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見過我應該叫他“姥爺”的那個人。他死於我出生前的一次“鎮反”之中。
小時候我偶爾聽見他，聽見“姥爺”這個詞，覺得這個詞後面相應地應該有一個人。 “他在哪兒？”“他已經死了。”這個詞於是相應地有了一個人形的空白。時至今日，這空白中仍填畫不出具體的音容舉止。因此我聽說他就像聽說非洲，就像聽說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聽說死；他只是一個概念，一團無從接近的虛緲的飄動。
但這虛緲並不是無。就像風，風是什麼樣子？是樹的搖動，雲的變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讓塵沙迷住……因而，姥爺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說而在，不過言說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親的沉默，是她躲閃的目光和言談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無奈中父親的謊言。那人形的空白裡必定藏著危險，否則為什麼它一出現大家就都變得猶豫，沉悶，甚至驚慌？那危險，莫名但是確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脅，所以我從不多問，聽憑童年在那樣一種風中長大成中國人的成熟。
但當有一天，母親鄭重地對我講了姥爺的事，那風還是顯得突然與猛烈。
那是我剛剛邁進十五歲的時候，早春的一個午後，母親說：“太陽多好呀，咱們幹嘛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說了。”母親這麼說的時候我已經猜到，那危險終於要露面了。滿天的楊花垂垂掛掛，隨風搖盪，果然，在那明媚的陽光中傳來了那一聲槍響。那槍聲沉悶之極。整個談話的過程中，“姥爺”一詞從不出現，母親只說“他”，不用解釋我聽得懂那是指誰。我不問，只是聽。或者其實連聽也沒聽，那槍聲隱匿多年終於傳進這個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這一時刻漂流進一種叫作“歷史”的東西里去了，永不復返。
母親艱難地講著，我惟默默地走路。母親一定大感意外：這孩子怎麼會這麼鎮靜？我知道她必是這樣想，她的目光在我臉上小心地摸索。我們走過幾里長的郊區公路，車馬稀疏，人聲遙遠，滿天都是楊花，滿地都是楊花的屍體。那時候別的花都還沒開，田野一片曠然。
隨後的若干年裡，這個人，偶爾從親戚們謹慎的嘆息之中跳出來，在那空白裡幽靈似地閃現，猶猶豫豫期期艾艾，更加雲遮霧障面目難清——
“他死的時候還不到五十歲吧？別說他沒想到，老家的人誰也沒想到……”
“那年他讓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來，這下大夥才知道他是個抗日的呀……”
“後來聽說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沒人知道去了哪兒。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說又看見他了，說他領著隊伍進了城。我們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嗎？他騎著高頭大馬跟幾個軍官走在隊伍前頭……”
“老人們早都說過，從小就看他是個人材，上學的時候門門兒功課都第一……可惜啦，他參加的是國民黨，這國民黨可把給他害了……”
“這個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覺！聽說過他在村兒里辦幼兒園的事嗎？自己籌款弄了幾間房，辦幼兒園，辦夜校，挨家挨戶去請人家來上課，孩子們都去學唱歌，大人都得去識字，我還讓他叫去給夜校講過課呢……”
“有個算命的說過，這人就是忒能了，剛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後要遭小人算計……”
“快解放時他的大兒子從外頭回來，勸他快走，先到別的地方躲躲，躲過這陣子再說，他不聽嘛……他說我又沒貪贓枉法欺壓百姓，共產黨順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讓位就是，可是你們記住，誰來了我也不跑。我為什麼要跑？”
“後來其實沒他什麼事了，他去了北京，想著是棄政從商塌塌實實做生意去。可是，據說是他當年的一個屬下，給他編造了好些個沒影兒的事。唉，做人呀，什麼時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實，只要躲過了那幾天，他不會有什麼大事，怎麼說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禍臨頭他也沒想到過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時候他說：行呵，我有什麼罪就服什麼刑去。”
……
這裡面必定隱匿著一個故事，悲慘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沒有興致去考證。我不想去調查、去蒐集他的行跡。從小我就不敢問這個故事，現在還是不敢——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故事有時候是必要的，有時候讓人懷疑。故事難免為故事的要求所迫：動人心弦，感人淚下，起伏跌宕，總之它要的是引人入勝。結果呢，它僅僅是一個故事了。一些人真實的困苦變成了另一些人編織的愉快，一個時代的絕望與祈告，變成了另一個時代的瀟灑的文字調遣，不能說這不正當，但其間總似拉開著一個巨大的空當，從中走漏了更要緊的東西。
不是更要緊的情節，也不是更要緊的道理，是更要緊的心情。
因此，不敢問，是這個隱匿的故事的要點。
“姥爺”這個詞，留下來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個隱匿的故事，是我從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懼怕。我記得我從小就蹲在那片虛緲、飄動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頭張望。所有童年的遊戲裡面都有它的陰影，所有的睡夢裡都有它的囂叫。我記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裡面都有它在閃動，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撲打。陽光裡總似潛伏著淒哀，晚風中總似飄蕩著它的沉鬱，飄蕩著姥姥的心驚膽戰，母親的噤若寒蟬，奶奶和父親的顧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歸的顫抖，乃至幼兒園裡那兩個老太太的慌張……因此，我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我怕它一旦成為故事就永遠只是一個故事了。而那片虛緲的飄動未必是要求著一個具體的形象，未必是要求著情節，多麼悲慘和荒誕的情節都不會有什麼新意，它在要求祈禱。多少代人的迷茫與尋覓，仇恨與歧途，年輕與衰老，最終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禱。
有一年我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懺悔的人，走到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墓前，雙腿下跪，我於是知道懺悔不應當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祈禱的人走到二戰德國陣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於是看見了祈禱的全部方向。
姥姥給我留下的記憶很少。姥姥不識字，腳比奶奶的還要小，她一直住在鄉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時候母親偶爾把她接來，她來了便盤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納鞋底，上鞋幫，縫棉衣和棉被，一邊重複著機械的動作一邊給我講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親聽見她講那些故事，便來製止：“哎呀，別老講那些迷信的玩藝兒行不行？”姥姥慚愧地笑笑，然後鄭重地對我說：“你媽說得對，要好好唸書，念好書將來做大官。”母親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這麼說了嗎？”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頭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陽，看院子裡滿樹盛開的海棠花，再低下頭去看手中的針線，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裡去……
現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說她應該知道，可在我的記憶裡她對此好像沒有任何態度，笑罵也無，恨怨也無。也許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無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辦，姥爺對她真正是一個空白的人形；她見到姥爺之前姥爺是個不確定的人形，見到姥爺之後，只不過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個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罵聲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樂和盼望在哪兒？針針線線她從一個小姑娘長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個人形來了，張燈結彩他們拜了堂成了親，那個人形把她娶下並使她生養了幾個孩子，然後呢，卻連那人形也不常見，依然是針針線線度著時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乾了些什麼，忽然一聲槍響，她一向空白的世界裡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難逃……
母親呢，則因此沒上成大學。那聲槍響之後母親生下了我，其時父親大學尚未畢業，為了生計母親去讀了一個會計速成學校。母親的願望其實很多。我雙腿癱瘓後悄悄地學寫作，母親知道了，跟我說，她年輕時的理想也是寫作。這樣說時，我見她臉上的笑與姥姥當年的一模一樣，也是那樣慚愧地張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陽，看院中的老海棠樹。但老海棠樹已經枯死，枝幹上爬滿豆蔓，開著單薄的豆花。
母親說，她中學時的作文總是被老師當作範文給全班同學朗讀。母親說，班上還有個作文寫得好的，是個男同學。 “前些天咱們看的那個電影，編劇可能就是他。”“可能？為什麼？”“反正那編劇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裡來了個客人，偏巧認識那個編劇，母親便細細詢問：性別、年齡、民族，都對；身材相貌也不與當年那個少年可能的發展相悖。母親就又急慌慌地問：“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這一回客人含笑搖頭。母親說：“那您有機會給問問……”我喊起來：“問什麼問！”母親的意思是想給我找個老師，我的意思是滾他媽的什麼老師吧！ ——那時我剛坐進輪椅，一副受壓迫者的病態心理。
有一年作協開會，我從“與會作家名錄”上知道了那個人的藉貫：河北涿州。其時母親已經去世。忽然一個念頭撞進我心裡：母親單是想給我找個老師嗎？
母親漂亮，且天性浪漫，那聲槍響之後她的很多夢想都隨之消散了。然而那槍聲卻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有一天我去找她，辦公室裡只她一個人在埋頭扒拉算盤。 “怎麼就您一個？”“都去造反了。”“不讓您去？”“別瞎說，是我自己要幹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產呀？”很久以後我才聽懂，這是那聲槍響磨礪出的明智——憑母親的出身，萬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親說我要走了，大串聯去。 “去哪兒？”“全國，管它哪兒。”我滿腔豪情滿懷詩意。母親給了我十五塊錢——十塊整的一針一線給我縫在內衣上，五塊零錢（一個兩元、兩個一元和十張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幾個衣兜里。 “那我就走了，”我說。母親抓住我，看著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說咱自己家裡的事，懂嗎？不一定要跟別人說。”我點點頭，豪情和詩意隨之消散大半。母親仍不放手：“記住，跟誰也別說，跟你最要好的同學也別說。倒不是要隱瞞什麼，只不過……只不過是沒那個必要……”
又過了很多年，有人從老家帶來一份縣志，上面竟有幾篇對姥爺的頌揚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點兒確定的形象。文中說到他的抗日功勞，說到他的教育成就，餘者不提。那時姥姥和母親早都不在人間，奶奶和父親也已去世。那時，大舅從幾十年杳無音信之中忽然回來，一頭白髮，滿面蒼桑。大舅捧著那縣志，半天不說話，惟手和臉簇簇地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