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跋

校改完最後一個字，對著即將送出的稿子，終於長長地舒出一口氣。因為這意味著，長達十六個年頭的一段創作旅程，總算有始有終地結束了。這十六年——從三十七歲到五十三歲，應該屬於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也許還是創造力最強的一段歲月。在我而言，雖然不能說全部，但起碼大部分都交付給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三部曲的創作了。在眼下這一刻，三月的和風不涼不熱地吹拂到身上來，蒙上一層薄翳的淡淡陽光，在陽台外的綠樹叢中弄影，我在電腦前坐下，準備寫這篇《跋》的時候，首先湧上心來的是一種深切的慶幸——慶幸生逢一個太平的時世，使我在如此長跨度的歲月裡，得以始終保有著一個雖有間歇，卻基本上持續不斷的創作環境，一種從容沉著的著述心態。而對於文藝創作，尤其是多卷本長篇創作來說，應當是十分必要的這種環境和心態，遠的不說，起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五十多年間，恐怕還沒有過。雖然未經一一細考，不過我總想，那樣一種動盪時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備這種能力、才華和抱負的作者，因此無法施展，終至齎志以沒，抱憾終天。

不知道是否由於我的小說竟不自量力地也試圖躋身於多卷本之列，而打算再現的那一段歷史，恰恰又是一段充滿著動盪、戰亂、苦難和死亡的可怕歷史，因而此刻我的這種感慨就特別強烈一些？ 我的小說所試圖再現的那段歷史，確實屬於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天崩地解”的亂世。它正值明清兩個朝代更迭的當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都空前地激化，再加上新舊觀念的對立和激盪，不同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交織成一幅色彩斑斕、驚心動魄的圖景。其中邪惡與正義、征服與反抗、卑鄙與崇高、腐朽與新生、絕望與追求、野心與情慾，把這一時期種種色色的人性，展現得極其充分，又異常徹底。應當說，這樣一個時代，遠不能只由一部作品來表現，也絕不是一部作品所能包容得了的。因此，我所選擇的，也僅僅是其中一個橫切面。即從當時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士”的階層來楔入，試圖通過他們在這一時期所走過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從一個側面記錄歷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種發展線索。我是這樣考慮的：就17世紀中葉那一場使中國社會付出了慘重代價的巨變而論，如果說，也曾產生過某種質的意義上的歷史進步的話，那麼恐怕既不是愛新覺羅氏的入主中國，也不是功敗垂成的農民起義，而是在“士”的這一階層中，催生出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我國早期的民主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是一種劃時代的飛躍，而且它對皇權專制制度的無情的、系統的批判，在被清朝統治者摧殘、禁錮了二百多年之後，仍舊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最終破關而出，而為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乃至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支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尋找和表現那些代表積極方面的、能夠體現人類理想和社會進步的事物的話，那麼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合適的選擇。

當然，小說畢竟是小說，光決定了立意還僅僅是有了一個出發點，要形像地加以表現，還必須有情節和人物。 《白門柳》三部曲長達一百三十萬字，其實只寫了三年間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禎十五年三月到當年的十二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之後，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潰的崇禎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魯王政權在浙東建立到全線潰敗。我之所以把時空跨度作如此的緊縮，固然是由於這三年當中，社會的變動極其急劇，對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衝突異常尖銳激烈，十分符合藝術創作必須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時也因為與之相關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為、思想和麵目，在此期間也暴露得最為充分而徹底，不但可以追溯其來龍，而且能夠預兆其去脈。就完成人物的塑造而言，已經具備了足夠的運作空間。

此外，小說寫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雖然上百，這些人物在書中所佔的位置輕重各不相同，但貫串全書始終的核心人物其實只是五位——錢謙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黃宗羲。五位人物當中，錢、冒、黃分別屬於“士”這一階層里三種不同的類型，各有其普遍的代表性；柳、董則分屬“名妓”這一特殊社會群體中的兩種性格、追求各異的女性。當然，作為這群人的對立面，小說還以相當篇幅寫到權奸馬士英、阮大鋮，以及降清明臣洪承疇，他們應該也屬於第一層次的重要的人物。 隨著近年來歷史小說創作的繁榮，什麼是歷史小說的話題也再度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這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難有定論的問題。由於不同的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別是所持的哲學、歷史觀念各異，因此甚至連展開對話恐怕也有困難。當然，其實也不必著急，大可以繼續各自實踐，讓讀者和時間來進行驗證。

不過，就我本人而言，卻有自己所遵循的準則。在眾多的“主義”和品類中，我更傾心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樣式。也許這是因為我更願意讓自己的作品承當起傳播歷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讓讀者能夠通過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類前行的艱苦而壯麗的歷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蘊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這一點，我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忠實地去再現歷史，哪怕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實現的主觀願望。為此，我在創作中，始終遵循嚴格的考證，大至主要的歷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書必有據。就連一些具體情節，也是在確實於史無稽，而藝術處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況下，才憑藉虛構的手段。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帶著鐐銬的跳舞”未免過於自討苦吃。但是我卻覺得這正是彌補生活體驗欠缺的最好辦法。而且，只要善於挖掘和挪展，它較之向壁虛構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當然，強調盡可能忠實地去再現歷史，如果理解為僅僅是指的忠實地、形像地再現歷史的事件和人物，我覺得，那還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作為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學作品，與以記錄和解釋進程為目的的教科書相比，與以普及歷史知識為任務的通俗讀物相比，應當具備大得多的容量，為讀者提供遠較事件（或人物）的運動過程豐富得多的東西。據我的理解，這些東西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當中，那些貌似瑣細、卻具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表現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麼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屬於主體——花朵，而基本的歷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撐作用的架子。只有經過作者以獨特的審美眼光和敏銳的思想觸角加以篩选和探究過的社會生活諸形態，才是扶持著花朵使之儀態萬方的綠葉繁枝。這是作者顯示其思想素養和藝術創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面，也是使作品顯得內涵豐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在創作中，不僅十分注意歷史事件本身的表現，而且尤其註意事件以外的歷史生活的表現；不僅致力研究歷史事件檔案中記載了的東西，同時也力圖旁及歷史事件檔案中所“沒有”記載的東西。盡可能把目光放得廣一些，筆勢放得開一些，舉凡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包括哲學、宗教、體育、建築、習俗、禮儀、烹飪、科技、教育、法制、災異等等，我都視為使作品的“枝葉”變得豐滿繁茂的重要材料，並把他們充分調動起來為創作服務，當然，這絕不等於實行知識展覽和材料拼湊。我的追求始終是：設法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會生活諸形態中，發現具有美學價值的那種“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寫人人筆下所無”，並使之有機地糅合在藝術的總體描寫之中。不過，追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這就只能留待讀者去評判了。

小說創作，基本上是一種個體勞動。短篇如此，長篇也是如此。而長篇創作，特別是多卷本的創作，由於耗費時間的漫長和遭遇險阻的眾多，尤其屬於一種“孤獨”的“長征”。在這個旅程中，來自各方面的支持、愛護和鼓勵，對於作者來說，無疑是至為重要和十分寶貴的。時至今日，回過頭去，我深深感到在以往十六年的漫長歲月中，如果沒有許多前輩、上級和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或者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創作條件，或者為編審書稿付出了心血，或者通過各方式使作者那經常陷於艱辛而疲憊的心靈受到撫慰和溫暖，獲得克服困難的力量，堅定前行的信心——那麼這部小說是肯定無法得以最後完成的。值此機會，我謹向真誠地關懷過這部書的陳越平、林江、黃浩、於幼軍；邢富沅、宋文鬱、陳浩增、李碩儒、孫雁行、蔚江、駱軍；黃秋耘、劉斯翰、饒芃子、蔡葵、黃樹森、陳永正、高風、谷守女、陳國凱、徐俊西、李樹政、林墉、林雨純、林建法、陳志紅、程文超、王曉吟、陳錦榮、張維、徐南鐵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具列的人士，表示由衷的謝意！

最後，我還要特別深切地感謝我的妻子葉紅。是她在漫長的歲月中，作出了忘我的犧牲和奉獻，我才得以在這個南國的美好春日里，終於如釋重負地寫下以上的話。 劉斯奮 1997年3月13日於廣州梅花村