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編輯鄭理的電郵，告訴我有關這本書的事情已經差不多是在俄羅斯，鄭理說，我們大家每天都在電視上看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因為飛機晚點，坐在莫斯科機場二樓的咖啡店裡面，喝著咖啡，打發著等待的時間。時間過得真快，去年的五月份，我在莫斯科，那個時候，剛剛從伊拉克回來，採訪完北京的”非典”，正在趕寫我的第二本書。
現在，一年多過去了，連我自己都有點驚訝，我的第三本書也已經寫完了。
有這本書，關鍵是鄭理，他是我複旦的師兄。第一次見他，是在去年上海的簽售會上，一個高大斯文的男孩子，簽完書之後遞給我一張卡片，然後用飛快的速度對我說，我也是複旦的，我是王若梅的同學，希望你能夠為我們寫一本書，還沒有等我反應過來，他已經在人群裡面消失了。拿著那張卡片，我沒有太當真，因為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寫點什麼。
後來他通過王若梅找過我，希望我寫寫自己的經歷，我一直沒有答應，因為我覺得，自己的經歷並不值得寫成一本書，因為我還年輕。再後來，變得很忙很忙，忙得連自己也不知道過去的一年都做過一些什麼，去過什麼地方，我們也就再也沒有什麼聯繫。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問若梅，可不可以給我鄭理的電話，若梅問我，你想寫東西了嗎?我說，是的，因為過去這一年，我走過中國十多個城市，去了幾十所大學，特別是和那些年輕的學生們對話交流，讓我開始考慮很多問題，也讓我有了很多感受，我想把這些寫下來。
若梅沒有反對，於是我就打電話給鄭理，剛開始還有點戰戰兢兢，因為不知道他對像我這樣的作者還感不感興趣。還好，電話的那頭，他的響應算是熱情，讓我放下心，開始動筆。
我寫一篇就發email給鄭理一篇，一開始他就給了我算是不錯的評價，這才讓我真的放手寫起來，因為我總是擔心，我的這些個人的感想，個人的經歷，別人到底有沒有興趣。我也給了若梅還有海燕看了幾篇，她們鼓勵我繼續寫下去，若梅非常直率地批評我的文字缺乏美感，但是也讚賞我的直率。
直到有一天，我說，我寫完了。
然後，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段時間，我是這樣的，我不關心這本書能夠發行多少，我只要看到它變成一本書。但是我很懷疑自己，因為我覺得，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這些感受和經歷其實並不是那樣的經得起推敲。
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郟宗培先生來到北京，我們匆匆見了一面，時間很短，但是大部分的時間並不是談這本書，而是海闊天空，然後我就趕飛機去了。又是一段時間之後，我跑了幾個國家回到北京，收到鄭理的email，
這本書才算定下來了。
說了這些，其實我是想說，有很多的事情是急不來的，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心情，適當的環境，於是就做成了。
寫這篇後記斷斷續續的，從莫斯科回到香港，再到北京，沒有辦法讓自己靜下心來，直到現在，坐在北京機場的咖啡廳裡面。
正好是國慶節的前一個晚上，剛剛從大會堂採訪完國慶招待會，一個人拖著行李，匆匆趕到機場。為的是能夠在十月一號趕回香港，因為我答應了女兒，國慶節三天假期，會好好陪她。
只是飛機晚點，到香港會是十月一號的凌晨二點多，不過delay總是好過cancel。
因為這已經是最晚的航班，咖啡廳只是開了一個角落營業。燈光暗暗地，可以讓我放鬆地躲在角落裡面。望著落地玻璃窗外夜色中的停機坪，忽然發現，自己生活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時間是在不同國家和城市的機場裡面度過的，自己就好像那些飛機，從這一站到那一站，稍稍補充一下，然後又上路了。如果沒有大礙，只是定期檢修一下，直到有一天便徹底不再飛了。
別人問我，過去一年，做了什麼，真的很難回答。因為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又不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樣讓人印象深刻，我只能夠說，我每天都在工作，唯一的變化是，我來到了北京。
人生就是這樣，做好了計畫，還是要面對變化。好像飛機航班，可能會延誤，也可能會因為天氣等等的原因取消。不過我倒是已經習慣，如果出現變化，我會對自己說，好吧，想想可以做些什麼:
好好利用等待的時間，或者嘗試改變一下自己的行程，因為這個時候，你無力改變現實，只有自己做出調整， 人生就是在不斷進行調整。
這本書，是給那些喜歡鳳凰，從而熟悉閭丘的人，是給那些喜歡閭丘，也希望了解閭丘的人，更是給那些希望從別人的成長路程當中得到啟發的年輕人，因為看別人怎樣走，可以讓自己少走一些彎路，走得更快一些。
每天和我的那些同事和同行們一起工作，讓我欣慰的是，他們從來都是把我當成他們的同事和同行，從來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在他們看來，我的名氣是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是他們從來不關心的事情。
我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敬業的記者，不得不承認，也是一個幸運的記者，正因為這樣，才有了這本書。
2004年9月30日於北京國際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