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想來，事情原來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駛著救護車通街跑，藍燈不得不閃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愛玉也不得不眉飛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結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後兩個星期。死人畢竟跟實習時的橡皮人兒不一樣，會有腥羶的氣味，喉頭格格的最後呼吸聲，還有親人吵耳的哭鬧。
傷者在途中已經死亡，同僚在後面說：“不用急，把響號關掉吧，吵死了。”
我便慢吞吞的，紅燈停車，綠燈前進，像在駕駛學院學車一樣。才抵達醫院，死屍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經蟻般擁著死者家人：“棺木壽衣殯儀全套。”“我們現在八折。”“我們送壽氈、花圈、私家車接送往火葬場。”“CALL11183888.”我吃驚了，不禁道：“你們可以放過家人嗎？”有一個女子，細細小小，戴著一頂壘球帽，高聲反駁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爭，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愛玉。
我們戀愛，結婚。她懷孕，挺著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載著傷者在城市奔馳。在郊外買了小屋，屋前種著喪氣的芒果樹、細小而非常酸的黃皮果樹。
當夜班，總在黎明時澆花、煮食，恐怖而平靜地期待將來——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進來時竟是一個黎明，才5時，吾妻愛玉，正在嚓嚓地踏著衣車，修改壽衣——死者淹死，死後身體竟比生前大了兩碼，愛玉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裝，我在吃極其難吃的酸黃皮，隔鄰駛來了一輛黑小貨車，靜靜地下來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頭髮稀疏的女子，4個瘦小如貓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張桌子，進入鄰屋。又靜靜地從小貨車裡搬了幾張床褥、枕頭、雜物。
最小的小孩又提著一個大藤籠，籠裡有隻肥大無比的大白老鼠。
後來見他們一家人在客廳，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響。
我和愛玉不大見到我們的新鄰居，有時看過去，只見他們空蕩蕩的大廳，只有一張大桌子可憐兮兮的。青森男人駛著小黑貨車上班，瘦小的4個小孩，深夜坐在二樓的露台邊看月亮，瘦小女子卻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園修理衣櫃，有時我下班回來，男子偶然咧著一排閃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間便沒有了，黑沉沉的，我總懷疑那不過是個閃亮的夢。
愛玉有輕微流血，進院檢查。一夜我在花園裡吃麵包，空氣有隔街玫瑰的香氣與寧靜。忽然有人敲了門，原來是青森男子。他也是這樣咧著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陳路遠。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開門請他：“差不多凌晨了。你們都很晚啊。”他笑：“打擾了。”我接道：“進來喝杯咖啡。”他略一猶豫，才道：“你可以過來一下嗎？有些事情發生了。”我吃完最後一口麵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陳路遠便站在門口等我，抬頭看月亮，低下頭來，羞羞怯怯地看腳下燦爛的雛菊。我們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訕道：“我叫詹克明。我當救護員。我太太是個殯儀經紀。”陳路遠答道：“哦，我是個建築師。太太沒工作。有4個孩子，剛從加拿大回流回來。”才沒幾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門口有支染血的大鐵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鐵枝一眼，便引我進入花園，若無其事。我恃著高他幾乎一個頭，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無所謂，便隨他進去。
門半虛掩，撲面是熟悉的腥羶氣睞。他推開了門，門後是一池塘鮮血。
“你要進來嗎？沒關係，他們都死了。”
客廳還亮著燈，電視正在播無聲的粵語片，鐳射唱機轉動，傳來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陳路遠側耳聽著，現著光輝寧靜的、基督徒一樣的神情：“多麼美麗的音樂。多麼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讓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轉瞬即逝。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瘦小女子還張著眼，像在看電視，有一種童稚的專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著，腦漿沿額角流下，穿一件家常運動衣，都濕了，染著血，像流了一身汗。
“對不起，嚇著了你。要喝杯咖啡嗎？”
我站在那裡，全身冰涼，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運動鞋，腳尖涼涼膩膩。我說：“還是不了。我想我要報警。”
陳路遠淺淺地笑起來。 “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報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頭，道：“對不起，麻煩你了。孩子在樓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亂，問：“白老鼠呢？”陳路遠道：“不得不如此。”
也不知有沒有答著我的話，又側身道：“你聽聽。巴赫的音樂，來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過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嗎？我在那裡聽風琴奏巴赫的音樂。
在歐洲，事物長久而寧靜。回到香港——發覺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經拆掉——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 “我忙道：”哦，我聽Kenny G.我先走了。 “他站在血塘中，還是十分有禮道：”對不起，我滿腳是血，還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沒有，我上去看看。 “便揚手叫我走。
我發狂地奔跑，在門口絆著了鐵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腳印，點點開著，如雪中紅蓮。
“有些事情發生了。事情發生了。發生了。”
報警的人有點神經錯亂，大概嚇著了。我剛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職的消息，區指揮官的職位我無望了。他們說，是由於本地化政策。我獨自在夜裡吸一口煙，跳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殖民地將永遠消失，像我妻維利亞，不得不永遠消失。現在她會在尼波里某個草原小屋的火爐之旁吧，天氣已經涼了。但香港是沒有季節，不容回顧思索的。如今想來，維利亞離開我已經整整6個年頭，期間我竟然沒有想起過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時31分抵達現場。法醫、攝影師還未到達，救護員初步證實5個傷者已經死亡。報警者是鄰居，紅著眼，軍裝督察跟他道：“伊雲思總督察來了。你仔細跟他說一說。”年輕男子便跟我說：“他只是說，有些事件發生了。他沒有說，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他臉容非常憂愁。
疑犯還在廚房裡，督察說。警察到達時他正在煮咖啡，現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督察說。沒有上手銬，因為他沒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靜。
我一皺眉，便上二樓視察命案現場。
“孩子分別是三、四、六、七歲，二男二女，六歲及七歲女兒在這房間。”督察推開了門。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畫畫，腦後被硬物劈成星狀。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還抱著血熊，頸部被斬至幾乎脫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斷指，屍體應該是受害後再移至床上。
“3歲及4歲的兒子在這裡。我還以為他們在睡覺。”督察推開了另一度房間門。此時攝影師及法醫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兩個兒子伏在床上，還蓋著被，只是牆上一大片鮮血，腦後亦呈星狀，骨頭碎裂。 “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經包好在膠袋裡面，還標了箋，上寫'凶器：鐵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檢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滿室血污的房間站了一站：當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羶與昏濁。我很渴望可以喝一點威士忌酒。窗外有藍光，微微閃動。我大叫：“把警號關掉，蠢材！”軍裝遙遙地應道：“YES SIR.”但仔細一看，原來是藍藍的月光靜靜隱著殺機。我非常的蒼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個顫。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我老了。我原來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與恐懼，而且孤獨。
我想我要離開這個殖民地了。殖民地將不復存在。
精神科初步診斷疑犯精神正常，有輕微憂鬱傾向及患了點傷風。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說話，而距離48小時合法拘留只有10小時，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個民兄。據此人說，謀殺案發生前兩天，銀行突然多20萬現金轉帳，案發後翌日收到陳路遠寄給他的信，囑他用了20萬元安排死者及4個子女的葬禮：“我恐怕有很長時間不能再見你了。”信上寫道。
陳路遠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靜靜地看著我。我開腔道：“案發後你在廚房喝藍山咖啡。你喜歡藍山咖啡？”他毫無所動地看著我，就像有誰，有什麼，在他裡面死了。我心頭一動，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員出去預備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現場搜出的照片。一間鄉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陳路遠一家和一隻大牧羊犬站在園子裡的照片，全都笑著，連牧羊犬也張著嘴，附和著。陳路遠略略低頭，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麼遠處去了。警員送來了咖啡及攜來了耳筒鐳射唱機及喇叭。咖啡香彌了一室昏黃。鐳射唱機播著案發時他聽著的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我點了一支煙，就深深地陷入沉思與靜默之中。
“你喜歡巴赫的音樂？”陳路遠沒有回答。 “我想你不願意再說的了。多麼好。
你知道嗎？我下了班不說話，有時在蘭桂坊喝整個黃昏的酒，光聽人家在吵。不說話是一種奢侈。 “陳路遠看著我了，不知在聆聽，還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維利亞。我們剛在德布連結了婚我便帶她來了香港。你去過愛爾蘭嗎？那是個美麗而憂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馬，春天時滿地開了野菊。我們的兒子叫大衛兒，眼底帶綠，像愛爾蘭的草原。”
“維利亞一直不喜歡香港，或許因為我有一個中國女子。一次我醉後竟然透露迷戀上背上紋了一隻孔雀的中國女子。翌日回家我發覺維利亞伏在床上，痛得滿臉通紅，掀開氈子，才見得她背上紋了一隻大孔雀，血跡還未乾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諒。”
“但沒有用。你知道，我是個警察。我是英國人。我無法拒絕殖民地的誘惑。”
“她回去過愛爾蘭。我帶著大衛兒到她姐姐處找她，我什麼也沒有說，她只是抱著大衛兒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斷斷續續很多年。大衛兒開始獨自上學，交小女孩朋友。維利亞走了，在米蘭寄來了一張明信片，要離婚。”
“她後來跟了一個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後一次愛。背上的孔雀已經毀掉，她原來優美的背部灼了難看的疤痕。我一邊做愛一邊流眼淚。她只說：意大利人對我很好，遠比你對我好。我這樣比較幸福。請原諒我。我不能再背這愛情十字架。”
“她走後我開始很沉默。”
“生命裡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靜了下來，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謀殺犯——人的靈魂的幽暗，沉重婉轉至不可說，而且無所謂道德。他愛維利亞不比我愛趙眉愛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毀了她美麗的背、她的愛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卻殺了趙眉、明明、小二、小遠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員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無法背這愛情十字架。
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趙眉從醫院撲來找我，還穿著護士制服，只在我懷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讓我們結婚，離開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動如蝴蝶。別著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髮夾，無端端地生長著，像刺。
她要跟我結婚我便答應了。我沒有想過要拒絕，我愛她。
“陳路遠。”她總是連名帶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過來，握著。
“很奇怪。近來我老在找東西，總覺得失掉什麼似的。”她怯怯地笑起來，“你上班了，我總覺得永遠不會見著你似的。”
“失去什麼。就像你已經在墳墓裡了，我在你的墳頭走過，在呼喚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著。黑暗無處不在，遠處公寓房子的燈，已經遙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麼，永遠不能再回頭了。
“我們還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趙眉又轉念道，“因為我又懷孕了，路遠。”
“哦——”
“一個孩子就是一個新希望。讓我們好好的，給他關懷、溫柔、愛。”她將我的手輕輕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發熱——懼於生之無知未來，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嗎？”我腦裡慢慢浮現一個血嬰，半埋在泥土裡，趙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喚尋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趙眉緩緩地答，很緩慢，但很堅定。我知道她決定了。
我們以為自此便可以安頓下來。孩子是個壯大的男嬰，我們叫他小遠。小遠比兩個姐姐都好脾氣，晚上總酣睡，不大哭。哭也見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較開朗容易。
事情還是一件一件地發生。明明上幼兒班，突然不肯上學。趙眉又哄又嚇，總不得要領。她已經3歲多，突然扭著脾氣，撒了尿。趙眉替她換褲子時才發現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說：“同學打我。我和幼生講中文，他們便打我。”幼生是班裡另一個中國學生。趙眉觸電似的，皺著眉，跟我說：“路遠，我怕不幸的事情還是要發生。”
裁員還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著支票與措辭客氣的辭退信，回到家裡，在門後緩緩跌坐。冬日的黃昏來得特別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嬰兒夜夜啼哭，我們互相殺戮傷害，血濺成淺淺的池塘，說不定其中還會開一朵冰涼的白蓮。在廚房找到了趙眉，我只能緊緊抱著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趙眉。”
我軟弱的時候趙眉總很堅強，為我煮了咖啡，說：“我們還有足夠一年半開銷的積蓄，況且還可以領救濟金。”側著頭，想了想，浮現了一個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會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厲地看著我。我心頭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懷疑我們心裡的什麼角落，失去記憶與熱情，正綿綿地下著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什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那。
我無法按捺，將明明送回學校，回來緊緊抱著趙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膠雨靴：“趙眉，你有病。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豐足？”她低下頭來，緩緩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陳路遠。”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膠衣服，拉開了一屋墨墨的窗簾，到廚房弄吃的，姿態十分緩慢而安靜，像受完電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潔光亮的客廳中，隱隱聽到了趙眉播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蒼老。我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懼。
我竟然動手打她。明明放學回來，小二和小遠都餓了，他們就在廚房吃點什麼。
趙眉還是十分萎靡，只在廚房切切拌拌，小孩吃著，都哭了。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驅邪。我們有殺身之禍了。 “她竟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著她的發，摔掉她的調匙：”這是什麼？ “她說：”雞心、牛脾、豬肝。 “
我指著她的臉：“你給孩子吃這些？”然後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臉。孩子哭得更兇了。她也不哭也不鬧，只瞇著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
“你忘記了嗎？陳路遠。關懷，愛，溫柔。”——何以至此。我原來想愛她，關懷她，給她一個溫柔的家。
明明輕輕地走過來，抱著了趙眉的大腿。趙眉索索地流了一臉的淚，放下了刀，跪下說：“明明，你們父母做錯了。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跳進油鑊。做錯了什麼，我們卻不曉得。”
因為我們以為憑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終還是毀滅。
我獨自到了歐洲，又回到了香港。我無法再背負愛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無法再認得香港。我走路緩慢，鞋跟老給人踩著。
銀行職員問：“先生，身分證號碼？”我略一遲疑思索，職員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舊香港的濃咖啡，發覺咖啡室已經消失。電話號碼都改了7個數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線”。我去看許冠文的電影還會發笑，但整個電影院的年輕人都十分不耐，粗話連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選的立法局議員才20多歲。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間細小整潔的公寓房子，像愛麗思夢遊仙境，回到了單身時的孤獨與沈默。閒來坐在窗台上看飛機升降，原物實大的巨大飛行金屬，在窗前掠過，跑道在城市與海洋之間，閃閃發亮。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城市，獨一無二。
我找回舊日的拍檔，夜夜工作至晚上10時。生活還可以。午夜淺睡即醒，會昕到嬰兒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覺。
趙眉和明明還是找到了我。嬰兒小遠在啼哭，趙眉的腹部已經隆起。我低著頭想，懷的是魔鬼怪嬰，——我們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輕輕地掩著一邊發熱的臉。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過她懷中熟睡的嬰孩。她提著行李，默默地隨我進屋。
當夜我們還做愛，頂著奇怪而邪惡的隆腹。
可能就是當夜做的決定。
明明、趙眉、小二、小遠回到香港後就互相傳染疾病。空氣污染，明明老傷風、感冒。食物污染，趙眉老肚瀉。噪音污染，好脾氣的小遠也成天皺眉大哭。為了尋找加拿大的記憶，我給他們買了一隻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長，如癌之擴散，而我的決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誕生。
我不知如何將事情解釋清楚。到底是我毀了她們，還是她們毀了我，還是我們都是犧牲者。小四生長得很健康，跟每一個嬰兒一樣哭鬧發脾氣。我們一家6口，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趙眉也像每一個妻，送孩子上學，記得食品價格，見學校老師會精心打扮。明明學會多話，用電視肥皂劇主角的囂張態度說黑社會術語，小二不停摔破家裡的所有玻璃，小遠毫無倦意地生病，肚瀉，發熱，皮膚敏感。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週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
從油鑊跳入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
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而希望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趙眉不再跟我講關於溫柔、愛、關懷。她和我在這人生的各種歧途之間奔走，已經勞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我以為我的決定，再光明坦直不過。
要殺趙眉的意念總是一閃而過，第一次我們還在阿爾拔亞省加特利城。我們剛到幾個月，她懷著小二，我失業，二人成天在大雪紛飛的屋子。趙眉喜歡數錢——把現金提出來，找換成硬幣，一隻一隻的在數：“足夠我們過兩年4個月零5天。”
我看著電視，聽著單調的錢幣聲，趙眉近乎滿足的嘆息——又一天了。
幾時才過完這些日子呢，當時我忽然起了殺她的念頭——一閃即過，用刀劈碎她的腦子，肚裡流出紫黑的胎兒，再殺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會將我當重要人物看待，我們會上加特利亞城報紙的頭版。這個念頭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輕輕發抖。
趙眉轉過臉來，微紫的臉，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說：“陳路遠，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離開香港。但誰知道呢？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誰知道呢？”我心裡一陣揉痛，一言不發，只是抱著她。
我從來不知道加國有這樣漫長嚴酷的冬天，才11月，已經下了雪。趙眉愈來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廚房裡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煙三文魚、意粉、巧克力勿斯、蘋果批、果仁曲奇餅乾、龍蝦湯、鵝肝、燒鴨……二人對著一桌子的食物發呆。電視亦川流不息地開著，簡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趙眉又養了一隻牧羊狗，先餵狗，餵明明，然後才該我。食物吃不完丟進垃圾桶——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漫天風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園子裡只有荒涼的幾株楓樹，索索地搖動。雪亮如白衣，月色明麗。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雙腿麻得抬不起來——離開這食物豐盛的監獄。我們以為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布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
我在冰涼柔軟的雪中棲息。我累了。
在一個暗紫的夢裡面，我聽到趙眉子宮裡的輕微哭泣與呼吸。
醒來在雪白的醫院裡。護士和氣地道：“陳先生。”趙眉的紫臉，大大的，像一朵骯髒喪氣的花，在遠遠地看著我。
“不應該將孩子生下來，打掉他。”
趙眉哭了。
孩子生下來我們便搬到多倫多，那裡擠迫而空氣污濁。人們又喜歡飲茶，看明周，炒地產，比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們買了一幢高層公寓房子，換了一輛日本車，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員的工作——建築師當文員。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氣，經理總是十分有禮，叫：“陳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這疊發票？”日子安靜而緩慢。
下午5時零5分，他們都走清光，我有時在寂寞的辦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黃昏。站著站著，會看到趙眉紫色的臉，及兩個瘦小的嬰兒，像紫色櫻桃。我想狠狠地壓碎它，濺了一雪地紫紅的汁。
小二特別愛哭，叫起來惹動了明明，兩個嬰兒輪流哭整個晚上。趙眉和我，嚴重睡眠不足，她開始掉了一地的頭髮，連眼睫毛也禿了。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的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
趙眉讓嬰兒吵得無法入睡，便在廚房弄吃的。凌晨5時，我們夫婦對著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著眼前那隻吱吱的白老鼠，赫然驚覺老鼠已經成千上萬地繁殖，爬滿了廚房、睡房、閣樓，甚至在我的駕駛座上。我蹦地跳起，衝入嬰兒房，緊緊抱著明明、小二，怕他們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
轉身來，見趙眉單單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門口，睡袍縐而陳舊，淒淒涼涼的雙手交纏在胸口，道：“陳路遠，讓我們回香港吧。”
我們結果搬到了三藩市，在灣區找到了舊房子，我開一輛吵得不可理喻的舊福特，我又在一間建築師樓找到一份繪圖員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歡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經累極，而且開始習慣，轉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來，感到有藍光，原來是三藩市盛夏的無聲閃電。屋子裡異常的黑暗與靜寂。不大聽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樣又驚又喜，在陌生的美麗靜默國度漫遊。趙眉在我這個靜默國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陣一陣的無聲閃電裡，無聲地笑了。
我多麼渴望趙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卻摸索起來，開了燈，到嬰兒房找孩子和趙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卻空空洞洞，留了淺淺的睡痕。我的心撲撲地跳動。
終於在廚房找到趙眉。她沖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濃的巧克力——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煤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她不會再哭了。”我大吃一驚，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電召救護車。明明還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臉，一時急痛攻心，差點流了淚。趙眉只是靜靜喝著巧克力，有天真安樂的神情。我站在這麼一個藍光閃動的公寓廚房，空氣瀰漫巧克力香氣，身旁有勤勞的妻，天使女兒，而我又是個幸而能逃離香港的中產階級——救護員快要到來。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諷刺，再一次，對著趙眉，失神地笑了起來。
小孩很快復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醫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給了托兒護士，蠶蝕我們有限的積蓄。
情況再次地穩定下來。只是夜來我會做殺死趙眉的夢，醒來一身冷汗，緊緊地擁著她，叫她“寶貝”，說愛她，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愛。
趙眉又將明明和小二接回家來，好省點錢。她又乾回她的本行，週未做替工看護。我做著極其無聊的繪圖工作，老像一個永不升級的一年級建築學生。明明自從咽了香蕉後，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憂愁，眨著大眼睛。一次我們在明明用的小廁盆發現了血。她只是咬著唇，不哭泣也不動容。一看她，下體發炎得又紅又腫。
我忽然知道，我們只因為自己的輕弱，毀了她。
平靜而提心吊膽的，總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似的，我們還是在三藩市安頓下來，入了冬。
秋冬之間不過是幾天的事情，晚來早黑，家裡沒亮燈。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間搖木馬。小二在嬰兒床睡得正甜。趙眉不在。
我獨自在客廳喝一罐啤酒，坐在沙發上，睡了過去。
醒來天也全黑。趙眉仍然沒有聲息。車子還在，她沒有開車。打開衣櫃，看出她沒有穿大衣。我隱約嗅到不幸的腥羶氣息，夢也似的，浮現了她坐在沙發前看電視，額角緩緩地流著腦漿的形象來。明明伏在書桌上，後腦開了血的星花——我發狂地抱起明明，搖她：“媽媽呢？媽媽呢？”她只是一味地搖頭。
趙眉是否真的離開我遠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親著明明——多麼像趙眉。明明嚇驚了，只是別過臉去。
我在寂靜的林蔭大道叫趙眉的名字。鄰居亮了燈，探頭出來，關上窗。
在街頭韓國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開車回家。他停下來，道：“我見到你太太。在小公園，獨自坐著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楓樹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臉孔微焦而紫白，沒穿大衣，只圍了一條紫紅大圍巾。我靜靜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掙，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歡這裡的生活嗎？”良久，趙眉方說。
“談不上喜歡不喜歡。”
“與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
忽然有流星。
“你記得港大化學大樓外的草坪？那時我們總在那裡想，什麼時候才有一個我們的家庭，點著燈，像星星。”
“唔。”
我記得的趙眉，頭上總戴一頂秀氣的學護帽，時常默念護士的座右銘：“溫柔、愛、關懷。”
“我時常渴望有長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來很簡單。”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樓如人類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為我的建築是巴比塔。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那時候，我們還年輕。
趙眉輕輕地靠著我的肩。年來搬了三次家，生了兩個孩子，她已經非常瘦弱而鬆浮，身體像一個洩氣皮球。
“我們回香港去，好不好？”
我愛我的家人，所以為他們做決定。
我在西貢找到了一間幽僻的房子，園子裡有喪氣的芒果樹，隔壁有一雙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婦。我們搬進後孩子學會了喜歡月亮，趙眉深夜喜歡看電視，我喜歡音樂，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個月色明藍的艷麗晚上。家裡每人都寧靜安好。明明在畫畫，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遠已經上床，趙眉在看電視。而我在昕巴赫無伴奏組曲的來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內在的邏輯，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器具是刀與鐵枝。
原來人可以有這樣多的血。趙眉根本認不出那是我，死前還在叫“打劫”。明明的畫染滿了紅色，小四還小，不明白，以為我在玩遊戲，還叫我“爹地”。小二在睡夢中根本沒有醒過來，而小遠，淺淺地醒來，瞬即陷入長久沉寂的黑暗無意識之中。
最後的是大白老鼠。
行動並不困難。解釋決定才是艱難。我一直希望做一個忠實真誠的人——因為忠實，所以解釋分外困難了。
因為沈重婉轉至不可說，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在邏輯，因此沒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總督察明白了沒有。他是個孤獨的人，孤獨的人比較容易互相明白。
因為孤獨，所以比較清醒。
他在警方所擬的簡單證供上簽了字。離開前只緊緊地與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誠懇。
在庭上陳路遠拒絕答辯。辯方律師反反复复盤問證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時15分你報警報稱被告殺了人，當你初見被告時，他在你左邊還是右邊？你說有染血鐵枝，到底在門外還是門內？你說看見屍體，女死者趙眉，她到底張眼還是閉眼？
——證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這許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殺死家人，實在無可阻擋，不得不如此呀！”惹來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證人滑嘴饒舌，簡直當生命是笑話，法庭是遊樂場、街市！退庭。”
五項蓄意謀殺罪名成立，陳路遠被判死刑，日內由港督會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終生監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職，任分區副指揮官，見著我，顯得十分高興，又笑怨著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卻有得色。他比我年輕差不多10歲，當年在反黑組還是我帶著他。暴動時我們一起鎮壓新蒲崗膠花廠工潮，又聯手衝入北角華豐大廈。炸彈在我們不出一米外爆炸，我們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會所喝酒嗎？”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離去。
我整個人空空蕩盪，沒有喝酒已經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欄杆站一站。
遠眺維多利亞港，香港還是非常繁華。散庭時分，身後的律師，家人，一群一群地走過，像電影院完場。我卻想起了陳路遠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會再見著這美麗的維多利亞港了，世界將遺忘他。然而這是出於他自覺的選擇。而我呢，我卻毫無選擇，要失去這城市了。
我離開愛爾蘭時還是個眼底帶綠的青年，像大衛兒。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卻像一件穿鬆了的大碼衣服。
未幾大衛兒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經在蘭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還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銷了控罪。但這次在他的寶馬跑車行李廂藏了20公斤4號海洛英，約值港元1000萬。我才猛然想到，他不過是一個理工學院學生，竟然開一架寶馬跑車，而我竟然從來沒有問。
很多事情已經急劇改變，而我竟然不曉得。
我帶同律師去警署看他，他見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時替貓洗澡讓貓吃了殺蟲藥死去一樣，只是大哭“爹地”。
他還是我的大衛兒，安琪兒，寶貝。蘋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帶綠而且惶然，多麼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麼時候從一個機械工程學生變成一個要賺大錢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曉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時候呢，在我黎明與陌生女子做愛的時候，在我進馬場看馬的時候，在我放槍的時候，毆打疑犯的時候？還是在整個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時候？ “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為他不過偷吃了鄰家的蘋果呢。
我全身都發熱，不得不跳起來，緊緊地抓著鐵欄道：“你還想我怎樣，你狗娘養的！”
一拳地打在牆上：“你還想我怎麼樣？”
站在林桂寬大的辦公室門口便感到了難堪，無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裡面，正在應他：“YES SIR.”頓時我進退兩難，林桂已經聽到了動靜：“外面請進。”
又低聲道：“你先出去。”對方又應：“YES SIR.”見著我，原來是重案組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來意。林桂還是十分矯健結實，雙目鋒利如刀，手背猶有刀痕，是一次與我被銀行劫匪襲擊所受的傷。他沉吟半晌，方道：“伊雲思。這不是打劫、傷害他人身體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會肯。”他長嘆一口氣，站起來，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軍裝警員在步操，多麼熟悉，令人心安的聲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時我們還年輕。
“況且，律政署已經決定起訴。”或許因為熱，他緩緩地脫了外衣，隱現了結實均勻的肌肉，緊緊地收縮，又放鬆，才道：“伊雲思。現在真的不比從前了。英國人的勢力沒落了。他們日子不多了，犯不著冒險討好其他人。華人又不成氣候，所以，律政署那邊，很難。”我低聲道：“我可以用錢。”
他轉過身，和往日一樣眉目端好：“你要錢，我可以藉你。但……”他的臉容仍然令我心動。我愛他不比愛大衛兒少。 “伊雲思，你還是不要冒險了。早日回去吧。留在這裡，看著你熟悉的人與事，一點一點地失去形狀，我不知是敗壞還是新生，但眼看著這一切，也不免難堪。我才41歲，移民養老又太早，沒辦法。但你不一樣，你回去，比較安樂。”我忽然見到大衛兒捧著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
“何必呢。世界不會停下來。這幾年來，你老多了。我擔保現在和你跑長途，你一定賽不過我呢。”如此一來，我失去大衛兒，我又失去他了。
“謝謝。”我說，“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頂帽，好好的，保護我自己。來到香港以後，因為熱，也因為容易，我已經忘記愛爾蘭冷酷而又艱難的冬天了。
大衛兒上庭後我便遞了提早退休的申請。拿著過百萬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連開一個香煙報紙店，或許設一個加油站來經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變。我遞上退休申請才沒一星期，沒有警員再給我買煙或遞煙灰缸了。他們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辦公室的報紙。
我後來去過精神病羈留中心探過陳路遠。雖然數名醫生都檢定陳路遠精神正常，他們還是將他放在精神病羈留中心，比較安全。我去看他，或許是跟他說再見的，雖然他不會明白。他頭髮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懲教人員說他從不講話，獨自在囚室裡讀大英百科全書，晚上拉提琴：“重重複复，很沉悶的音樂。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遠帶著一幅全家合照，還有一隻牧羊犬，等等。陳路遠不會跟你說話的了，好心的懲教小伙子解釋，好像有義務讓我不要太失望。
陳路遠見著我，像兒子見到父親，很高興而又有點拘謹，安安分分地坐著。我亦無話可說，只是送他幾張鐳射唱片、一個耳筒鐳射唱機，一隻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 “試試聽。”這次播的是韓德爾。他的音樂像一隻冰涼的手，讓我們慌張火熱的心靈，得到安慰。二人並無言語，只在音樂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聾的貝多芬。音樂是孤獨者的言語。
播了半套的《彌賽亞》，我必須離去了。離去前陳路遠跟我握手，仍然溫暖，而且誠懇。我跟他說：“小心照顧身體。誰知道呢，外頭這樣亂，說不定會鬧出巴士底監獄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們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後很多年的事。到時世界不認得你，你自然也不認得這世界。這多好，像重生。”他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笑了。我又道：“這傢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過他便好像了斷我在香港的牽掛。林桂後來借我20萬。不為別的，只為了大衛兒的保釋金。我在會所酒吧碰到他，還沒有開口，他已經寫好支票給我，道：“慢慢再還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一生從未為金錢擔憂，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錢的沉重與痛楚。當夜林桂喝得特別多，不停的講粗話，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時酒吧關門，他才搖搖擺擺地要去開車。在會所門口，海風吹來，銅鑼灣避風塘的遊艇晃動，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滅。
他忽然緊緊地抱著我，道：“伊雲思，你老了，而且軟弱。我心目中的你總是高大強壯。多麼殘酷。”我推開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著碎步道：“我走了。我們不會再見面。我記得你，因為你從前教會我很多事。將來我老了，其實我也會像你一樣。但我記得的你，永遠年輕、勇敢、強壯，像我記得我自己。”
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車場的某處，開門，閉門，亮了燈，轟的便遠去了。
他還喜歡開快車。我已把車子賣了，便踱步到對面怡東酒店截計程車。
很久以後都會記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愛玉和我其後便玩血塘遊戲：淺淺的放一缸暖水，開一支紅酒，玩紙牌，輪的罰倒酒，讓一缸水變成血，在其中做愛。愛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總督察與謀殺犯。法官與建築師。我穿著愛玉的睡袍，愛玉穿我的西裝，預備給嬰兒的娃娃充當謀殺犯。冬天來了，我們便忙得不亦樂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著送院，愛玉忙送葬，回家來忙張羅嬰兒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愛玉生產那天碰到了那個洋總督察，衣服有點舊，鬍子長著，夾點白，正在“不准吸煙”的牌子下抽煙。我招他：“認得我嗎？就是一家5口謀殺案那個。”
四周轉來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說：“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機點起煙來。 “好嗎？又有人死了嗎？”他只搖搖頭，沒有作答。我只好亂扯：“我太太進院了。早產，有細菌感染。孩子可能會癡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煙。醫院員工還是來了，慢一點，總會來。也不多說，只指示“不得吸煙，違者罰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著督察，在醫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曬太陽。
“這怎辦？”他忽然問。
“他們不會罰我們款的，我認得他。”我說。
“不，這你們怎辦，如果生了癡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愛呢。”
他叉點了第二支煙。我在看樹上兩隻麻雀交談。
“我兒子。販毒。棄保潛逃。在機場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釋。自殺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嗎？”
他又搖搖頭。我自然很失望，只好應道：“也好。生存也不錯。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後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戲，“我變”地變在手中，送了給他：“鬼佬，幹嗎愁眉苦臉。你兒子要販毒，要逃，要自殺，也實在無可阻擋呀！”他奇道：“你這個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這樣你說我應該怎辦？”我答：“沒怎辦。
怎樣怎辦呢，玫瑰花不種也不收，也沒怎辦。這樣辦，辦下去。 “說得一塌胡塗，搞得洋人老皺眉。醫院員工又遠遠地向我們走來了。我低頭看，原來我們踏在”請勿踐踏，違者罰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說無益。 “他就也不多說，低頭說句再見，便雙手插著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陽光裡，分外顯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們的孩子果真是個癡呆孩子，不大哭。愛玉和我還是喜歡得不得了，夫妻輪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親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還是閃著藍燈通街跑，將傷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愛玉，聽見有死人還是興高采烈，又為死人設計了綴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裝大衣。癡呆孩子快樂地生長，臉孔粉紅，只是不會轉臉，整天很專注地看著一個人，一件事，將來是一個專註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災有什麼政制爭論，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愛玉還會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東很快粉了喜氣洋洋的粉紅漆，園裡種了一大叢新的玫瑰與茉莉，又種了一株白蘭花樹。又住進了一個家庭，男的喜歡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電器。
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關懷，溫柔，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