太突出；可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當然我也不能不顧事實一定說他漂亮，故在此一問題上我態度曖昧。比如“B雞脖”這外號在同學中早有流傳，但我自覺自願地不聽，不說，不笑。
實在有人向我問起他的相貌特徵，我最多說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來，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軍裝，使他顯得尤其樸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嚴肅，使他顯得格外幹練；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讓他看起來特別厚道、謙和。
是的，B老師沒有缺點——這世界上曾有一個少年就這麼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學校裡最漂亮的那個女老師能嫁給他。估且叫她G吧。 G老師教音樂，跟B老師年紀相仿，而且也是剛從高中畢業。這不是很好嗎？ G老師的琴彈得好，B老師的字寫得好，G老師會唱歌，B老師會畫畫，這還有什麼可說？何況G老師和B老師都是單身，都在北京沒有家，都住在學校。至於相貌嘛，當然應該擔心的還是B老師。
可是相貌有什麼關係？男人看的是本事。 B老師的畫真是畫得好，在當年的那個少年看來，他根本就是畫家。他畫雷鋒畫得特別像。他先畫了一幅木刻風格的，這容易，我也畫過。他又畫了一幅鉛筆素描的，這就難些，我畫了幾次都不成。他又畫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這有多難，一筆不對就全完，可是他畫得無可挑剔。
他的宿舍裡，一床、一桌、一個臉盆，此外就只有幾管毛筆、一盒顏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畫雷鋒，他好像不大畫別的；寫字也是寫雷鋒語錄，行楷篆隸，寫了貼在宿舍的牆上。同學中也有幾個愛書法的，寫了給他看。 B老師未觀其字先慕其紙：“嗬，生宣！這麼貴的紙我總共才買過兩張。”
當年的那個少年一直想不懂，才華出眾如B老師者，何以沒上大學？我問他，他打官腔：“雷鋒也沒上過大學呀，幹什麼不是革命工作？”我換個方式問：“您本來是想學美術的吧？”他苦笑著搖頭，終於說漏了：“不，學建築。”我曾以為是他家境貧困，很久以後才知道，是因為出身，他的出身壞得不是一點半點。
禮拜日我在學校寫板報，常見他和G老師一起在盥洗室裡洗衣服，一起在辦公室裡啃燒餅。可是有一天，我看見只剩了B老師一人，他坐辦公桌前看書，認真地為自己改善著伙食——兩個燒餅換成了一包點心。
“G老師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塊碎落的點心渣，故這“欸”字拐了一個彎。點心渣到底是沒接住，他這才顧上補足後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來了？”
B老師笑了，抬眼看我：“她結婚了。”
G老師結婚了？跟誰？我自知這不是我應該問的。
B老師繼續低頭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這就完了？就這麼簡單？那，B老師呢？我愣愣地站著。
B老師說：“板報寫完了？”
“寫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後我搖了輪椅去看B老師，聽別的老師說起他的婚姻，說他三十幾歲才結婚，娶了個農村婦女。
“生活嘛，當然是不富裕，倆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點兒工資。”
“不過呢，還過得去。”
“其實呀，曾經有個挺好的姑娘喜歡他，談了好幾年，後來散了。”
“為什麼？咳，還說呢！人家沒嫌棄他，他倒嫌棄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說咱倆出身都不好將來可怎麼辦？他是指孩子，怕將來影響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長得也好，大學畢業。人家瞧上了你，你倒還有條件了！”
“那姑娘還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時哭得呀……”
“我們所有的老師都勸他，說出身有什麼關係？你出身好？”
“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我要是出身好我幹嘛不娶她？”
“B老師呀，可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要我說呀，他是聰明了一時，糊塗了一世！”
“也不知是賭氣還是怎的，他就在農村找了一個。這個出身可真是好極了，幾輩子的貧農，可是沒文化，你說他們倆坐在一塊能有多少話說？”
“他肯定還是忘不了先前那個姑娘。大夥有時候說起那姑娘，他就躲開。”
“不過現在他也算過得不錯，老婆對他挺好，一兒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師現在年年都是模範教師，區裡的，市裡的。”
七幾年我見過他一回，那身軍裝已經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確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的年代。他站在樓前的花壇邊跟我說話，一群在校的學生從旁走過，沖他喊：“B雞脖，上課啦！”他和顏悅色地說：“上課了還不趕緊回教室？”我很想教訓教訓那幫孩子，B老師勸住我：“咳沒事，這算什麼？”
八幾年夏天我又見過他一回，“的確良”換成一件T恤衫，但還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這一回，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長了。
“B校長，該走了！”有人催他。
“有個會，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車，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開會的那個老師跟我閒聊。
“B校長入黨了，知道嗎？”
“怎麼，他才入黨呀？”在我的印象裡B老師早就是黨員了。
“是呀，想入黨想了一輩子。B校長，好人哪！可世界找不著這麼好的人！”
那老師說罷背起手，來回踱步，看天，看地，臉上輪換著有嘲笑和苦笑。
我聽出他話裡有話，問：“怎麼了？”
“怎麼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趕上長工資！”
“那怎麼了，好事呀？”
“可名額有限，群眾評選。你說現在這事兒邪不邪？有人說你老B既然入了黨還長什麼工資？你不能兩樣兒全佔著……”
這老師有點神經質，話沒說完時已然轉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遠遠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