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南堡和我想像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趕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腳底板生疼。
所謂集鎮，不過是過去的牧主在草場上修建的一個土寨子，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用黃土夯築的土牆裡，住著十來戶人家，還沒有我們一隊的人多。土牆的大門早被拆去了，來往的人就從一個像豁牙般難看的洞口鑽進鑽出。但這裡有個一間土房子的郵政代辦所，一間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間土房子的商店，兩間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個政治經濟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時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萊塢所拍的中東影片，如《碧血黃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場景。我先到郵政代辦所給我媽媽發信，告訴她老人家，我的處分解除了，現在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吃得很好，長得很胖、曬得很黑，人人都說我是個標準的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就像蘇聯一幅招貼畫《你為祖國貢獻了什麼？ 》上的煉鋼工人。
我沒有錢，但我有很多好話寄給我媽媽。
我的組員，包括“營業部主任”也託我寄信。他們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裡念苦經，要家里人趕快給他們辦准遷證吧，我想。郵政代辦所門口貼著一星期前的省報。省城的電影院在放映蘇聯影片《紅帆》。我知道這是根據格林的原著改編的。啊，紅帆，紅帆，你也能像給阿索莉那樣給我帶來幸福嗎？ ……我走到街上。這條“街”，我不到十分鐘就走了兩個來回。商店裡只有幾匹蒙著灰塵的棉布，幾條棉絨毯子，當然還有鹽。熏黑的土牆上，貼著“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棗二元一斤”的“露布”，紅紙已經變成了桔黃色。問那偎著火爐的老漢，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個老農民擺著攤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頭子一樣乾癟多須的土豆和黃蘿蔔，還有賣摻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個老鄉牽來一隻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廠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價買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頂多能宰十來斤肉。我一直把那幾個抱著羊的工人——奇怪，他們不讓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轉過臉來。肉，我是不敢問津的。
我的目標是黃蘿蔔，土豆都屬於高檔食品。我向一個黃蘿蔔比較光鮮的攤子走去。
“老鄉，多少錢一斤？”
“一塊，搭六毛。”老鄉邊說邊做手勢，好像怕我聽不懂，又像怕我吃驚。我並不吃驚，沉著地指了指旁邊的土豆：“土豆呢？”“兩塊。”“哪有這麼做買賣的？土豆太貴了。”我咂咂嘴。
“貴！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幾天苦，只怕你賣得比我還貴哩！”“你別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學來的一句土話，“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輩子都沒受過，你信不信？”我瞪著眼睛問他。 “嘿嘿……”他乾笑著，似乎不信。
“告訴你吧，”我冷笑一聲，“我是剛從勞改隊出來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鄉流露出畏懼的神色。 “怎麼樣，土豆賤點？”我突然故意把邏輯弄亂，話鋒一轉，“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哩。”
“哪有這個價錢？”他的畏懼還沒有到賤賣給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為這樣，他即刻鑽進了一個微妙的圈套。 “你拿三斤土豆來，我換你五斤黃蘿蔔哩。”
“當真？”我表面上冷靜，而心裡惴惴不安地叮問了一句。
“當真！”老鄉表現出一種很氣憤的果斷，“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還不換？！”
“行！”我放下背簍，“你給我稱三斤土豆。”
我先把錢付給他——我們昨天每人領了十八元，乾了一天就領全月工資，真好！老鄉取出自製的秤。我們倆又在挑揀上爭了半天。稱好後他倒到我的背簍裡。我說：“給，我這三斤土豆換你五斤黃蘿蔔。”
老鄉連思索都沒有思索，稱了五斤黃蘿蔔給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黃蘿蔔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勞改農場，我就經常和來給我們做買賣的老鄉打交道。我熟知他們有一種直線式的思想方法。有時候，他們會出奇的固執，拼命地鑽牛角，只記一點，不計其餘。這也可能使他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或創造性的勞動上，表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戲耍，讓他們顧此失彼，大上其當。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聰明戲耍他們的人之一。 “我”啊，你究意是怎樣的一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