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同學匡開平出差經過這裡，一見面就說：“算一算畢業都八九年了，這八九年的！”又說：“我專門來看你，明天就走。飛機票都訂了。”見了老同學我很不好意思，這麼多年也沒混出個名堂來。我不想帶他到家裡去，就說住得很遠。他說：“也不讓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嗎？”我說：“還不是那個樣子，一張臉，兩個鼻孔兩隻眼。”我和許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會暗中笑我。
他看了我滿桌子書說：“在機關還看業務書，少見。還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書。”
我一問知道他當處長了，許小曼在部裡也當處長了。我計算著帶他到外面去吃飯，就說出去有點事，回到家問董柳要錢。董柳說：“充胖子吧，到家裡吃吃算了。”
我說：“這個胖子是打腫臉也要充的。”她把錢給我，我說：“晚上沒回來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興說：“家裡又不遠。”我說：“知道你只想跟老子睡了。”
她說：“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繡了花。”回到辦公室見尹玉娥正跟匡開平說什麼，我一進去她的聲音像被刀砍斷了似的，掩飾地望了我笑說：“來了嗎，來了。”
我想這條長舌頭又在說什麼了。我帶匡開平去吃飯，說到許多同學的境況。
吃完飯他搶著把錢付了，我說：“就這樣掃東道主的面子？”他說：“你也別替我著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開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搶著把房錢交了，我說：“什麼意思嘛。”他說：“先公後私，公家的錢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間，當年的同學，在這些細小之處，就看出差別來了。人在那麼個份上，錢也跟著在那麼個份上，這也是遊戲規則。他這麼幾次搶著付帳，我覺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沒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請大徐開車送他去機場，多少也挽回一點面子。他靠在那裡丟過來一根煙。我吸著煙說：“有時候抽一根，覺得煙也是個朋友。”他說：“我就少不了這根煙，寂寞了點根煙，就有了氣氛。”他告訴我明年是大學畢業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學準備聚會，問我去不去。我說：“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敵？我以後還打算在同學面前做人嗎？”他說：“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問我最近幹些什麼，我怕他心裡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計劃和思路說了一下。他似乎有點興趣，跟我討論起來。說到按現代分析方法進行中藥分類，他還問了幾個細節問題。他說：“其實我在機關多少年都沒想過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誰和誰是怎樣一個關係，你不把關係吃透，隨口講一句話就壞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將來我們同學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們都是混混。”
他隻字不提我現在的處境，這使我感到更加慚愧，自己竟成了一個忌諱的話題。
這種慚愧使我意識到，自己其實也還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無法理直氣壯。一個人他在精神上再堅挺，也不能創造一套價值來對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樣被裹挾著，隨波逐流。我自認為傲視世俗，人格根砥卻不深，在不覺之中總是用了流行的標準與別人交流。我們說話說到很晚，他當了官也並不像我們廳裡的官，有一套徹底的官僚氣質和思維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對他說了，他說：“誰在本單位，潛意識中都有一種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請大徐送他去機場，分手時我說：“明年聚會一定通知我。”他說：“其實聚會吧，也就是聚聚會而已，就那回事。”
後來聚會的消息不是匡開平通知我的，是許小曼，她把電話打到我的辦公室來了。這麼多年沒聽到她的聲音，我的心跳得厲害。她告訴我聚會提前了，因為有兩個同學從日本回來。她要我星期五趕到，又問我坐哪趟車，我還沒想好她說：“就坐四十八次。”放下電話我想，到底是當領導的，作起決定來就是乾脆。
這麼多年不通音訊了，她竟沒有問一問我現在可好，這叫我有點不舒服。可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麼回事，不問實在是體諒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總得帶幾百塊錢，問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捨不得。我到監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塊錢，她馬上答應了。晚上我對董柳說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說：“別人跑膩了，就輪到你身上來了，你說我講得對吧？”我說：“那肯定是對，因為是你講的，你是常對將軍。”她說：“輪到你不會是什麼好事，絕不會是去見部裡的領導，你說我講得對吧？”我說：“講得對，太對了，怎麼會這樣對呢，不是董柳誰能對得這麼厲害？”
下了火車我往出站口走，聽見有人在叫我：“大為，大為！”一看竟是許小曼。我沒想到她會來接我，心中一陣溫暖一陣感動，我沒想到自己竟還是一個值得別人來接的人。她從人叢中擠過來說：“我找到那一頭去了。”那一頭是臥舖車廂。這樣我感到非常慚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來的。這時忽然來了靈感，我說：“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臥舖票都沒有買著。腳都坐腫了。”許小曼說：
“大為你還是老樣子，一點沒變，時間怎麼把你給遺忘了。”我說：“我腦膜炎後遺症不想事，不會著急。”我看她確實變了，不再是當年充滿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點中年婦女的跡象。我覺得自己應該說“你也一點沒變”，可說不出口，那太虛偽了，就說：“你也沒怎麼變，許小曼還是許小曼。”她果然很高興說：
“是嗎？發胖了，孩子也有六七歲了。”出了站有車在等她，我說：“領導到底是領導。”上了車我等著她問我這些年的情況，反正是要問的，可她就是不問。
當著司機的面我也不好問她。我們談到這個那個同學，就是不說自己。我們住在部裡的招待所，進了大門我說：“在衛生系統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到部裡來，好像是個神聖的地方，你們天天在部裡泡著，我看來就像泡在蜜糖罐裡一樣。”
她說：“你們廳裡經常有人來辦事。”這麼一說我知道她對我的情況非常了解，就說：“是那些當官的。”說了這句話我發現自己無意中卸下了一個包袱，把談話的障礙掃除了。她果然抓住這個話頭說：“還在中醫學會？”我說：“都四五年了。”這時下了車，她把我安頓到房間說：“我特地叫你早一天來。”又說：“有時候也要動一動腦筋，什麼東西都是想要才會有，而且想要就會有，你試一試。”我說：“沒那份天才，我還是寫幾篇文章算了。”她說：“文章要寫，別的東西也不能沒有。有了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嗎？”
談到這個話題我很慚愧，可實在不能不談。她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決定別人命運的人，一種是命運被別人決定的人。”我笑了說：“這間房子裡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類型都包括了。”她有點憂鬱地望著我說：“大為你跟我說話也耍貧嘴？”我本來想故作豁達掩飾自己的處境，她這麼一說，我意識到自己這樣就把她推遠了。我說：“那我們好好說話。我真的沒想到當年的許小曼有朝一日會當個處長，三十剛冒頭就當了處長。”她說：“說起來吧，處長就那麼回事，可什麼不是那麼回事？活著就是那麼回事，有那麼回事比沒那麼回事總好點。
一個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個心思，他心思往左邊一轉，你就榮了，右邊一轉，你就枯了，一榮一枯，天堂地獄，想想自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吧。我們的大多數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邊轉，如果往右邊一轉，完了。有時候一個眼神不對你都完了，完了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完的。 ”
我說：“這句話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歷史。我這幾年燒水都會燒糊，買鹽都會生蛆。”
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給她說了。她聽了沒做聲，半天說：“大為啊。”我說：
“其實我也不蠢，我明白怎麼操作才是正確的方向，總有什麼東西擋住了我，心裡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說：“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說：“對你我就不那麼繞著彎子說話了，我不怕說得你痛。從前有個農夫趕著一頭驢走在山崖上，下面是萬丈深淵。農夫鞭子打著驢要它貼著石壁走，驢偏要靠外邊走，怎麼抽它都不行。最後驢掉下了深淵，農夫嘆息一聲說，你勝利了，你勝利了！人那麼倔著其實就是這麼回事。”要別人這麼說，我早就踹他一腳了，但許小曼說了我沒反感，我自嘲地笑一聲說：“什麼時候尋把草來喂喂我吧。”她說：“你擋著自己幹什麼，該出手時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飛快地做了一個出手的動作，又縮了回去。我心中一驚，沒想到許小曼也有這麼一種姿態。我說：“沒想到許小曼也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她說：“誰也不是生活在雲裡，突然掉到人間來的，開始的時候，誰沒一點心理障礙？我們這些人，誰沒有一點驕傲？可守著這點驕傲，捨不得委屈自己，那怎麼辦？要世界來遷就自己，那不可能。”
許小曼帶我到外面去吃飯。吃飯時她說：“為這次聚會，有幾個發了財的同學認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別交什麼住宿伙食費，一交就俗了。”
我說：“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著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塊錢吧。她告訴我凌國強認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們一個在商，一個在官，競價似的都想搶第一，還是凌國強搶去了。我聽了頭皮發麻說：“我們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
她說：“我認了八百。”我馬上說：“那我也認……”她用手勢止住了我說：“你就算了，我給你寫個名字上去吧。”我還想堅持，可口袋裡只有四百多塊錢，底氣不足，也爭不了硬氣，心裡愧疚著不做聲。想起“老百姓”三個字說得真醜，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們去了母校。我建議把車停在校門口，可許小曼還是堅持把車開進去了。我能夠理解她那種榮歸故里的感覺。要有這種感覺，還是得自己是個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當年的宿舍，學生上課去了。
她從門縫裡看了好一會，下樓的時候不做聲，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舊，只是門漆成了棕色，而當年是淡黃色的。我推門進去，一眼就認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張木床。一個男生把頭從蚊帳裡探出來，生硬地問：“找誰？也不招呼一聲就進來了？”我說：“我走錯門了。”就出來了。我們繞著校園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Ｏ”之夜打著火把手挽手高呼著口號要衝出校門的情景生動地浮現在我心頭，耳邊也響起了那激越的小號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還有“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那響徹夜空的吼聲。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淚就湧出來了。
許小曼詢問地望著我，我用衣袖擦著淚說：“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馬上明白了，淚水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