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傖的公寓裡的那間浴室還小。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內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你別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的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個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掛著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你最遠能逃到那裡。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頂著你的後腦勺，空閒的那隻手便上來搜你的身。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裡面的監視器鏡頭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到這塊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里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發式——披肩長發。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姦、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是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幹的。什麼都乾得出來的手，堅硬骯髒的指甲在椅子上刻劃，同時使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麼都乾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致的小伙子，頭髮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身上帶著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裡。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顯得異常整齊？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他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裡。”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鈕扣，鬆了松黃底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檔案夾，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裡。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他略略偏著臉，這讓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歡自己正在做著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出賣了他？還是他出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與我呈現一個怎樣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終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 “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只是“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除通姦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彆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里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嗯。”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干？ “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裡'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瞇瞇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變得鬆弛了，他體內也是一陣鬆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 “好，這就明確了。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的這個。”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裡。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噢，”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麼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 “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他的中文怎麼樣？比我的怎麼樣？”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國古文。”別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著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說著拉開抽屜，眼睛在裡面略一搜索，然後又回來，看著我。抽屜裡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從來沒聽過。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沒有。”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就是從天花板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我是說，你退伍的時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個節拍。原來他在這兒埋伏著我，他剛才的句句話都不是閒話。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軍官會有一筆不小數目的錢吧？”“記不太清了。”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做“安家費”。 他看著我，眼睛很快樂。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他挖苦成功了，快樂使他變得明目皓齒。 “六輛自行車。” 他說：“那得看什麼官了。” 我說：“那得看什麼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別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著我幫忙。他又來個明目皓齒的快樂。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他無非是想讓我明白，矇騙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鉅的事情。假如我矇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裡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面。 理查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你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我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只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確定。” 我看著他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入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獵物找死那樣，緊緊地看著黑洞洞的槍口。我直視著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儘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他的眼睛變窄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經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經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改口講英文，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拿別人的語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有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我在書店里手腳不干淨，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因為那點渺小的貪圖而受到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裡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號××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是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後左右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號是什麼地方。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她坐在椅子上盡量靠近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號。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是海灘上，日光浴裡的。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這幾乎是認定自己正幹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裡的FBI有著天壤之別。電影裡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復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的滑調了。 “什麼？”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面地點和時間。” “我告訴過你了。”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了，我只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裡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一線白牙齒閃著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只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只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沒得可挑，但說法是純粹美國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而只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麼做。 “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你現在講的句句話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因為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錶，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鐘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鐘。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嘆了口氣： “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黃昏十分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剎在阿書的車後。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里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他又說：“這麼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地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臟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形、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剎那。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麼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的態度。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麼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捲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待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面容。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甚麼也沒有：她赤貧，無助，只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面八方地抵擋。只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裡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裡。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麼？” “那裡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裡，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 “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夥，讓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他說：“那你想怎麼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你聽著，”他說，“你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裡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裡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裡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霉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麼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里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還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傢伙是個單身！”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裡看我，也在笑。 “不過他肯定沒什麼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 “我覺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因為每一筆劃都那麼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說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麼都乾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 “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乾什麼的？”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書馬上把四分之三的臉對著我：“這小子說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轉臉盯著他的側影：“肯定吹牛。說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還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幹糙活的。” 他突然從後視鏡裡瞅我一眼，說：“業餘情婦，你們怎麼有這麼好的業餘愛好？” 我說：“我剛到美國才幾個月，我這位朋友來了五年了。”我暗中檢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處小錯，一處大錯。這是由於緊張，可我不知自己緊張什麼。很可能我在打這個美國男人的主意，不然我這句答非所問、通體毛病的話算什麼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給人露一手，就會變得很沒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們三人一個接一個地沉默下來。 阿書突然覺得事情有了疑點。 “你把我們往哪兒開？！”她問他。 “你們餓不餓？”他說，“我特別餓。” “過了兩個加油站了！”阿書揭露性地說。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聲音都是笑的：“過了四個加油站了。” 阿書用中文說：“壞了！”她聲音壓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說我看見她把所有破爛和他的破爛一塊鎖進後備廂了。她讓我把我的皮靴脫下來；那鞋跟不夠尖利，不過比赤手空拳強。我說：“我可不想動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誰的？”她說：“好，那你把靴子遞給我——別從這邊！從右邊偷偷遞給我！” 前面燈光稠密起來。阿書催促我快脫靴子。我說：“我可就這一雙過冬的鞋。”她不耐煩了，頂我一句：“不就是兩塊錢在舊貨店買的嗎？”我說：“那麼大個舊貨店我在裡面開礦開了一下午，開出一雙湊合能穿的鞋是容易的嗎？”她簡直像吵嘴一樣說：“打又打不壞！打完他你再接著穿唄！”聽我不吱聲她又說：“前面好像是個大住宅區，我叫他停車，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後腦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夠沉。”我說：“不是說好你拍嗎？”她說：“我怕你捨不得你的破皮靴！”我說：“那你湊合著用你的鞋拍吧。”阿書說：“誰讓你坐後面？我要坐後面我就拍……” 他突然說：“以後可別隨便搭陌生男人的車。你們常搭陌生人的車嗎？” 我正要說我們從來不搭陌生人的車，阿書卻搶先開了口。她大聲說：“對呀，我們最喜歡搭陌生人的車，陌生人才禮貌客氣。這個鬼國家，一成了熟人，才沒人來理你！” 他說：“聽說過年輕女孩失踪的事嗎？” “那是年輕女孩！”阿書說，“我們又不是年輕女孩。真比劃起來，吃虧的還不一定是誰呢！一般帶大武器太累贅，隨身揣把微型手槍、催淚瓦斯什麼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他說：“噢！”然後他轉臉問阿書：“你叫什麼名字？” 阿書抬槓一樣反問：“你叫什麼名字？！” 車進入了人煙旺盛的地帶，一群十四五歲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還順手向過往的汽車上扔雪團。阿書緊急向我佈置：“現在車速才三十邁，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車我就喊一二三，你跟著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車！叫你停車！” “好的。”他心平氣和地說。車平滑地飄過極光潤的馬路，兩岸的公寓滿是溫暖的燈火。 “停啊！”她對他叫道，同時氣急敗壞地對我用中文說：“你怎麼回事？！拍呀！怎麼這麼飯桶？！” 我說：“你不飯桶你來！”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車！”阿書要嚇哭了，“停車！”她吼得肺腑震動。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馬上就停。”他答應著，一點兒也沒聽出阿書聲音裡的哭腔。他的腳在油門上加了一把勁，車速平穩地上去了。阿書說：“完了，跳車也沒法跳了。”他倏地笑出聲來，輕打一下方向盤，我們進入了一個小小的鬧市區。車子不動聲色停在了一家餐館門口。 在他笑嘻嘻請我們下車時，阿書仍感到一陣可怕的癱瘓。他的臉在餐館霓虹燈的映射中，顯得神氣十足。他說：“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車，是很難下車的！” 點菜時，我發現阿書開始報復。她點了三道二十五塊以上的海鮮。表情全無，殺人不眨眼的從容。 我說：“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書立刻打斷我：“誰說你了？我吃得完。”然後改用中文說：“這小子把我嚇得半瘋，你知道嗎，恐懼特消耗人的體力！” 他笑著看著阿書，又來看我，勸我說：“隨她去，我反正沒帶那麼多錢。” 阿書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還是笑瞇瞇的：“我在國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沒及時付賬，信用公司現在都歧視我，只給我很低的信用限額。我這月已經超額啦。” “就是說吃不起海鮮了？！”阿書惡狠狠地瞪著他。 “我沒估計錯吧？”她看著他對我說，“這是個窮小子，還摳門兒。”她拍拍菜單責問道：“那我們吃得起什麼？！” “吃得起'飽'。”他說。 我草草點了五塊九角九的“天使頭髮”，配番茄澆汁，然後就把菜單合上了。他在認真地讀菜單，面孔都被嚴嚴實實罩住了。 阿書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單後面的他一指：“怎麼樣？我說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沒什麼油水，比道格拉斯還不如。看見沒有，他看菜單是從右邊往左邊看。” 他這時從菜單後面露出面孔：“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話。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摀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係，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他看著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我發現自己也跟著他在哈哈地樂。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眾。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把他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我向特務福茨偏著臉張開兩個巴掌：“我只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號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地憋足一場大雪。氣溫很暖，不懷好意的暖，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著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醃漬，成了城市中最難看的一個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